作者：李爱铭

　　就近随机采访是记者常用的采访方式之一，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方便地使用这种方法。比如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举国上下都深受鼓舞。比方说，世界禁毒日，社会各界都在大张旗鼓地搞宣传。这时候，很多记者都会走上街头，走到自己最接近的现场，倾听和反映普通市民的感想和看法，并常常冠以“他们代表了普通市民的心声”等“大帽子”发 表出去。因为很多记者觉得，这种方法正是深入实际的表现，更容易取得接近性的效果。但事实上，仔细思想后我们会发现，在使用这种方法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街头随机采访是非概率抽样的一种

　　我们知道，市民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不可能挨个采访每位市民去了解，所以经常采用社会学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抽样调查。但是，因为这种抽样本身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以造成了这种代表性的偏差。

　　抽样调查通常有两种方式：概率抽样(probability sampling)和非概率抽样(nonprobablity sampling)。①概率抽样是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一个包含所有研究对象的整体的名单里，严格按照科学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每个研究个体被抽到的几率相等，所以能够充分代表被研究的整体。而街头随机采访是一种“非概率抽样”的调查。非概率抽样与概率抽样的最大差别，在于选取的样本方式及样本最后的代表性不同。我们就以最常见的“就近抽样法”为例来说明。就近抽样，就是在街道拐角，或者到商场门口去，随便拦到路人进行访问。就近抽样所选取的样本，受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很大，那些不在我们视野中的样本就选不到。由此所造成的这种样本代表的误差，也无法估算。所以，虽然对于就近抽取到的样本而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可信的。但是，这种结论不像随机调查出来的结果一样，可以推广到整体。非概率抽样出的样本只能代表它自己，不具有整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比如说，十六大召开时，我在青岛《半岛都市报》工作，单位紧邻一个大超市。我听到消息后，直接就到超市门口询问顾客们对此的看法。采访三五分钟就搞定了，马上回报社就可以写进稿子。但是现在看来，我在这种情况下采访到的人，都是些爱逛街的人：不是老人，就是家庭主妇，或者年轻时髦的小姑娘。对于物价、菜价，或者衣服的流行款式，或许他们的观点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但是对于十六大呢？这些人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完整地收看十六大实况，他们的看法能代表那些真正关注此事的人吗？而那些真正关注此事的，一般是不大爱逛街的中年男性，我们很难在街头采访到他们的。所以，这种街头随便抓取的方式，其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他们代表了某某城市市民的心声”之类的话，就得慎重考虑后，才能决定可不可以用。

　　活跃分子的观点不一定能代表舆论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最终被我们选中、进入了大众媒体视野进行“表演”的是哪些人呢？如果假定他们有代表性的话，那么是不是传播学上真正的“舆论领袖”呢？这也是一直被忽视但又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仔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最终能在镜头或者广播上发言的人，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的观点有多大的代表性，而更在于他本人的性格，即是不是愿意在媒体上公开露面。其实很多平时私底下能言善辩、能够代表一部分人心声的人，当真正让他面对媒体，给他一个公开发言的机会时，往往出于或这或那的考虑，反而不一定敢那么说了。而且，我怎么可能老是那么碰巧，在街头“守株待兔”，每次都能遇上这样的人呢？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就近随机采访，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就把目光多瞄准那些看起来比较好说话的人，然后走过去向他提出采访要求。有些人会干脆地拒绝，也有一些人会迟疑一下，然后摆摆手走开。所以街头采访最后得到的，大多是那些乐于在媒体面前表现自己的人。至于他是否真正代表了市民中大部分人的心声，那是谁也证实不了的。

　　内容公开性的压力使被访者更易发表符合主流舆论的观点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选中的恰好是有代表性的人、而且他恰好也是一个舆论领袖，但我们还得把另一个因素考虑进来，那就是：媒体内容公开性的压力。当我们在就近选中的采访对象面对着公开发表的可能性时，他还能够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吗？

　　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是比较放松和随便的，但是当我们在街上随意地选定一个被采访者之后，他的角色就不再单纯是与记者本人的人际交流了，他成了大众传播的参与者。他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有可能被广泛地传播出去，所以他将不得不考虑，这些话说出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自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这就给被访者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面对电视镜头的时候，这种压力更为直接。这时他就有可能不按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去说。

　　例如在2003年7月的淮河流域防汛救灾过程中，为了泄洪，要把安徽省颍上县唐垛湖大堤炸开。十多万亩良田和房屋将被淹，农民辛苦劳作了大半年了，这一炸，不仅粮食没了，而且也将无家可归，当地老百姓肯定有想法。但是，面对公开发表的这种压力，他肯定会想一下，跟政府的政策唱反调，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反对的话只能私底下讲讲，在这样公开的场合，我还是不说了的好，就说好的方面吧。于是，《新华每日电讯》7月11日4版《一位工兵营长的两次分洪经历》一文里，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炸，周大爷抹着眼泪心疼良田，但是说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7月16日的《家淹了，但心是暖的！》每个被采访的都表现出信心十足的精神状态，面对媒体，他们对难关的担忧竟然一点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他说的那些话，可能连他自己的真实思想都代表不了，何谈代表他人？他面对媒体时所讲的那些话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来自他想象中的“多数人的想法”。但事实上，他所假定的这个想法可能根本就不是现实中多数人的想法，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揣测而已。在强调政治的社会环境中，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多数老百姓还是宁愿通过私下交流，而不愿意冒险在公开场合去唱反调，为自己惹上麻烦。所以当他们中有的人在街头被随机挑中时，多数都会千人一面地提供类似的观点来敷衍，说一些大家都会说、而且绝对出不了问题的空话套话来应付。

　　但不幸的是，我们很多记者之所以做这样的随机采访，有的时候就是要把这种“好好先生”的套话拿去交差。被访者在这儿只是一个必要的符号或者是道具，不需要他真正提供什么有思想内容的东西的。所以这时，愿意而且能够提供这种千人一面“代表语”的被访者，反而比那些敢说真实想法的路人更受记者的欢迎。于是我们挑选的这些代表所说的话，反而离真实越来越远。

　　记者的倾向可能使被访者意见的代表性出现偏差

　　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因素全部排除，还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记者的倾向性。记者有意识地诱导被访对象，扭曲他的本意。

　　就近随机采访的方式，与一般事先约好特定采访对象的最大不同，在于是否“有备而来”。就近随机采访时，被访者是被临时选定的，他们往往连起码的思想准备都没有，就突然被记者逮住了提问。在这种仓促的情形之下，他们被记者事先确定了的意图“牵着鼻子走”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事先约定的采访对象。

　　面对这种突然而来的采访，一般人都会有些紧张，需要经过一小段时间后才能进入状态。而记者这种街头采访又常常是有时间限制的，为了尽快顺利完成采访任务，这时记者一般不会耐心地等待，而会开始“循循善诱”地引导，或让被访者放松，或提示被采访的话题，甚至有很多时候开始不自觉地暗示，引导被采访者往自己想要的内容方面思考。而这时，紧张的采访对象只能被动地应对。

　　另一方面，即使被访对象能够迅速进入状态，而且很快地表达出他自己的观点，最后我们媒体发表出来的与他原来的本意，还是会有一定差别。因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有些人所持的观点与我们本次街头采访的意图不大相符，他从头到尾对我说了二十句话，我只用其中符合我要求的十句作为“市民心声的代表”发表出来。记者在这个把关过程中已作了多大的取舍！

　　所以，很多时候在街头随便选取采访对象进行采访时，最后得到的内容正是我们想要的。但其实我们很少去想这个事实背后的逻辑：“我们只要我们想要的，只选我们想选的”，却堂而皇之地挂上“他们代表了某某城市所有市民心声”的牌子，这是多么的荒谬。

　　面对日渐成熟的受众 这个把戏玩给谁看？

　　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受众对媒体所随机挑选的这些代表们颇有微词了。比如说，有读者读了2003年7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的《俺这回真懂得了啥是“三个代表”》一文后，很不以为然地跟我说，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他真的知道“三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吗？党和政府对他好，他肯定感恩戴德，但从他嘴里说出什么“我看‘三个代表’的要求你们都做了”之类的话，我可就认为是记者有意拔高了。

　　以前没有太注意，可能是宣传的意识太强烈了，觉得只要做出了这种“亲民”的姿态就够了，但是恰恰忽略了我们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其实，受众没有那么好糊弄的，他们对于你传达出来的信息，可以全部相信，可以部分相信，也可以完全不信，这个自主权在他们手里。受众对于信息有三类解读：说服性的、协商性的以及颠覆性的。如果他们觉得你并没有选到那些真能代表他们心声的代表来发言的话，他们对于发言的内容完全可以进行反面解读的。尤其是数次重复后，媒体的可信度下降，那受众从此产生的逆反心理，会使媒体的这个“亲民的把戏”的本意全盘落空。那时候，我们选取的这些“亲民秀”的街头采访，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注释：

　　①艾尔·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第257页

　　(本文为《新闻记者》独家提供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