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其报道范围涉及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外交无所不包。西方媒体基于其批评性特点和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因素，其涉华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客观，不太实全面，更多的是着重于揭露和批评中国的现存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普通百姓是很难从欧洲媒体报道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尽管如此，近年来欧洲媒体在涉华报道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正面报道数量增加最明显的变化可以说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方面，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较前更为客观、积极。由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成就，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对欧洲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到中国投资、合作的欧洲企业不断增加，西欧国家的商店、超市中的“中国制造”越来越多。在如此巨大的商贸影响下，西欧的经济类报刊不得不正视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焕发出的活力，在报道中开始出现较多的正面文章。关于西欧企业到中国投资、中国和西欧企业合资办厂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有些文章援引一些经济界人士的话，谈论并描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预言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去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两会召开、新一代领导人上台执政、“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返回、温家宝总理访美等，欧洲媒体都有很多正面的报道，尤其是经济类报刊对中国的客观、正面的报道都有明显增加。

　　英国《金融时报》是在英国知识分子中较有影响的报纸。去年以来，它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时一天有两三篇甚至更多，去年下半年甚至开办了一个中文网页。该报著名经济评论家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积极的评论文章。如今年1月7日的长篇评论《向上的中国经济》，全面评价了2003年的中国经济情况，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近期确实表现不俗。去年12月19日的评论《中国电力系统蓄势待发》分析评论了中国电力系统的改革已经开始。马丁·沃尔夫去年11月的评论《世界应心平气和地对待醒来的中国》，说“充满活力和务实主义是当代中国最明显的两个积极特色……十几亿中国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任何因素都不会成为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绊脚石”，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不得不习惯于这一事实”。去年12月该报又刊发了《中国走向繁荣的长征》等文章，都对中国给予了比较客观和积极的评价。过去经常骂中国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中国的客观报道也开始多起来。去年10月29日那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崛起的龙———富国因自己的经济问题抱怨中国》，针对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的“加工厂”减少了别国的就业机会、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影响了日本的通货紧缩，以及欧洲国家压人民币升值等，指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政治家们总是需要谴责什么，今天的富国们自然而然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文章得出结论说，富国抱怨的中心，是不愿意为自己经济上的失误承担责任，指责中国是比较容易的，但美国贸易赤字的正原因是低储蓄率、大规模的房贷和预算赤字过大。同样，日本、欧洲都不应该用人民币被低估作理由，来延迟自己的经济改革。治病药方要在自己国内找。引起欧洲媒体这些变化的首要因素，是中国的变化。第一，在世界经济普遍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却持续、高速发展的活力震撼了西方；第二，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第六大经济实体这一事实，令西方人不再小看和忽视中国；第三，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所呈现的巨大商机吸引着西方的企业家。欧洲国家的经济类报刊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客观报道，反映企业界深入了解中国的需要。另一方面，欧洲媒体的报道，首先都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自己读者的需要。在过去中欧实质性的经济贸易往来较少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主要是为满足读者的猎奇需要，好像越揭露中国的问题，越有读者。现在的中欧关系中，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深，读者要求了解实中国的愿望提高，这是媒体变化的重要因素。去年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到英国演出，英国《泰晤士报》、《独立报》等多家报纸都发表了文艺评论。今年中国春节影响明显比以前大，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来祝贺中国的新春佳节，欧洲人知道猴年的人也多了起来。负面报道为主，媒体依然“报忧不报喜”

　　然而，就记者的观察，这种变化并非体现在所有的媒体上，除经济类报刊外，大部分综合性报刊和电视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消极调子仍然占主导地位。在欧洲媒体的报道中，对美国的关注永远占第一位，其次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新闻，最后才是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新闻。

　　有几位英国朋友就经常抱怨说，英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太少了，说中国好话的报道太少了，正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太少了。

　　翻开西欧报刊的涉华文章，总体感觉是负面文章仍占主导地位，有些“要么不写稿、写稿就有事”的味道，而这个“有事”又很少是积极方面的事。如对中国的天灾人祸、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民主人权、污染严重等报道起来津津乐道，而对中国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作出的努力和不断取得的进步却很少提及。欧洲媒体看重的不是中国20多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在变化中存在和派生出的问题。例如，去年非典暴发期间，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在初期处理不力中暴露的问题，并大肆渲染；而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心协力抗非典，短短几个月便控制住病情的事实却轻描淡写。再如，去年原材料价格涨价，11月13日的法国《世界报》就刊登文章《中国促使世界原材料价格疯涨》，认为“由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金属、农产品、能源和海运等方面的平衡被打破了。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形成重压”。英国《星期日电讯报》10月份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警告》，称西方现在必须清醒地面对中国崛起对全球的威胁。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整体经济继续保持9%至11%的高速增长态势的话，21世纪将成为中国的世纪，就像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到那时，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将成为一个非常不同、远没有现在舒适的世界”，等等。如此处理新闻的手法可谓“用心良苦”。欧洲普通民众之所以对中国存有不少误解甚至偏见，与媒体这种“报忧不报喜”的选择报道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媒体同经济界及政府层面的对华态度相比明显滞后。

　　此外，这种涉华报道的负面性还体现在相关文章(尤其是法文媒体)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风格上，常常使用一种调侃或讥讽的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对这些媒体来说，是个“特殊的”国家，不具备“正常国家”的特点，因此在报道上采取的也是一种特殊、居高临下的方式。例如，美国、巴西或者泰国等也有问题，但这些媒体在报道甚至批评这些国家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一种比较正常的语言，而一旦涉及中国则“另眼相看”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情绪”，可以说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国时缺少一些应有的“平常心”。意识形态仍在作怪，媒体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客观地说，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欧媒体的对华报道虽以“负面”为主，但也不能说没有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同其政府或经济界的态度相比来得似乎慢了一些，步子小了一些，更谈不上“与时俱进”。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恐怕是个主要因素。

　　在欧洲媒体看来，中国是冷战结束后还存在且影响不断提高的“共产党国家”，而“共产党国家”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不讲民主”的国家。他们不愿看到中国20多年来的变化，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不配套，早晚要出问题。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自然很难看到一个实的中国，更谈不上客观报道了。

　　冷战后，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观念虽然开始下降，但在对华态度上，这种意识形态成分却没有被岁月所冲淡，并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涉华报道中。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很难改变先入为主的对华观察视角。一般来讲，西欧媒体多年来对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看法，而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视角去看中国。符合其看法的事实(如问题或负面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实的，就要抓住不放；而和其观点不符的，就不在报道之列，不管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不仅先入为主，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以偏概全也是欧洲媒体涉华报道的一大特点。不可否认，转型时期的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中国政府对此并不隐讳。但同样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不足是中国进步中的问题，如果只讲问题而忽略了进步，以问题代替全部，那么展示给读者的只能是“井底之蛙”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不全面、不符合实际的中国。遗憾的是，在欧洲的不少涉华报道中，这种以偏概全的文章还随处可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误导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当然并非一切都好，但也绝非一团糟。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只有放下架子，尽量学会客观、全面地报道中国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国家，才能在东西方之间搭起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环球时报/姚立施 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