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据新华网12月24日报道， 新华社女记者刘非小24日在湖南湘潭市盘龙山庄大酒店采访一起群众上访事件时，被盘龙山庄大酒店恶保安扭打，并被强行拖至“警卫室”限制人身自由达10分钟左右。由于她是因为采访当地警察用暴力手段驱散上访集会群众而被殴打的，因此，警察对她的被打采取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新华社记者被打已经不是爆炸性的新闻了。10月21日，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采访河南登封市昌达煤矿透水事故时，采访被阻，相机被抢，并被殴打致伤，社会舆论对记者被打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余波未息，又发生了这起新华社记者被打事件。有媒体曾经发表评论，认为如果被打的不是新华社记者，恐怕社会关注度不会这么大，这是有道理的，新华社是我国最具权威的舆论机构和宣传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曾经为了保护新华社记者采访突发新闻，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维护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权，即使如此，也没能保护得了他们被打的厄运，至于其它地方媒体记者被打就更是见惯不怪了，如果简单列举一下，仅在2003年就有如下数例：在南京，《金陵晚报》等几家媒体记者在教育厅采访被保安殴打，在西安，两记者因正常采访被打，在河南，有不少记者因为采访平舆县杀人案而被打，在北京，京华时报采访记者被打，等等等等，以至于有好事者认为今年是“记者被打年”，可见记者被打的现象是如何严重了。

　　我们注意到，在新华社记者被打的过程有这么一个细节，那就是打人者都很“专业”：不仅冲着人去，还冲着采访器材比如相机去。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阻挠采访，不让采访者得到第一手的采访材料。何以如此惧怕记者曝光，以至于不惜冒着风险对新华社记者施暴？这其中也有一个利益博弈过程：相对而言，因记者曝光而造成的“危险”（舆论上的、政治上的以及行政上的等等）要大于通过殴打记者阻断采访而造成的“危险”。虽然说记者被打后也会酿成风波，引起舆论的关注和有关方面的介入，但当地自然会找出几个替罪羊来抵挡：在登封，当地的几名官员面对新华社记者被打无动于衷，如果没有有关领导的指示或者暗示，恐怕不会如此狂妄。在湖南，女记者被打时警察也是坐观“风景”，等到保安打完人后可能有关方面就会找出几个“临时工”来“处罚”，然后“诚恳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等障眼法，人人心知肚明，可你就是没办法。

　　记者被打，首先是缺少一个保护记者权益的机制，现在记者被打后，对有关责任方的惩处，确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以至于打人者往往有恃无恐：打的就是你记者。在我看来，记者频频被打，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舆论监督力度越来越大了。现在，我们媒体的报道视域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对新闻事件的挖掘越来越深入。以新华社记者被打为例，一个是采访矿难这么一个与地方政府利益甚有关联的事件，一个是采访警察动用暴手手段驱散上访集会群众这么一个敏感的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禁区，记者只能发点内参的，但现在的媒体都敢于公开报道、能够公开报道，并能通过报道对有关方面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往往直接导致对有关责任人的查处。这说明我们在舆论宣传上政策放宽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被提升了，媒体的监视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了。对于媒体的这种表现，原先惯用的采取宣传部门打招呼来摆平的“软力量”的渐次失效，以贿赂收买来操作搞定的手段的渐次“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选择等而下的“暴力”手段。

　　可以说，现在舆论监督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一方面社会对舆论监督的呼唤越来越迫切、要求越来越高、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比如刘涌这样的“大佬”在舆论监督的压力下被高法提审后判处死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舆论监督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被阻击的手段越来越多、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沉重，这两种力度的对决已经日趋白热化。因此，无论是对舆论监督者的保护和监督，都需要一部法律来发挥作用。如若不然，记者被打还会泛化，对媒体的施暴还会频繁，而舆论监督也难以进一步向深度掘进，难以进一步发挥监视社会环境、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新华社记者被打，集中地说明了监督的力度（戳到了有关部门的痛处）和监督的尴尬（缺少必要的保护，打人者会出的成本不高）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上。

　　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到来，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呼唤：舆论监督需要突破，建设政治文明需要突破，那就是现实的困境迫切需要出台一部相关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