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的秋冬之交，在纽约碰到刘东兄。他一如往常滔滔不绝，谈话中特别说到回北京后要创办一份具有国际性的中文学术刊物，并邀我参加未来的学术委员会。我觉得国内始终缺少真正的学术刊物，自然乐见其成。不过我也深知在国内办刊物之难，更不用说是一份严肃的和国际性的学术刊物了。因此，对于刘东兄的计划，我心里是存了疑虑的。

　　四年过去了。此刻，十几卷沉甸甸的《中国学术》摆在面前，足以消除我当初的疑虑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问，刘东兄当年要办一份“国际性中文刊物”的目标达成了吗？或者，用一种更合理的方式问，这一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并不是针对刘东兄本人，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恰是因为这不是那种私人性的愿望，而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常常被以一种扭曲和肤浅的方式加以对待，因而变得庸俗可笑。

　　何谓国际性？在我看来，国际性应当不以学科或者题材来界定，也不必冠以“国际”二字。名为“国际政治”或者专门讨论“世界经济”的刊物未必就具有国际性，而一个讨论中国问题的刊物却可能是国际性的。换言之，国际性不是一个标签，而是国际间学者和知识分子通过平等对话和交流共同参与某种学术事业的实践。

　　然则，为什么要讲求“国际性”？国际性的含义既如上述，其价值自明。虽然国际性并非(也不应当是)所有学术刊物必备的品格，也不是人们评价任一学术刊物应取的标准，但在中文学术世界，一份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出版物自具特殊意义，又不应当一般而论。这里，所谓“国际性的中文刊物”，重点在“中文”，在那种我们自牙牙学语就与之为伴、赖以为生的语言。

　　这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语言更敏感、更微妙、更至关紧要的东西了。不过，语言又是如此平凡，如此深入生活，以致我们往往以为它是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直到有一天，某个机缘将我们彻底暴露于语言的支配之下，我们才开始深刻感受语言的力量与微妙处。自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乐于学习和掌握另一种语言，参与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的游戏，但在有些场合，我们有正当的理由选择母语，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把使用母语视为当然。然而，中文虽然拥有也许世界上数量最巨的使用者，却不是通常所说的国际性语言。这种情形在学术界尤甚。在海外中国研究的各种研讨会上，无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讨论者中有多少人能够讲中文，交流的语言极少是中文。这种情形表明了中文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常常是令人难堪的弱势地位，也标识出中国学术的贫弱。因此，发愿办一份国际性的中文学术刊物，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尝试。

　　既然国际性不是标签、论题或者译文集，而是国际间学者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学术实践，一个学术刊物的国际性便不可能靠强求、乞求或者自我标榜获得。这里，关键在于不同国度和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的自愿参与，在于参与者对所参与事业的认同和承认，而后者又取决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语言(此非自然的语言如汉语、英语等)，以及最低限度的共同的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中文世界冠以学术之名的刊物(更不用说以学术相标榜的出版物)成百上千，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却很少，说到底是因为缺乏获得广泛承认的基础。

　　作为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中国学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优秀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或者作为刊物的学术委员，或者作为匿名审稿人，或者作为撰稿人为刊物贡献其力。海外学者的投稿，虽然有些需要从其他文字翻译成中文，但是无一例外要经过刊物的匿名评审，服从刊物对于首发权的排他性要求。这些程序和要求虽然严格并且常常费时，但是有助于提高刊物的学术品质，因使刊物得到许多严肃学者的承认和参与，这种承认和参与反过来又提高和维护了刊物的学术品质和声誉。在此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国际性的程度与一个刊物的学术品质联系起来考虑。

　　要了解《中国学术》之尝试和努力的意义，不应忽略与之并行的另一种潮流。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致力于国际性的努力，但是其含义大不相同。

　　前数年听到一种说法，谓现代人必须具备三项技能：讲英语、用电脑和驾汽车。我闻之引为笑谈。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这关于现代人质素的要求，大约除了最后一项，竟然就是中国高等教育选拔人才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准和举措。时下要晋升教授，须要“外语”和计算机两项考试达到标准，这其中，外语一项尤为要紧。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引进人才先要测试外语，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一位国家领导人视察该校，就问到那里有多少人可以用英语授课。在这样的氛围里，“外语”自然成为一项考量教育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个人成绩考核，以在“外文”期刊发表得分最高；学校排名，也以其“外文”发表之数量为重要指标。至于大量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为表明其与国际接轨的意向和努力，许多也附以英文书名、目录和提要。甚至，有关部门还要求所有中文学术刊物都应附英文目录，谓之规范化。

　　这种努力和要求意味着什么？中央电视台不久前曾播出一条消息，谓某医科大学科研进步，能用英语查房。看到画面中用英语交谈的医生，我对他们流畅、准确地表达和交换意见的能力深感怀疑，更重要的是，我看不出英语查房有何必要，且不说这种牺牲医患沟通和患者知情权的“接轨”法与国际间应当借鉴的做法毋宁说是背道而驰。然而，时下流行的国际化大多如此。

　　其实，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学习和运用外语，相反，我相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更多地阅读和引用西文文献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助于学术的提高。但问题是，造成我们在教育和学术方面落后的并不是语言，而是体制以及设计和指导这种体制的思想。因此，以为不改现行的教育和学术体制，通过考核教师和研究者的外语水平，或者在中文出版物里增加英文目录，就可以“与国际接轨”，“建世界一流”，那就不只是天真，而且可以说是在做伪了。

　　《中国学术》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这自上而下和体制化的“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之外，探索另一种国际性，一种中文世界的国际性。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一份中文刊物(难道它不应当是一份中文刊物？)，而在于它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发言，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努力发掘中文学术世界的潜力，在其中发现国际性参与的基础，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不只是把世界带入中国，同时也把中国带入世界。因为用自己的语言发言，既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一味地追随模仿，而是为一种共同事业作出自己不可取代同时也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学术》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实际上，要接近这些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着眼于大的背景，可以说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相应发展，中文在国际学术交往中的弱势地位终究难以改变，类似《中国学术》这样的努力也不可能发生更大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中国学术的品质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学术交往中基于平等对话的自主自尊的国际性也不会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而自动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的意向与尝试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珍惜。 （梁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