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夕

　　于新闻业中思考做人

　　胡舒立的故事只能从她25岁时讲起，因为一切能引起她兴奋的话题全与她25岁以后的生活有关。

　　1978年高考恢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胡舒立被阴差阳错地招入刚复校的人大新闻系。在文革中被当作政治工具使用的新闻记者之职，给人们的内心投下了极大的不快，胡舒立也在这种不快中度过了4年。那个时代对拥有一技之长的迷信让学文科的人颇有压力。胡舒立的大学4年把重心放到了英语学习上。然而所有的人都说胡舒立是天生当记者的料。她对这样的话耿耿于怀。“他们怎能了解我的想法，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

　　1982年的中国工作的选择权还不在个人。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对记者行业的认识转变来自一位著名作家。“当时的我们都以当记者为耻，拼命想往文学家那边靠。可是这个已成名的大作家却根本不在意个人的名利，他非常坦然地在报纸上写报道文章，署名就是记者×××。他说有什么阵地能比与8亿人交流更好呢？只要能对公众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发生有益的影响何必在意形式呢？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胡舒立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超越个人的更高追求，看到了更伟大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关乎是记者还是作家的个人声名，胡舒立突然明白了记者的职业作为，她不再轻视自己的行业了。

　　适逢中国搞党风党纪建设，新闻的监督和批评作用赋予了从业者，深埋在胡舒立内心的对新闻的热情被激发了出来。当她全力以赴地投入时，她真正明白了自己确实天生是个干新闻的人。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文章出来，每天的读者来信和电话不断。报纸的舞台影响力之大让胡舒立兴奋不已，才华和冲劲相集一身，胡舒立干得一发不可收拾。

　　80年代的中国政治气候的松松紧紧也同样投影在新闻舞台上。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一次离开大环境中心的遥远放逐。惜才而怕才的矛盾让她所在的报社领导做出了这样一种安排：他们让胡舒立学会开车——这在1985年可谓少之又少，一辆皇冠陪同胡舒立在陌生的厦门横冲直撞。是要有横冲直撞的勇气。在这个只肯说方言的开放区，一个女子驾车在大路上仍会被众人围观。为了迅速地融入，胡舒立在给采访者当车夫的问题上不做半点犹豫。她在这里呆了一年半，没有大稿子可写，没有事件可以发言的苦闷困扰着她，于是她到厦门大学进修英语。

　　走出国门的思考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是胡舒立人生中的重大机遇。为期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领导是积极鼓励的。他们希望会外语、会开车的胡舒立能够成长为全能型记者，派驻到外国更不必有过于锋芒的担忧。

　　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她坚定不移地知道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每到一处，参观当地新闻机构，采访或座谈或调查，胡舒立都会收集各种与报业有关的资料。许多次，走在大街上，抱着沉甸甸一箱子资料，没有人给予她一点帮助，就是自己辛苦地抱到邮局寄往中国。高额的邮费和不断支出的资料费都没能让胡舒立退却，她一直想着回国后那一本有关美国报业的书的写作。

　　读过《美国报业见闻》的人都知道，胡舒立是在做如何办报的思考。短暂的5个月，让胡舒立意识到自己曾秉持的职业理念仍有欠缺。她开始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进行思索。这本只印了5000册的书在1991年出版。为了它的成型，胡舒立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国内没有一本写西方报业经营、管理、从业理念的书，对胡舒立来说，连这样的思索都是崭新的。面对每一本她所收集到的资料，每一盘与西方同行座谈时的录音，她都细致耐心地加以阅读和整理，当成书时，她对新闻已经有了一份崭新的认识。自此，胡舒立种下了一个梦，一个办报人的梦。

　　敲开经济学界的大门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这是她实践自己梦想的一个开始。告别党报，胡舒立选择了一个能对经济发言的小舞台。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她感到了独立思考的快乐。在这里她实验的是一种由公众认同的办报理念。

　　许多的记者都涌向企业界。学界寂静而落寞。胡舒立说大家都做的事我就不去做了，加上为人又厚道，她便接下了学界采访的事情。

　　1993年第一次结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之后，胡舒立受邀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所有的人都坐在原地，记者也不动。只有不肯循规蹈矩的胡舒立，一个人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一个发言的人面前。座谈纪要被准确扼要地整理出来发表在报纸上，反响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关注经济的人眼中。

　　但是与学者直接对话能力的欠缺，仍然让胡舒立在第一次采访吴敬琏的时候有些尴尬。对很多问题的茫然和无知，让老经济学家谈得索然无味。胡舒立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但胡舒立有自己的办法。“世界上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与比你水平高出很多的学者访谈，一定要用录音，我的办法就是反复听，逐字逐句地听，只有这样听才能完整地理解学者所表达的意思，才能体会出当时的感觉。“胡舒立一直使用着这个笨办法，1个小时的录音要用4个小时来整理，但她绝不敷衍，弄不明白就去查书。当胡舒立把采访吴敬琏的文章拿给吴敬琏看的时候，老学者非常高兴，他对一个记者的认真和深刻的把握能力感到欣慰。“用这种方式对学者采访，不仅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我建立信誉的过程。”胡舒立说。

　　事实证明，在看似寂寞处，胡舒立收获甚丰。她惊讶地发现经济学界的活跃是任何一个领域都难以相比的。而在由访谈开始的交往中，学者的思路对她自身的眼界和深度起到了极好的拓展作用。翻开她的另一本著作《改革没有浪漫曲》，一篇篇对经济领域的深入报道和一次次与学者的对话，都显示出一个女性孜孜以求的职业功底。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都是正在斯担福做访问讲学的林毅夫和吴敬琏给予的建议。现在的胡舒立，更是选择了女性少有的金融领域做新闻报道。

　　我不是事业型的女人

　　胡舒立的笑声爆发力极强。如果家中有造访者，她会抓住话题滔滔不绝。在学院任教的先生往往就坐在她的对面，一个人埋首于电脑上，对热火的谈话不闻不问，偶尔会与胡舒立就某个问题做简单讨论。两个人默契而淡然。据她的先生“揭露”，胡舒立的爱好就是看一切电视剧，而且还是连续剧，曾经迷醉于《新神雕侠侣》，后来总算进步些了，改看《急诊室的故事》。在胡舒立自视为极其庸俗的爱好下，她还有一种本事，边看电视边工作，这一点她颇为得意，“我上网也是同时开两个网，我没法在同一时间里只做一件事。”

　　确实，已经非常忙碌的胡舒立还主持着两本金融杂志，她的生活让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占得满满的，但是胡舒立竟否认自己是个事业型的女人，她说：“如果追求事业非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没这样的心事，我想我只是有责任心，有对抽象事物的内在探索的冲动，对一个事物全面的把握比较有兴趣，一旦有新事物出来，我就有好奇心。我追求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