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相机还是阻止不幸突发事件中的道德思考__科技时代

举起相机还是阻止不幸突发事件中的道德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19日 11:40 紫金网

　　王少磊

　　　1、一个新闻人的伦理困境

　　　　作为新闻人——无论从前厕身业界还是现在忝列学圈，我一直都有个左右为难的情景假定。假设，在我的早班途中目击一场不幸，我是应该举起相机记录“不幸”呢，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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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法去阻止不幸本身？因为跟“如果我会飞……”之类的“虚拟语气”不同，前一个假设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已经有不少——我的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同行们碰到这种事情了。他们凭借着，要么是本能要么是直觉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行动。而这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假设，却变成了某种真正的道德困境，带给我几乎是确定不疑的迷惑和痛苦。

　　　　2、麻烦在于双重身份

　　　　假如一个记者可以只是记者，而不同时是共产党员、回民、男人、女婿或者其他角色，这个问题就可能简化乃至完全消解。因为对见义勇为的道德评价没有任何争议。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采取诸如救死扶伤、拔刀相助之类的“利他”行为完全符合伦理规范。当我们发现一个企图跳楼的女子时，我们的第一个反映就该是阻止悲剧，不管是在赶赴音乐会的路上还是前往开幕式的途中。这些都没有问题，构不成令我们苦恼的两难境地。问题在于我们同时还是新闻人，我们并不是单纯自娱的业余摄影家、委琐好奇的偷窥者或者其他什么非专业人员，事实上我们举起相机的主要动机也远远超出了100元稿费。就像举枪有时候是军人无法选择的义务一样，我们举起相机时也势必会升起强烈的使命感——如此就有可能，需要跟心底深处的同情和怜悯咬啮抗争。如果战士应该把战斗放在首要位置，那么记者是否就应当把“记录”作为第一职责呢？

　　　　在报道突发事件时，记者常常无法同时去做两件事情。他不能在摁动快门的同时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干涉事件进程。于是很多记者选择不放弃唯一的拍照机会。美国《俄勒冈报》的摄影记者威廉·墨非第二就有过这种经历。他驾车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站在护栏外的男人，正和一个站在另一侧的女人扭斗。他后来给报社发回了有卖点的独家图片，而那个栏杆内的女人最终失去了企图自杀的丈夫。墨非的选择曾经引起过广泛的争议，而他自己也为此进行了痛苦的反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做，我是一名摄影师，我做了职业训练要我做的事情”(罗恩·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

　　　　“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这是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得斯针锋相对的观点(罗恩·史密斯著《新闻道德评价》)更多的编辑和记者因为担心被世人看做冷酷的人，从而选择了跟桑得斯相同的立场和态度。我本人也曾在两个以新闻研究为主的BBS里做过小规模调查，结果赞成放弃拍照、介入事件的人数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在我先前工作过的某家晚报，记者的收入水平，取决于他当月的上稿情况。实际上，如果完不成一定数目的任务，他甚至拿不到维持生存所需的底薪。这一方面使得记者在做出类似抉择时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当他决定选择拍照时又极有可能被怀疑到经济动机——从而承受较重的道德压力。

　　　　我打赌，这些还不会是新闻人需要面对的最后困境。新闻职责和同情心之间的抗争，以及对此评价的争议将不会停止。那么我们有可能找到答案么？不管怎样，我以为先此进行认真地思考总归是明智的：如此，在不期而遇的遭际中，我们才有可能在毫无——至少是较少的道德负荷下采取行动。

　　　　3、所谓“大人道”和“小人道”

　　　　新闻记者不是唯一可能面对道德困境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类比来获得启发。比如避孕和堕胎，就其本身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有悖人道的行为。在西方，我们意义上的“计划生育”甚至一度和他们的宗教精神相抵牾。然而，它何以能被大多数国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无非是两害相较后的理智选择而已。同样道理，在我们设想的两难情境中，有没有援此为例的可能呢？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越战中美国记者的那幅著名照片。据说，就是它点燃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最终促使战争的提前结束。我不知道，面对一个被汽油弹击中后哭喊着奔来的小女孩，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坚强举起相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战地记者看似冷漠的行为也许契合了更广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它为阻止更大规模上的流血贡献了力量。

　　　　我们可以再给出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在街头看到一幕摸奖骗局。那么第一反映是应该举起相机呢，还是奔向对过儿的公话亭？当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先举起相机再奔向共话亭——或者干脆就能左手摁通手机报警而右手抓拍不误，但是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必须简化干扰因素。我们就假定无法两全——那么这时候记者应该怎么办才更符合道德精神呢？

　　　　报警，可能会使一次诈骗行为破产或者让让一个诈骗团伙覆灭，这大概是此种选择的最大意义。这也无疑是任何一位具有良知的公民，应该受到提倡和鼓励的行为。但是当记者的身份叠加后情况就有所变化。因为人们赋予了记者更为重要的职责和使命。通过对骗局的“揭秘报道”，可能教育更多的人使之从中受益。实际上，公安局的一次成功的围剿行动，的确有可能比不上一次详细的新闻调查。因此记者在长途客车上偷拍的一幕骗局，其意义多半会超过去干涉骗局本身。何况以一介儒生与江洋大盗对垒未必有体格上的优势，同时也就意味着未必于事有补。这时候，藏在他身上某处的摄象机就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武器”。关于这点，央视播出的、为我们熟知的许多经典案例都可以做为旁证，这里不赘。

　　　　以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也有着与此类似的观点：“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首先要尽可能谨慎地计算每一种结果，问一问这种选择将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好的和不好的影响。一旦我们完成了对所有相关行为的估算，我们在道义上就必然选择那个利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办法。而有意选择了别的行为，就违反了道德原则。功利主义原则促使我们一有选择，就一定是为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人著《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

　　　　虽然“功利主义”在日常语境里已经演化为确定不疑的贬义，我还是觉得这些论述不无道理，可以作为突发事件时我们决策的重要参考——尤其是，当我们一时很难找到其他更符合理性的理论参考。

　　　　4、“全体”未必比“个体”更“大”

　　　　问题似乎解决了。当悲剧事件发生时，记者似乎不必再有道德困境。也许我们需要进行的只不过是核算，而选择应该倾向于“多数人”。但是当一个倒霉的男人在车轮下呻吟时，我们真的有勇气把镜头对准因痛苦而变形的面孔吗？要知道，人们一方面抱怨都市报上缺乏新鲜刺激的消息，一方面又在愤愤不平地质问：社会新闻版上一副试图取悦受众的血腥图片，真的比一个不幸的男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这里我们应该看到，“车祸事件”与上文“摸奖骗局”的本质不同。“车祸事件”中，我们只是在“愉悦”众人和拯救个体之间作出选择，并且这种愉悦的格调值得怀疑，血腥图片未必能增加对他人有价值的信息量；而在“摸奖骗局”中，我们则是在“教育”众人和帮助个体之间进行权衡，骗局一经当众戳穿就丧失了对潜在受害者可能发生的蛊惑效应。

　　　　就是说，在确立“大、小人道”原则的基础上，突发事件本身又需要区别对待。为“多数人”和还是“少数人”谋福利不能狭义理解。比如伊拉克战场的随军记者，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是否比救治一个断臂的伤员更有价值也更符合身份？特别是当他，实际上无力阻止事件进程或者对事件进程所能贡献的力量有限的时候。换句话讲，此时记者的干预未必能对受害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他的使命还不允许他扔掉相机，去进行徒劳无益的悲戚、感喟或者其他与事无补的行为。我们再来设想另一种情况。比方说当记者在旅游区寻找新闻时，却发现一位受伤的妇女被困在汽车驾驶室里。这样，抢发一条对别人未必有借鉴意义的消息，比起迅速帮助不幸者脱身就显得微不足道。就是说，“全体”并不总是比“个体”更有意义。所以此时，也许就应该让“市民”的角色覆盖“记者”身份，放下相机和纸笔，义无返顾地去救死扶伤。

　　　　5、结语，但没有停止琢磨

　　　　举起相机还是阻止不幸，总体上属于新闻伦理的范畴。但是对它的判断，并不像“虚假新闻”、“有偿报道”和“误导广告”那样容易。我们还举一个例子来类比：因反战而入狱的士兵，是懦夫还是英雄？对，你可以说取决于战争本身的性质。但是有时候战争本身的性质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在断定是否人道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陷入另一场道德困境——也就是说，决定前一个判断的条件，其本身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应该承认，一般情况下新闻职业道德应该跟人类通常的伦理原则相互协调，而问题恰恰是，在人类伦理的范畴中也并非不存在悖论——即便只拿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眼光审视也是如此。就拿上文提及的“反战”而言，其中有可能扭结着“国家利益”、“政党主张”、“民族感情”等等相互冲撞的元素。而前文提及的偷拍，即便肯定了动机正确的前提，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陈力丹，徐迅，《关于记者暗访和偷拍问题的访谈》)

　　　　并且，当一辆载有儿童的公共汽车掉进河里时，我们真的能说服自己不首先施救吗？或者说，我们真正能精确计算出，车上该有多少儿童时我们才可以把相机扔到一边？新闻记者能否辩解说，他因为提供了有冲击力的图片而敲响安全警钟，——从而比公共汽车上的6个孩子的生命更加重要？如果车上孩子的数量增加到20个呢？或许，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一开始就不必寻找标准答案。而思考的价值也可能只是在于：提供一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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