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黄祺(实习记者)

　　在这场人类与SARS的搏斗中，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和柴静以高度的职业精神，一次次亲临最危险的确诊病人隔离区，带领公众走进抗击SARS的战场，因而，他们的名字赢得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最近，从每日疫情报告透露的信息来看，仿佛灾难正在渐渐消弭，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了专题“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再一次将人们带回SARS病毒暴发的 现场，人们又看到一些令人流泪的故事，通过揭示真相进一步思考灾难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节目制作者重返现场？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这次新闻调查的主要参与者柴静

　　柴静最为人们熟知的形象可能是一身白色防护服，防护眼镜下双眼闪着光，勇敢、热情，甚至有些冲动。打开柴静的网站，发现挂着很多恭维她的帖子，她以前在电台的《夜色温柔》和电视台的《时空连线》节目也有着不少拥趸。

　　6月4日，我如约赶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去采访柴静。

　　记者：是什么力量推动你走进SARS病房？

　　柴静：是职业的要求，或者说是职业的本能。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完全无法预测我会遇到什么。所有的人都是“临危受命”，立刻出发。当时只有一个欲望，就是去现场。

　　关于人民医院的调查已经是我做的第五期SARS报道，等到我进人民医院时，我开始思考，这也是《新闻调查》的特点，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不仅仅是一线的情况，那些让人感动的故事，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我们也试图向观众提供各种角度。有人曾经问我怎样看待SARS，我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只是提供各种可能，不给它下结论，把各种可能性放在一起由公众来判断。我所做的事是尽可能把真相告诉你。

　　就算作为普通人，我也有欲望去探究这个时代的一切。

　　我曾想采访华北第一例SARS患者，他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和你同岁，我希望20年后我的孩子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你的孩子也会通过这些记录了解他的父亲曾经经历过什么。我们经历了这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不可选择也无法避免的，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真相。”

　　有一期节目我们需要采访曾光，我先找到他的学生，和他磨了4个小时。到晚上，曾光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说：“公众有知道真相的权力，我不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说服曾光。”正是有了每一个对自己的时代有责任感的人，才促成了真相浮出水面。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进SARS病房？一定要去现场？

　　柴静：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赈灾，什么是救援。

　　我到新疆喀什地震现场，当我看到一个老人光着脚，在零下12度的黑夜里赶路，到救灾的卡车前领出一双北京大街上常见的比他的脚大一号的黄色皮鞋，套在脚上，颤巍巍地走时，我知道这就是赈灾。两个喀什的小女孩带着我到她们住的地方，房子全都垮了，她们就睡在地上，当我把手伸进她们的被窝里，感觉到里面的冰冷、潮湿时，我知道了什么是安顿灾民。

　　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周继红带着我们去人民医院天井，她蹲下身子把门锁打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什么叫现场，什么叫新闻。以前我也采访专家，采访学者，当然那也是新闻。但是，当人民医院天井的灯光大亮，我看到天井里所有的椅套上写着星期四，黑板上写着4月7日最后被转走的20多个患者的名字，面对当时慌乱撤离留下的场景时，我强烈地被震动，想要知道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你不需要去背新闻的定义是什么，采访技巧是什么，只要用人的第一感觉，自然就知道怎么去采访。

　　记者：你曾说你关注新闻是关注新闻里的人。

　　柴静：不管是以前做情感类节目，还是现在做新闻记者，对人的关注是我的原则，也许这也是《新闻调查》让我来做记者的原因吧。

　　《新闻调查》关于SARS的第二期节目，我们想知道SARS来到后，1400万北京人怎样度过非常时期。当时外面传言很多，甚至有的说飞机向北京空投消毒药，好像北京是一个煮沸的锅，而且盖子马上就要盖上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北京，我们想看看北京的根脉到底还在不在。于是我们选择了王府井这个标志性的地方，采访各个行业的人，了解他们的状态。在我们的视野中，有每天端着小凳子在门口看守被隔离人群的居委会大妈，有孙子本来打算5月1日结婚，但决定不摆婚宴的80岁老人，有小学里只有两个学生上课的老师，也有接诊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把人心放在一起，这也是抗SARS留下的长远的影响。

　　我去采访人民医院牺牲护士王晶的丈夫，他把王晶从患病到去世之前发给他的短信一条条翻给我看，看完后，我和他一起泪流满面。正是这种感情让我去人民医院探究是什么原因让王晶倒下，我应该让她的孩子今后知道，是什么让妈妈离去。

　　记者：你选择新闻选题的标准是什么？

　　柴静：我只是关心一般人关心的问题。我得到一些选题，我会先打电话问我的父母，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他们想知道什么？有一次我母亲问我，政府每天公布的SARS疫情数字到底说明什么？这就有了我们关于流行病调查的节目。我希望我的节目，能让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人感到我的节目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是在代表他们去发现。我的新闻应该给那些平时得不到发言机会的人以发言的机会。

　　5月7日人民医院解禁后，医院院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节目播出后，我收到医院医护人员的来信，他们说，在节目里他们只看到一个院长的委屈，而人民医院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希望我们过去看看。我们是4月22日目睹人民医院病人转院的，这些医护人员就像我的姐妹兄弟，我想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真相。

　　后来有人提出批评，说我们的节目是在酿造恐慌。我说，比恐慌更危险的是人的轻视，是4月20日之前的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有必要反思那段时间。

　　前两天，院子里看门的大爷拿着一个小本要我签名，然后对我说，“你做的事是你们记者应该做的。”如果说我得到了一些荣誉，有观众喜欢我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形象，而是我去了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带给他们有用的信息。这就是我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