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瑞士特约记者　董柘

　　在国外当记者，免不了与各式各样的新闻官打交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官们类似于国内的“公关经理”。不过，国外的新闻官一般都是新闻专业毕业，有的人也当过新闻记者，知道记者的需求。记者与新闻官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有时也会闹些别扭。

　　古巴新闻官迁就中国记者

　　几年前，我常驻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次，一位国内领导人来访，与卡斯特罗举行会谈。有关部门给中国记者几分钟的摄影和摄像时间。由于时间短，会议厅内的警卫又影响了拍摄角度，记者们都没拍到满意的照片，当被请出会议厅时，大家都在抱怨。

　　记者们坐在会议厅外的沙发上，越想越气，最后与一位新闻官争执起来，争吵声闹得会议厅内的领导人也听到了。这时从会议厅里走出一位年轻人，留着平头，身着白衬衫，他叫佩雷斯·罗克，刚从古巴团中央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卡斯特罗身边当秘书，经常代表卡斯特罗出面接待外国代表团和记者，算是古巴第一号新闻官。

　　国内来的电视记者并不知道罗克来头很大，看他的衣着和长相，以为他是位警卫，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跟那位新闻官吵。罗克有点急了，他把一位记者搭在他肩上的手扒拉开，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在两国领导人结束会谈之前，我再让你们中国记者单独进会议厅，保证你们拍到好镜头。”

　　罗克没有食言，他让中国记者再次进了会议厅，拍到了满意的画面。

　　去年，佩雷斯·罗克作为古巴外长率团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大会，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结束，我走到他面前跟他打招呼，这位外长连声说：“我记得你，我记得你。”

　　记者与世卫组织闹矛盾

　　前不久，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的记者协会，当着办事处新闻司司长及众多国际组织发言人的面，进行了“一分钟罢笔”活动，抗议世卫组织对新闻界的一些做法。据《日内瓦论坛报》报道，这次行动对该协会而言，“史无前例”。

　　世卫组织传染病部执行干事海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非典疫情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从而得到初步控制，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媒体。”虽然这位执行干事这么认为，他手下的新闻官却不以为然。非典暴发后，记者们好几次抗议世卫组织新闻官的一些做法，不少人还呼吁抵制对世卫活动的报道。

　　非典暴发后，世卫组织开始不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后来改为每天通电话举行记者招待会，请该组织的专家主持。常驻记者们对这种虚拟的记者招待会不满，认为世卫组织专家应该多走几步路(从世卫总部到联合国办事处不过2分钟的车程)，到办事处与记者面对面交流，而不应该让记者每天靠打电话听发言，等待拨号音提问。

　　5月份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世卫新闻官与记者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不少记者屡屡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说，拨打新闻官的手机得不到应答，留了言也很少得到回复。他们要求世卫新闻官改进工作。新闻官工作态度不仅没怎么改进，今年大会的新闻制度却更加严格。几位记者试图接近与会代表，结果被警卫们粗暴地打断了提问。一位在日内瓦工作了15年的毛里求斯记者，虽然人高马大，还是被比他更健壮的警卫扯着衣服，将其逼到了墙边。后来据说这位身高约1.85米、体重超过100公斤的记者软组织损伤。他因此成了新闻人物，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一位资深记者被世卫警卫推到了墙角，导致脊椎骨‘咯咯’作响”，让世卫组织丢了面子。

　　新闻官也得保饭碗

　　当然，这种记者与新闻官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事情比较少见。在日内瓦，许多国际机构的新闻官都曾是这里的常驻记者。某位记者，也许今天还跟你一起挤在台下做笔记，没准你一觉醒来，就会看见他坐在台上主持记者招待会呢。

　　作为记者，我也常与各机构的新闻官们打交道。这里信息渠道畅通，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来自各组织的新闻公报以及对一些即将发生的新闻事件的预告。一些影响较小的国际组织，只要发现有记者对他们的活动感兴趣，就会缠着记者不放，写邮件，发传真，打电话，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点不奇怪，据说，这些组织的新闻官人数比搞业务的人还多，如果宣传不力，这些人就得丢饭碗。

　　我曾与世界经济论坛打过几次交道，现在我的名字上了他们的邮件名单，所以隔三差五地会收到他们从天南地北发出的新闻公报。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搞清楚，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少新闻官，谁又是新闻处的头儿，因为几乎每个人的头衔都是“高级媒体经理”。曾在该组织供职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别看世界经济论坛新闻处的人很多，但真正干活的没几个。这些人，你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拉近与媒体的关系，不把记者气跑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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