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在4月24日报道了《北京读书服务社蹊跷关门》后，不断接到该社读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在深入采访后记者发现，读书服务社在用代办证的方式吸纳资金，而且涉及金额巨大。令人意外的是，很多读者坚称读书服务社没有骗人，“因为人家是国企”。

　　代办证吸纳大笔押金

　　4月26日，北京地坛公园西门，记者见到了10多名受害者代表。受害者大多都是原读书服务社的老读者，他们受骗经过也惊人的相似，都是由最初的经常去读书社借书直至双方比较熟悉时，读书社管理员就开始推荐：每年交纳一笔现金作为押金，再加上10%的手续费，就可以成为书社的代办员。在一张3000元的代办合同上，记者看到对于代办员的收入是这样规定的：除效益工资外，甲方(读书社)在合同期满(一年)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代办员)3600元。扣除原交纳的押金和手续费共3300元，代办员这一年的收入为押金的10%即330元———远高于把这笔钱存在银行的利息。

　　一份2000年的《北京读书服务社读书代办细则》上对这笔钱的解释为“基本工资”。“他们说，这样的‘利息’工资是违法的，叫我们都不要说出去。”一位姓韩的大爷说。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她在签合同时，对方就直言不讳地说这笔钱就是押金利息。所以，实际的情况是，只要代办员中途不取这笔钱，完成一年中推销两个季度证任务，一年后就可获得押金10%的收入。即使完不成一年推销两个季度证的任务，也只扣除140元(每个季度证70元)。“我们一般都自己办一个，然后再随便介绍朋友办一个，就很轻松地完成这个规定任务了。”韩大爷掏出读书卡对记者说。

　　悄然关门负责人难寻

　　“我们不否认是因为高额回报的诱惑，才把钱都投到了读书服务社。”投进去39万之巨的王先生夫妇告诉记者。其他各户也都基本在万元以上。读者朱师傅粗略地统计了20多名读者，总押金有上百万元。而读书服务社关闭前，北京一共还有十个分社，每个分社办代办证的读者都达上百人。

　　4月12日，当受害者去找当初负责办理业务的分社管理员时，发现不少管理员对此毫不知情，一些管理员也自称是受害者。个别见过刘新的人印象很模糊：“感觉比较面善。”一名分社原管理员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处境也特别尴尬，一些不知情的读者以为是他们把钱吞了，天天上门讨债。他对刘新的印象是：“40多岁的中年人，感觉特别面善，平时非常关心同事。”

　　曾经有过美好回忆

　　北京读书服务社建于1993年，成立之初，凭借其廉价的借书条件赢得了不少市民的欢迎，许多退休职工都是这个读书服务社的忠实读者。

　　“把巨资投到一个书社作押金，去赚取高额利息，你们一点都不怀疑吗？”记者问，薛先生的回答或许具有代表性，他是1999年开始去读书社看书。日子稍长后的一天，分社管理员跟他说：“我们这里可以存款，只要你做代办员为我们推销借阅证。”看到薛先生有些迟疑，对方指着挂在墙上的营业执照说：“我们是国企，你还不放心吗？”听到这句话，薛先生心动了。最初他投了几千元“小试牛刀”，2000年，薛先生拿到了第一笔“基本工资”，在管理员的热情劝导下，薛先生的押金开始上万，此后逐年增加，直至事发时，他已投入11万元的押金。“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每次到期，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们。”这是大多数受害者对读书服务社的评价。即使在部分分社搬迁的时候，管理员也会及时打电话通知读者。

　　“国有企业”、“历史长”、“口碑好”、“管理员服务周到”，这些都成为读者们把钱源源不断注入的理由。甚至在4月12日服务社关门后，许多人还以为是店方“培训，学习去了，人家是国企，怎么会骗人呢？”

　　目前，东城分局刑侦队已介入此案。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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