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晚上8点40分，本报派出四路人马开始了“零点行动”。摄影记者崔峻和我在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工作人员一起待命。另外三路人马分别是：摄影记者钱冰戈和文字记者董伟去了负责清运“非典”垃圾的二清集团；摄影记者贾婷和文字记者戴菁菁去了120急救中心；文字记者王帏只身来到丰台区防治“非典”指挥部。我们进入了本市的“危险地带”。

　　我和崔峻一直等到11点也没有什么情况，心里有点儿着急。“快快快！有活儿了！”原本安静的大厅立刻热闹起来，卢剑霞主任说着开始在信息中心的门口安排任务：“3个活儿，一个去同仁医院，有个疑似病例；一个去调查密切接触者；一个去病人家做流调。你们各自领好流调表，赶紧穿防护服。”

　　乌云副主任也帮我们拿出了两套防护服，“先戴上帽子。”一顶蓝色的无纺布帽子包住了我的头发。“把头发都塞进去，别让它们露出来。”接着她给我戴上一个20层的口罩。白色的隔离服是连身的，我脱了自己的鞋子，先给每只脚套上一个蓝色的塑料鞋套，然后伸进隔离服里，再登上黑色的塑胶靴。乌大夫递过两双橡胶手套，我把袖口扎好，先戴上一双，又戴上一双。然后我再戴上一个20层的口罩，憋闷的感觉马上就出现了。“把防护镜戴在额头，进去再拉下来。”乌大夫嘱咐着，让我在靴子上又套了一双蓝色的塑料鞋套，把防护服的裤腿拉出来包住靴子，就算全部武装好了。

　　10分钟后，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东侧的小门口，两位队员在进门前最后嘱咐我们：“再检查一遍防护服，别着急，都弄好了咱们再进去。”

　　队员们简单地向发热门诊的医生咨询了几句，就带我们向隔离病房走去。刚上了一层楼，记者就觉得汗顺着后背慢慢地流下来，雾气在防护镜里弄得有点看不清。队员们先向大夫询问了病人的情况，热度有多高，看了看病人的胸片，之后就走进了病房。

　　病人躺在病床上，戴着蓝色的口罩，流调队员们站在床头，“咳嗽吗？有感冒症状吗？”一个一个问题仔细地问着，一边问还一边填写着调查表。整整30分钟过去了，整个流调才完。我在病房里憋得不行，几次站在门边，把身体对着电扇吹着，才算坚持住了。可是流调队员们连姿势都没有换过，只是专心地问着、记着。没想到脱隔离服比穿还要费力。司机师傅拿着消毒液先把每个人的手套、隔离服、靴子底都喷了个遍。先脱一层手套，摘下防护镜，接着脱鞋套、摘一层口罩，然后慢慢地褪下防护服，再摘口罩、帽子，最后把下面那层手套脱下来。脱下来的衣服放进专门的垃圾桶里，一看表，时间已经是5月6日的凌晨了。

　　回到信息中心，大夫们告诉我，5分钟前，又有一组队员出发了，估计又得一个小时才能回来，而这时已经是5月6日凌晨零点30分。(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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