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隐私和大众责任

　　蒋晨

　　当南京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人被确认时，所有南京人都绷紧了神经。然而，当我们要寻找这位患者的一些蛛丝马迹时，却不免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从媒体上公布的信息来看

，让人不明了的地方委实太多。

　　患者具体住在哪里，去过哪些地方，究竟姓甚名谁？不知道。在后来的连续报道中，读者知道了他的住处，他的单位。但是他去过的医院依然不得而知，他的名字仍然没有被公之于众。有人讲这是患者的个人隐私。所以除了极少数内部人知情外，大多数人都被蒙在鼓里，大家只能瞎猜。

　　笔者不明白，难道患者的个人隐私真是那么重要？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竟然有人以此为借口隐瞒事实，他们究竟想遮掩什么？患者不敢说自己到过疫区，可能有难言之隐；公告里没提患者救治医院的名字，可能也有难言之隐；可是患者的其他个人情况，比如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总得有个说法吧，难道这也是难言之隐？

　　目前有人提出了大众责任这个概念，指出在当前这个紧急时刻，作为普通民众必须以社会责任为重。比如人们、尤其是疫区的同志最好不要乱跑，因为这样就会增加传播几率；还有大家都有义务举报可能是“非典”的人；患者更不要刻意隐瞒病情，居民也必须积极配合隔离措施等等。所以，个人隐私必须有个度，如果涉及大众责任，笔者认为还是得以大众责任为重。因为个体组成群体，在必要的时候，个体要服从群体。没有群体的安全，个体的私利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保障。

　　令人欣慰的是，南京第二、三例“非典”患者(确认或疑似)的公布就详细得多。当然还是希望公告更加透明些，另外也可以学习北京的做法，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切切实实给群众一个明白，这样更可以使群众增强大众责任心。

　　责任面前，隐私靠边。

　　请善待“非典”患者

　　丁纯

　　据5月2日《羊城晚报》载：一名“非典”患者病愈出院后，由于遭受各种歧视而饱受压力。这名患者在今年2月份感染了“非典”，由南方医院治愈，现在出院已经两个多月，他的单位却一直让他“在家休息”。虽然他也曾到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复查过，结果“一切正常”，但单位仍然维持原来的决定。

　　这名患者遇到的窘境，笔者认为是一种普遍情况。由于前一段时间公众对“非典”了解甚少，出现了谈“非典”而色变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强预防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矫枉过正，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不但说明对“非典”缺少科学认识，也可以看出一些单位或者个人心态还不够宽容。歧视对患者造成的伤害，有甚于“非典”的折磨。

　　而5月2日《羊城晚报》的另一则消息，让我很感动。北京的一个大学生“五一”节前回家，不小心感染“非典”。他受到的不是同学的埋怨、责怪，而是全班同学签名的鼓励信，让他“鼓起勇气、树立信心、战胜病魔、早日康复”。我相信，这位同学所受到的鼓励肯定会转化成战胜病魔的信心。集体的关心和爱护，会让每一个患者感到安全和温暖。

　　康德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非典”患者或病愈者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处境，“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要了解患者(病愈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一个人生了病，内心是脆弱的，这个时候更需要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如果大家都像防“阶级敌人”一样来看待“非典”患者(病愈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鲁迅说：“中国是一个演戏的国度。”大家都希望做“观众”，都愿意自己是看客。但如果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不幸患了“非典”，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羊城晚报》还说，不仅患者受歧视，就连家人和亲戚也要受到“株连”，遭受各种异样的眼光。当前，由于国家高度重视，“非典”已经得到初步控制，“非典”患者也陆续康复出院。民众需要以宽容的、健康的心态来看待“非典”病人。套用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别公布患者姓名

　　陈爱和

　　在抗击“非典”病魔的非常时期，公布患者的相关信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公众拥有知权情，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减少疑惑、猜测甚至恐慌，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对于群防群治，消除“非典”隐患也是不可缺少的。笔者赞同公布患者的相关情况，但认为对于公布姓名还是要慎重，因为这涉及个人隐私权。

　　“隐私权”通常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和个人身体方面不愿意被公开的情况，包括：健康、疾病、恋爱、日记、信函、朋友、亲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姓名和肖像，这些都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纯私人的生活事务。病人往往不想让医生之外的人了解自己的病患、病史，因为一个人总是不愿意被他人认为是不健康的，害怕别人指指点点，病患、病史等等无疑都属于个人的隐私。

　　从法律角度看，《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都载有保护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也明确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的义务”。虽然目前仅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姓名、住址等个人情况公布或传播，医护人员必须严格为病人保密。但是，患者隐私权问题越来越到人们关注，保护病人隐私权已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不公布姓名会不会影响到当前的“治非”大事？我想不会。只要及时将患者除姓名以外的相关情况公之于众，人们自己可以对号入座。比如，是否与患者同乘过车辆，是否与患者在某个地方有过接触，想必会搞清楚的。而政府也会迅速了解患者的接触情况，不仅对患者及其家人、住所采取必要的措施，也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对少数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员采取隔离措施。更为重要的是，疑似患者还没有被确诊，许多疑似患者最终都被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其姓名，确实侵犯了个人隐私。知情权是有范围限制的，即使不公开姓名，通过隔离等措施的实施，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会知道有关情况，不会造成很多误解。而在报纸、电台上大张旗鼓地公布患者姓名，其负面影响较大，甚至其家人、亲友也像“瘟疫”一样受到歧视和疏远的连累，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无论是“非典”患者还是疑似病人，他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社会别在他们及其家人受伤的心灵上再撒把盐，而应当为病人拉上一道屏风，尊重仅剩下的一点点隐私权。

　　知情须从尊重开始

　　李忠卿

　　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是一对矛盾体。作为被确认为“非典”或疑似疾病的患者，其生理及心理本已相当脆弱，他们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担心治愈后仍然会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另眼相看，甚至受到歧视，实乃人之常情。而作为社会公众，在谈“非”色变情况下，对知情权据理力争进而渴望知道疑患者的姓名及其他相关情况，也无可非议。

　　那么，如何化解这对矛盾呢？这就需要双方加强相互理解，眼下不妨着重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告诫民众，“非典”远非艾滋病那样可怕，完全可以治愈，而且治愈后不会再对他人造成传染；二是教育大家对“非典”疑患者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关爱，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这样一来，就有助于减轻“非典”患者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不再因为害怕被歧视而强调个人隐私权。在特殊情况下，公开个人隐私是有必要的，但前提必须是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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