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断山脉深处有一个特殊村落，村民都是6—14岁的孩子。一个电视人来到这个没水没电没路的地方，以一部纪录片《学生村》，让人们看到了贫困山区人的坚忍不拔

　　深藏在大山深处、已有30多年历史的学生村，因为一部获奖纪录片而变得名噪起来，近日还收到了很多捐赠。

　　在不久前闭幕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上，由云南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导演、摄影师魏星拍摄的《学生村》，不仅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幻面奖”，同时，还获得了观众最喜爱奖。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高大魁梧的魏星哽咽无语。

　　一位观众对魏星说：“你的片子让我们泪中含笑，我们很心酸，但却看到了希望。”

　　学生村是深藏在云南西部横断山脉深处的一个特殊村落，村民们都是6—14岁的孩子，他们长年生活在这里，为的是完成他们小学6年的学业。

　　这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境内一个叫天登的地方，这里方圆168平方公里内只有一所小学校———天登中心完全小学，它建于1949年。现在学校1至6年级共有7个班，有学生265名，教师14名。

　　由于山高谷深，山路崎岖，天登的孩子不可能每天往返10多公里到学校上课，惟一的办法就是住校。但学校又拿不出钱来为学生盖宿舍，于是父母们就在学校前的一片山坡上为孩子们建起了一个个可供食宿的小木屋。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座拥有70多所小木屋，居住着200多位小村民的学生村。

　　已有30多年历史的学生村是天登最大的一个村，全体小村民都是白族或傈僳族，这里有的小木屋已住过父子两代人。孩子们每天除学习外，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洗衣服。

　　从住进学生村的第一天起，孩子们无论几岁，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料理，否则就得饿肚子。这里的孩子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时，上完第二节课后，他们就要开始做早饭，早饭吃完后，下午6时才吃晚饭。孩子们每天吃的米和蔬菜，是每周从家里背来的。他们一周回去一次，每次来回的山路都要走四五个小时，所以粮食和蔬菜都得计划着吃。学校还专门为家庭特别困难和兄弟姐妹多的学生盖了个大伙房。虽说是大伙房，但开的全是小灶，孩子们各用各的灶，各吃各的饭。

　　天登原来是云龙县的重要林区，早在多年前开始封山育林，因为路难走，很少有人到这里来。魏星的到来，令孩子和老师充满戒备。由于无法沟通，半个多月里，魏星一事无成，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取得大家的信任。所以他也住小木屋，自己生火做饭，天天到教室里听课，不厌其烦地对老师们说：“告诉学生们不要躲避新来的魏老师。”他还把摄像机架在操场中央，让好奇的孩子们看个够。20多天后，师生们终于把魏星当自己人看了，魏星这才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他的工作。

　　6年级的何树松和3年级的杨灿军两兄弟成了魏星的主要拍摄对象。何树松聪明、勤快、活泼、成绩好，他喜欢在放牛、割草时大唱《东方红》。在学校里，他像大人一样管着弟弟的生活和学习，虽然嘴上常常威胁偷赖的弟弟“我打你”，可最后他还是干了所有的活。一天早晨，何树松兄弟俩怀揣着挖草药换来的9元钱，天没亮就步行下山，走了30多公里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7.8元的《新华字典》，然后何树松用剩下的1.2元给弟弟和自己一人买了一个馒头。兄弟俩没把他们买字典的秘密告诉魏星，魏星是在早晨发现兄弟俩失踪后，坐拖拉机匆匆忙忙赶到县城，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找到他们的。但魏星没有打扰孩子们，而是悄悄尾随其后，拍下了这些镜头。这天，忽然下起了大雨，魏星在镜头里看见两个孩子坐在屋檐下相拥而睡的情景，那一刻，他的眼里流出了泪。

　　何树松的班主任李绍军很快和魏星成了朋友。25岁的李老师是学校聘用的合同老师，虽然每月工资只有150元，但也是李老师一家三口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段时间以来，妻子总和李绍军吵架，因为他在新学期刚开学，走了15公里把自己的工资给了家境贫困的学生尹继梅交学费；还因为他要报考一年制师范，只有这样他才能转为正式老师。这两件事使妻子非常生气，家里根本拿不出3000元钱供李绍军上学。

　　学生村晚上没电，惟一的一部电话常常风一吹线就断了。虽然天登1000米的山脚下就是澜沧江，但由于长年伐木使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守着大江却常常在天旱少雨时喝不上水。村干部们想尽办法为学校引水，可是在最干旱的5月，学校还是断水了。学校断水后，魏星每天都要和孩子们到山下3公里外的地方背水，背回来的水主要用来饮用和做饭。“我每天用一杯水刷牙洗脸，洗不成澡，脚很臭。孩子们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是常有的事。”魏星说。

　　在学生村的生活很苦很单调，但和师生们生活在一起的每一天，魏星都被感动着，师生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正是他苦苦寻找多年的一种精神：“贫困乡村的人们需要社会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脱贫还得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学生村的师生在贫困面前坚忍不拔的乐观精神，正是我想拍的东西。”

　　就这样，魏星在学生村一呆就是8个月。当初他毅然扛着摄像机走进这个不通公路的学生村时，女儿出生仅一个月。在学生村的日日夜夜，他感受着师生们求学的困难与快乐。他就这么呆着，直到何树松考取乡上的中学，李老师接到一年制师范的录取通知书。

　　一部纪录片完成了，可魏星却感到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承揽了何树松两兄弟今后上学的全部学费，他还认养了10个孩子，供他们上学；他为学校铺设了水管，把水从山上引到学校；在他的鼓励下，老师们利用假期第一次到昆明旅游，他自己掏钱承担了老师们所有的食宿。一年后，他带着云南电视台赞助学生村的两万元，又来到了学生村，为学校建起了一个地面卫星站，买了6台接收机、两台21寸的彩电，给每个教室拉了有线电视，等有电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看电视了。那一次，他带去了编好的片子放给师生们看，许多家长走几十公里来看，大家从头笑到尾。

　　《学生村》尽管是晚间11时在云南电视台播出的，但仍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短短时间里，魏星接到了1000多个电话，人们都要购买这部片子。来自民间的捐赠纷纷投向学生村，广东好几个私营老板通过魏星每人认领了10个孩子。李绍军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赞助他的3000元钱，可他不敢要，跑到昆明来交给魏星，弄得魏星啼笑皆非。德国、瑞士、罗马尼亚、美国等多个国家邀请魏星和他的《学生村》参加电影节。许多人跟魏星说他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纪录片，“它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真实的现状，看到了贫困中人们的奋斗精神。”

　　魏星说，其实片子的结尾很难处理，琢磨了许久，最后他采用何树松雨天在亲人的注视下一个人走30多公里去乡上读书的镜头。“那个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坚毅的小小背影，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啊！”(记者张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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