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一众媒体都进入了空前亢奋期，从纷纷派出的战地记者们绘声绘色又不无煽情地描绘到创纪录地对战争现场进行大段大段的实况直播，当人们追随着电视屏幕时刻关注战争动态，他们几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各个媒体私我的观点和视野单向度地牵引和限制。台湾一知名的新闻女主播由此就不无感慨地说道：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反倒是不断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们看到的都不是当下的全面和真实，他们应当学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另一个被普遍担心的现象则是：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几乎24小时毫不间断的

战争直播，我们在吃饭、闲聊、见缝插针的空隙中所不经意临对的杀戮，也就最终让很多人开始对赤裸裸的杀戮、血腥和一切战争的惨痛习以为常、日趋麻木。人类精神中最黑暗、深沉的一页可能就在现代媒体无孔不入的侵袭和分解中轻飘飘地被翻过，而且某种类似于娱乐主义的幸灾乐祸的欢欣将逐渐统领一切……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前所未有地一一印证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现代传媒的深刻洞察和种种预见。也许，在这个布尔迪厄逝去差不多一年零两个月的日子里，我们应当再次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

　　知识分子选择传媒

　　作为批判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布尔迪厄一生涉猎广泛，但是有一个描述最为准确而富概括性——他一直就是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从左拉到萨特，新闻界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通道，是知识分子革命和战斗的前沿。如果在任何一次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新闻界起不到扩音器和讲坛的作用，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

　　1991年11月，布尔迪厄和美国前卫艺术家哈克在巴黎的一间小屋讨论了“何谓自由交流”，这是一次著名的谈话，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途径，让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在坚持人性、真实、平等的基础上，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都能够自主、独立地坚持价值批判。而越是意识到多数知识分子耽于“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处境而自动放弃了言说的权力和行动的自由，布尔迪厄就越是意识到善用媒体对知识分子来讲意味着什么。在这次谈话中，布尔迪厄大声疾呼知识分子与传媒的联合。

　　但是，从主动选择传媒的第一天开始，布尔迪厄也就分外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传媒的种种痼疾——为了生存，媒体妥协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争取观众和读者，媒体也不得不在版面和屏幕上拼命填充能引起好奇心的、富有刺激性的“轶闻”。这样，为了大众的浅俗口味，知识分子的表达和要求常常被淡化处理或干脆拒绝了事。哲学家和学者真实地阐释世界，特别是阐释社会的辛勤努力受到了记者们的严峻挑战，是记者而不是知识分子成了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

　　在电视上批判电视

　　上世纪后半段，布尔迪厄已然意识到：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和占据了大多数人的文化视野，从情景喜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商业广告到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等都在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他也由此把握了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机会：针锋相对地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发表一系列反对电视的讲话。

　　一个人如何能在电视上批判性地谈论电视呢?布尔迪厄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把所有这些讲话结集出版，这也就是著名的《(布尔迪厄)论电视》。亦是由于电视播出的影响力，这本书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还长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以至于都有人质疑：布尔迪厄到底是在批判电视，还是借电视谋私？

　　事实证明，布尔迪厄就是布尔迪厄，《论电视》一书的确设立了一个空前强大且富于力量的批判机制。借助这套机制，人们第一次有可能彻底认清电视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影响。

　　布尔迪厄主要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快速思维”。受收视率影响，也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也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论证，也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总和接受者轻易就达成了共识。“快思手”的特权使得“颠覆性”式微而世界也愈渐陷落于深度的假象，时髦言词的烟花和不实之词的喧嚣亦消弭了当代社会最真实的生存困境。

　　具体到个人，布尔迪厄则说：“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他不仅指出了电视等媒体是一个有权势的行业，而且指出了这个行业是由非常脆弱的个人组成的。当个人面对传媒的游戏规则，“不自觉的服从”就是致命的。也正是由于这些服从性，传媒在异化一切新闻资源的剩余空间时，也异化了自己。他甚而更绝对地意识到：电视目前的形式就已构成了对政治生活和对民主本身的威胁。他还进一步指出：电视只提供了一种自由的错觉，因为几乎所有在屏幕上显现出来的形象都是完全由公司和政治利益所操纵的。

　　当布尔迪厄于去年逝世，不少知识界的人士在怀念他的时候还是把他称作“处境尴尬的大师”，这多半是因为布尔迪厄介入媒体的狂热和投入几乎就和传统的矜持而高傲的知识分子情结格格不入。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就无人能够否认：布尔迪厄对媒体反思空前的深透。或许还是布尔迪厄自己的话最好地说明了一切：在媒体势力无孔不入的年代里，我们只有“将智性的悲观和行动的乐观相结合”。(文/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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