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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德:影视正在走向梦想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3月18日 10:49 新浪传媒

  杨君访谈陈建德

  主持人杨君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陈建德索尼影视娱乐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总经理/传播学博士

  杨君:陈先生您好。我听说您最早的时候,获得过硕士学位,后来又拿了博士学位,那是哪一年?

  陈建德:拿硕士学位那时候是1986年,1990年拿到博士学位。

  杨君:那时候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是相当少的?

  陈建德: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少了,因为中国学生出国潮恐怕是从80年代的中期开始的,所以也有些中国的学子直接到外国拿博士学位。我是因为先拿硕士学位,然后再拿博士学位。

  杨君:对于中国的传播界来说,真正的博士学位多起来,还是这两年的事?

  陈建德:传播这个词眼最早在中国并不盛行,大家没听到这个词。因为最早是新闻学,新闻作为传播。其实传播是新闻更加广泛含义的说法,讲人们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渠道,以及对他的研究,上升为理论,就是传播学。

  杨君:您从复旦大学任教去美国,又回到了中国做传媒行业,中间隔了多少年?

  陈建德:中间几次的来来回回,最早的时候,1981年出去,念的传播学,当时主要是念一部分的传播学,搞一部分的研究问题,然后回来教了一部分的传播学,最后把博士学位念完。

  杨君:有一个比较长的历程?

  陈建德:比较长,但是读书时间也就是五年多一点。

  杨君:无论如何,现在看陈先生不太像一个真的博士,我先开个玩笑。

  陈建德:是不是像一个种地的?(笑)

  杨君:您进入影视娱乐,或者进入索尼,是哪一年的?

  陈建德:我是2000年进入索尼影视,最后终于把我所学的东西,有这么一个场地运用起来。

  杨君:有这么一个舞台。进入之后,您看到索尼影视娱乐有非常大的发展?

  陈建德:索尼影视娱乐应该是有很大特点的公司,因为从美国来说,好莱坞八大制片厂各自有特点,索尼影视娱乐恐怕因为是索尼公司的一部分,更具有国际性,这个国际性当中更具有亚洲性,不管怎么样,索尼是一个日本的公司,他把很多的关注点放在亚洲,这就使得我们在亚洲格外得活跃一点。

  杨君:面对亚洲也很重要?

  陈建德:对,应该说今后15年到2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点还是在亚洲。

  杨君:国内很多人还不是特别了解索尼和索尼的业务?

  陈建德:没错。因为大多数国内的人知道都是关于索尼的电器方面,电视机、电话、电脑,真正知道索尼影视娱乐,索尼音乐的,为数不多。最近几年,我们在国内陆续拍摄一些电影,使得大家逐渐了解,哥伦比亚其实就是索尼影视。其实还是一回事,因为索尼公司在1989年把哥伦比亚买下来,就成立了今天的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杨君:目前拍的几部比较红火的电影,比如《卧虎藏龙》、《大腕》,都是由哥伦比亚参与投资的?

  陈建德:没错,因为哥伦比亚在亚洲电影的发展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活跃的,尤其是在香港、大陆、在东南亚这一带,陆陆续续拍了不少的电影,如刚才说的《卧虎藏龙》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腕》也是国内票房比较好的片子。

  杨君:我记得上次在金鹰论坛上,您跟我说,其实《卧虎藏龙》在国外的宣传也是非常艰苦的?

  陈建德:对,《卧虎藏龙》对索尼影视来说,也是新的尝试,由于这次成功,使得很多的华人制片人、导演,有信心把中国的电影真正推到世界主流市场。因为我们当初推广《卧虎藏龙》的时候,采用了和通常不一样的手段,在美国来说,如果我们花四五千美金拍一部大片的话,或者拍上亿美金,这样在市场上花很多的钱做,通常都是在2000万2500万左右,像这个片子,本来的制作费用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这个片子怎么样去推,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采取了有重点的,先在几个重要的市场进行试探一下,然后逐渐、逐步推广开来,这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请了公关公司做一系列推广的作用,使得它得到美国观众的认可。

  杨君:也就是说,在推广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讲究技巧的?都有哪些技巧呢?

  陈建德:其实不是很大的商业机密,首先对一个产品本身的特点要进行研究,对市场进行研究,像这样一个产品推到市场当中,以什么样的形式能够使受众感到共鸣。我们学传播学来讲,当你这个信息传到受众的时候,如果不能产生共鸣的话,这个信息不会被接受。中国的电影怎么样进入世界电影市场,让世界的观众承认、认可、喜欢他,这当中有很多的手段和技巧是要加以推广的。

  杨君:其实《卧虎藏龙》推广得非常成功,但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很容易,过程也是很艰苦的?

  陈建德: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作为导演来说,李安这么一个著名的世界上非常认可的华人导演,他都认为是这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他认为一个一个市场地去宣传这部影片,你要跟当地的民众交流,跟当地的新闻界交流,把自己影片的特点讲给人家听,非常艰苦,因为一个导演的时间非常宝贵,等他拍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一般不会再愿意为这部电影多做什么,都希望这部电影拍完的,直接交给发行公司去发就完了。当发行公司要求你一个一个市场去宣传电影,和当地的观众,和当地的影评家交流的时候,因为你一次一次回答他们提出来的各种的问题,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杨君:这个说起来,似乎像一个国外的总统竞选?

  陈建德: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锻炼。因为随着民主化的引进,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官员也好,大公司的企业首席执行官也好,他们都要在公众面前讲他们所做出的一些成绩,这就要求这些人他们有一些能够和普通观众、投资人、股民交流的基本的技能。

  杨君:而且也是一种素质?

  陈建德:这是一种培养的过程,也不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记得很清楚,当国外的总统第一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讲话也非常紧张,但是过了一年以后,我们是搞传播学的,我们把他们的录像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一年以前和一年以后,他们的演讲上技巧的掌握、他们掌握的程度、驾驭的能力要比原来一年以前强多了。这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杨君:面对观众的从容程度和表现的能力?

  陈建德:对,因为特别是西方政客也好,西方的企业家也好,他们还要面对非常尖刻的记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锻炼、这种场面经历得越多,他驾驭这种情形的能力越强。

  杨君:本身的应变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您在美国这么多年,您应该看到我们的同行-----他们工作的基本状况,您刚才谈到访谈,他们有时候拍摄也是单机拍摄的?

  陈建德:也不完全是单机,单机拍摄只是我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记者来采访过我,当时还是一个知名的媒体CNBC。但是这种采访,我觉得当记者的能力比较强的时候,他对整个场面的控制能力就比较好。每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他提问的方式,以及他在采访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火花,抓住问题的实质,都有不同的能力。好的节目主持人和一般性的节目主持人的差别就在这里。更主要的,节目主持人肯定在被采访者之前,做过充分的准备。这个时候来采访的时候,问出的问题更是观众想听的问题。但是也有这样的节目主持人,他是把被采访人搞得手足无措,回答结结巴巴地人也有。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很多大的企业的总裁、执行官,他们觉得这个记者太敌对性了,他们不愿意采访,这样的时候也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些记者有很强的能力,他能够在微笑当中把企业、政府官员不愿意讲的话都挖出来。所以每一个人提问的技巧都是不一样的。

  杨君:您在外国看电视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节目?有那些容易让采访对象很紧张,很尴尬,而且非常知名的品牌栏目吗?

  陈建德: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新闻栏目的主持人,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个《60分钟》,这个节目在国内,凤凰台有转播。另外一ABC的《夜线》,那个也是做得不错的。这些节目,以及像LARRY-KINGSHOW,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现在我觉得值得我们国内新闻媒体、同仁注意的,就是美国现在新闻媒体的采访越来越走向商业化,和早年的以获取观众、读者所需要的信息,已经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因为现在整个一切都是把收视率视为生命线,是把广告的来源作为能够生存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更加商业化了。这样的商业化,我觉得实际上对真正原来的搞新闻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很令人失望的。

  杨君:那么跟我们的职业道德和原则是否有一些的出入呢?

  陈建德:不一定这么严重,但是有这种倾向。

  杨君:我们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倾向,但是也的确存在?

  陈建德:我原来对美国的新闻界,我非常欣赏他们的节目主持人问问题非常犀利,一下子就打中要害,一下子把问题的要害展现在观众的面前。现在流行的节目,都是谈生活方面,哪怕谈经济方面,也是比较轻松的做法。比如NBC,他股东是GE,像CNN,他的股东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话,已经跟企业连在一起,尽管他在问问题的时候,我所说的东西不代表我的母公司,但是总是有一点影响。

  杨君:这跟他们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陈建德:对,当然是联在一起的。

  杨君:您搞传播学、做老师,投身广告,然后做娱乐,其实行业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都在一个圈子里?

  陈建德:我搞教学,后来搞广告也好,搞公共关系也好,都没有离开传播学这个大的范畴,还是在做信息怎么样与人之间的交流,怎么样把信息更有效的在人之间传播、使受众更好受到信息和有效的反馈,这还是一样的。

  杨君:每一个方向的深度不一样?您比较喜欢从事不同的几个方向的哪一个?

  陈建德:有各自的特点。我现在做的影视娱乐,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把欢乐,哪怕是伤感的感情带到观众这里来。或者是以电影的形式,以电视的形式,把一些人们生活当中的经历,更加浓缩在一起告诉我们,使我们一起乐一下、笑一下,一起悲哀一下。哪怕是掉几滴眼泪,也是一种感情的宣泄。这种宣泄,从心理学上讲,也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在一天的工作中8小时、12小时也好,工作完了,得到放松的机会,我觉得对第二天的工作非常重要。

  杨君:您很少笑,是吗?我跟您沟通很好,我觉得您是一个很细腻,也是一个很理性、冷静的,同时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不同类型的性格的一个综合体?

  陈建德:其实我很能笑,问题是看什么。有的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国内的情景喜剧不太多,写的好的情景喜剧真是让你一直从椅子上笑到坐到地上,真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希望国内电视界的同仁做出一些好的东西,使我们的观众放开怀大笑一下。至于综合体我想人都有这方面,只不过在表现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当一个人真正把外在拿掉,大家的人性基本都是相通的。但是有些人在感情的驾驭自如一点,控制能力强一点。这跟性格、血型都有关系。

  杨君:您是属于自我意志控制比较好的人。

  陈建德:还可以,说得过去。

  杨君:回过来看你的成长过程,当然我们是小辈了。

  陈建德:你已经急急忙忙把我赶进老辈当中去了?

  杨君:我非常愿意您加入年轻人的行列。你说过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去农村的经历?

  陈建德:对,我是1972年进上海的复旦大学学外语,当时是在文革期间,要求招进来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像我这样刚刚从中学毕业进大学,和当时的环境有一点相抵触,学校当时招进来以后,想不能跟当时的大环境完全抵触,为了达到弥补,所以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干校劳动。因为当时的岁数很小,17、18岁,对农村不甚了解。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使我真正了解到中国,那时候农村人口在80%以上,80%的人过得生活是怎么样的。对我这样的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杨君: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现实?

  陈建德:对,第一次真正接触了中国大多数人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都在后来我到美国以后,写在我的杂感和文章当中。而且美国的读者也给我来信,他们非常喜欢。因为这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中国是怎么样。我一再跟他们说,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确实发展非常快,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不像上海、北京。中国边缘地区、内陆地区、西部地区非常落后,还有很多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不但有人文方面,也有观念方面的。方方面面都有。

  杨君:多样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存在。

  陈建德:我们的语言、方言就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地大物博,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在一个省都有几种不同的方言。说明中国的区域之广阔。这也说明,在中国不可能一下子经过短暂的改革开放,让每一个城市都像上海、北京这样。

  杨君:其实在您的新闻传播理念中,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非常想把真实、可信的中国介绍给世界?您也一直在这样努力?

  陈建德:对。我觉得真实才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当然现在来说我搞影视,影视跟新闻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影视毕竟是用文艺的形式告诉现实,有一定的虚拟性。但是毕竟还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立在人们对未来的幻想上。因为我们原来讲文艺是从工农兵当中来,从生活中来。但是现在如果研究好莱坞的发展,很多都是建立在人们对今后的梦想上。

  杨君:是一种寻梦?

  陈建德:对,很多的电影展示的科幻的东西,十几年前科幻的东西,都是现在有的东西,都是普遍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的。

  杨君:有一句话,梦有多大,您的未来有多高?

  陈建德:这总结比较恰当。

  杨君:我们看到西方的影视文化是一种梦想文化,或者可以说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陈建德: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至少有这种倾向的存在。因为有一些片子的拍摄,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当然拍科幻片是需要很大资金的投入。而且市场到底回报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说在中国现阶段来说,不可能有大量的科幻片的出现,但是至少从我手中过的剧本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剧本,都是一些科幻型的剧本。

  杨君:这样的因素已经大量存在了?

  陈建德:看看我们的投资人,看看我们的投资方,有没有勇气做。我觉得中国现在逐渐逐渐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国和国外的距离明显在缩小。

  杨君:您说的距离是精神领域还是其他方面?

  陈建德: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因为给我很大冲击感,比如我在60年代、70年代,在中国的风景区旅游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东西,等到我90年代回中国,再看到的景观不一样了。到黄山,我记得第一次是1975年去的,黄山扔满了纸。今天你再到黄山去,你发现很干净,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方面。人民已经注意到环境美对每一个人的重要。而不是想到扔掉了废纸是方便了自己,都想到给整个环境带来了害处。大家都想到了。我觉得最可贵的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精神方面的文明。

  杨君:一种自觉性、一种意识、一种观念。

  陈建德:而且社会上造成这种压力,迫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这个事不应该做。

  杨君:您从一个其他的行业,比如飞机、广告这样一个方向,跨到影视、娱乐、索尼这个行业里来,您觉得您的实现,或者您的雄心跟索尼的雄心是叠加,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

  陈建德:对我个人的理想,如我对事业的追求和公司的追求是有距离的,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参加索尼公司之前,我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就是我这样的人适合不适合参加这样的公司。从航空来说,我在波音做也好,尽管我在波音做航空的工作,我所具体负责的那一块,还是和大众传播、和人们之间的交流有关系,包括销售来说,也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同样两个产品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两个不同的销售员,完全不一样。一个好的销售员能够更好地把这个展示。你很难说两个瓶子之间到底有多大的本质的区别。但是另外一个销售员,他销售的方式好,能够打动他。只要你有这个需要,你更愿意买他了。

  杨君:你会觉得他那个瓶子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陈建德: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和传播、和人际交流联在一起了。

  杨君:陈先生,我们知道索尼是制造电器的公司。在很多年前中国人用的电器,都是索尼的牌子,那么这家公司什么时候从事和加盟了影视娱乐的方向?

  陈建德:索尼是在1989年的时候,把好莱坞老牌的电影制片厂――哥伦比亚买了下来,接着把三星影视公司买了下来,所以有了今天的索尼影视。当时买好莱坞的制片厂的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报纸,以及很多地方的报纸,都大量报道。好象是日本人登陆好莱坞了,好莱坞的文化要被日本人控制。美国人自己也发过这种消息。

  杨君:美国人有点不自信了?

  陈建德:美国人自己有点担心。后来他发现,实际上好莱坞的文化是很难改变的,并不是说你的股权,你的股东变了,文化就跟着变了。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杨君:虽然股东改变了,方向和文化还是反映美国的文化。

  陈建德:基本上来是美国的文化,所不同的就是在反映世界的电影、电视节目方面,有很多国际性的节目。比如《卧虎藏龙》也好,去年我们在印度拍了一部《印度往事》都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不但在好莱坞制作一些非常受观众喜欢的片子,像《蜘蛛侠》,也制作一些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反映世界不同文化的影视作品。

  杨君:也就是说,这种投资是一个全球性的或者是国际化的。

  陈建德:我觉得一个跨国的大公司,应该有这种胸襟、视野,不但在一定的区域中进行投资,同时应该想到,我作为一个跨国性的大公司,我应该反映全球的文化,是反映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受众需要的享受的精神产品。

  杨君:也是现在发展的一种趋势?

  陈建德:这恐怕是一种趋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人到东方,不单单到中国,去韩国,去其他的地方,也在制片,印度也是很活跃的,比如在新加坡。

  杨君:当初日本人,或者是索尼从美国那儿拿到了股权,若干年之后的公司业务发展比以前更繁荣吗?

  陈建德:哥伦比亚最早是可口可乐拥有过一段时间。大家知道,电影制片厂搞得好,可以赢暴利,搞得不好,是血本无归,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投资项目。在索尼公司把哥伦比亚、三星影视公司买下来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公司并没有盈利,这也有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磨合过程,磨合好了,就会产生一种火花,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力,使得这个公司有更加长足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从我们公司的状况来说,这几年陆续拍好的片子,陆续打破好莱坞的票房记录,应该说已经磨合好,兼容了不同的文化造成的。

  杨君:也就是往前走了很多步。像《蜘蛛侠》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陈建德:《蜘蛛侠》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可以说他的回报率超过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因为大家没有想到这个片子会这么火爆,票房率会这么高,打破记录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的课题。因为从电影本身来说,他的故事本身结构来说,并没有太惊奇的东西,而且漫画的作品,原先很多年在美国的受众当中有很多的流传,大家很喜欢,拍成电影,一下子获得了成功。所以《蜘蛛侠》以后,很多漫画人物的版权纷纷被买走了,他们准备日后逐渐逐渐开发。

  杨君:它是一种传说,像民间的手抄本?

  陈建德:对,很多人物都是想象出来的。

  杨君:我看过这个片子,我觉得他弘扬的还是英雄主义的精神?

  陈建德:好莱坞的弘扬英雄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爱情最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很多好莱坞的片子,从故事本身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社会上的人大多数都是喜欢这样的故事。电影的制作者也是迎合了观众的需要,因为毕竟受商业的利益驱动,希望他的票房高,希望把他的投资全部赚回来。

  杨君:这里说到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很多人说大片也好,电影也好,是给人们编织了一个梦想,人们去电影院,实际是圆了自己的梦。而电视剧不同,电视因为屏幕比较小,影像的张力比较小,很多比较写实了,而且系列剧、连续剧比较多。您认为你们的寻梦,仅仅是在电影行业,还是在动画片,其他的行业也有?

  陈建德:从我个人来讲,我进入影视界,倒不是为了圆拍电影的梦,或者是电视剧的梦,我更多是想利用这个媒体、平台,能够把更加好的作品展现给观众。从我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把一些好莱坞一些好的作品,正面的作品,特别是能给我们国内一些电影制作人、电视制作人带来一种启迪,使他们能够有所加以思索,然后来开发,来制作一些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些好的作品,使这些作品走到世界的主流市场上去。如果只是一个人圆一个梦,拍一部票房率、收视率很好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来说,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做到。

  杨君:您从2000年来到索尼娱乐,您看到中国的市场需要它来进入吗?或者说它的进入市填补了中国影视市场的空白吗?

  陈建德:索尼影视从1996年进入中国,首先建立一个代表处,然后在国内搞一些影视作品的发行,并参与了一些作品的制作、投资。这当中,我觉得对中国来说,首先我觉得像索尼影视-好莱坞这样一家大的公司,可以给中国带来几方面的帮助。第一个是管理上的模式,理念性的东西。怎么样来运作一个大型的影视制作公司,这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它本身具有一种资金上的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拍一部片子,投资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拍电影投资量是非常大的。这种巨大的投资下去,有的时候回报并不是成正比的,这样来说,像索尼影视具有世界性的公司,他希望在好莱坞保持他的影响地位以外,他也希望在世界其他市场搞一些本土化的制作,用本土化的制作进入世界其他的社会。

  杨君:或者是领导当地的文化潮流?

  陈建德:倒不一定是领导,但是我觉得更想的是怎么样在这么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他应该起到他本身应该起的积极作用,使得他能够在这当中,不一定是领导,至少有推动的作用,因为他有资金的优势,有管理的优势,同时技术也有优势,透视市场运作也有很大的优势。中国很大的影视公司,比如中影集团这样的公司,他也不是在世界每一个主要的市场,都有他的促销。而像索尼这样影视娱乐公司,这些大的,它在世界主要的市场,都有他的机构,他能够非常有效非常迅速地把产品推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如果说这至今能够建立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的话,我觉得给双方都会带来好处。

  杨君:是一种跨国的、跨文化的,甚至是跨不同的媒体行业的综合性的公司?陈建德:对,因为影视作品,有很多人有很多各自的想法。因为从不同的民族、文化,都很担心他的传统文化被好莱坞的文化所冲垮。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记得我在念博士期间,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讲法国的电影制作人,他们怎么捍卫,在好莱坞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怎么制作法国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中国影视界的同仁思考探讨的,你在吸取其他国家好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将本土有优势的东西,有民族国粹的东西放掉。就拿我们的《卧虎藏龙》来说,也是反映中国文化当中那么多不同的历史遗留下的瑰宝中的一朵。比如他是一个武打片,武打片中国人拍了很多,而且中国的观众觉得打得不过瘾,不够真。画面诗情画意。因为这正是冲击西方观众的东西,因为他并不是看你真刀真枪的实打,他要看故事的情节、爱情、人跟人之间感情上的冲突,想爱又不能很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这种正是西方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因为西方人很直率,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追求你,你结婚,我也有权利追求你,他们的表达方式非常直接。但是东方人尽管有所爱慕之心,但是非常婉转,非常含蓄,这是东方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文化的东西,用一种非常恰到好处的手法,用诗情画意的手法表现,西方很容易接受。

  杨君:是非常传统文化的?是不是整个节目的编拍,或者整个影片的编拍是非常好莱坞化的?

  陈建德:对。应该说是比较好莱坞化的。这一点上,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是想把中国的一些文化当中比较好的东西带到世界的主流文化市场的话,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产品不要用一种通常把拍摄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手法进行拍摄。因为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东西非常熟悉,你点一点他就明白,而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后面背景的东西不知道,第一次接触,不可能花很长的时间了解几千年历史的过程。所以他必须用非常简单,用一种一看就懂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本身结构并不是很复杂,但是讲的诗情画意,于是人家很愿意看。

  杨君:咱们的文化介绍出去,还是要进行一定的变形。

  陈建德:可以做多方面的探索。如果说我们就是要搞一部片子,就是为海外,从一开始剧本的创作就应该是这样的。整个节奏、故事演艺的方式、表现的手段,都应该直接为海外观众做的。

  杨君:除了《大腕》和《卧虎藏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拍一些国内内容题材的片子?

  陈建德:报上有所报道,索尼影视在今后几年当中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制作更多的电影。一些电影都已经在,有的已经在制作的后期,有的已经在探讨的过程中,在洽谈的过程中。

  杨君:在网上还有这种说法,索尼影视娱乐开始进军中国?

  陈建德:我不太喜欢这种提法,进军中国,这是别人写的。我觉得这只是把我们资金上的优势带入中国,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也好,电视市场也好,在资金上仍然很有缺口,很希望国外资金的进入。如果说国内电视界的制作人员,电影的制作人员利用国外的资金拍摄,进行各方面的尝试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国外的制作人员也非常乐意和国内的同仁探讨。我就希望我能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杨君:今年还会有一些新的计划?

  陈建德:今年应该是有一些计划。计划总是在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计划当中,现在讲还早了一点。

  杨君:上次跟您谈的时候,你提到索尼非常关注小孩子,关注教育,拍了很多的动画片?

  陈建德:对,其实动画片,我觉得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影视方面,我希望国内的观众看电影也好,看电视也好,他们收视的习惯也所更新。其实动画片并不一定是给孩子看的。很多动画片是一种高科技的,是对未来的向往、憧憬,通过动画片的形式表现,这种东西不一定是给孩子看,更多是给青少年甚至成人看的。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在电视里都把动画摆入了少儿影视里面,我觉得这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因为动画这个东西,从日本也好,从韩国也好,从其他的国家也好,不一定全都是这样的。当然不能否认的,很多的儿童在看动画,但是也有一些大人愿意看动画。

  杨君:其实动画片里暗含的智慧,有的可能也是很复杂的?

  陈建德:对,动画片更需要加强中外之间的合作、交流,因为动画片的制作成本更高。在这上面,我觉得如果外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做的话,效果更好一些。

  杨君:咱们有哪些成功的作品呢?

  陈建德:从索尼影视来说,我们拍过一部《成龙历险记》。是成龙形象的主人公,在美国生活的环境当中,它怎么跟恶势力做斗争,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已经拍了五、六十集,继续在拍。这个收视率一直是在每一个周末的最前面,一直保持在最前面。

  杨君:现在索尼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的员工?

  陈建德:索尼影视,在全球大约有差不多有四千多人。

  杨君:那也是非常大的机构,遍布在世界各个国家?

  陈建德:遍布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在67个国家有我们销售的网点,有我们销售的机构。销售的网络覆盖了67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重要的影视市场,我们都覆盖了。

  杨君:那也是非常有发展战略眼光的安排。今后您有哪些打算和方向呢?

  陈建德:应该这么说。我们觉得从索尼影视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和中国同步向前。怎么样做本土化的制作,使得本土化的产品,不但受到国内的欢迎,同时到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市场,都能得到他们的欢迎。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杨君:这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在美国读博士或者是后来工作的期间,有没有跟中国文化、影视,或有关方面的非常有趣的事情,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建德:我觉得拿我来说,我从小喜欢看电影,我今天仍然喜欢看电影,每次回美国的时候,度假也好,开会也好,只要有时间,我一定是泡在电影院里面。我觉得这次回来以后,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中国其他方面发展都是非常高速的,变化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影视这块,我觉得他的发展还是不够大。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影院来说,中国到现在为止,除了上海和北京有这么个别几个影院是达到了和世界接轨的状况的话,绝大多数影院仍然状况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杨君:您说的是影院的建设?

  陈建德: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国家没有钱,还是说国家不重视这一块,我觉得都不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投资方面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在这块方面,一直没有用一种商业操作的手法来运作这块的市场。所以使得很多的投资都浪费掉了。

  杨君:起步非常晚?

  陈建德:起步晚,像我们小时候是在院子里看电影,都是摩托车送片,一个片子要拷贝很贵,这种场面今天已经没有了,没有说这家电影院放完,一个摩托车等着,然后就骑着摩托车送到另外一个影院,露天,大家裹着棉大衣看电影,远远一个摩托车来了。这还算好的。其实自行车也有,我到农村去看过。这种场面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改进,但是这个改进不够快,不够大。影院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环节,是人们周末,家庭休闲的一个场所。这里面不但可以把知识型的东西传播给观众,同时使大家在一起聚一聚,有一个氛围,这很重要。

  杨君:就像我们平常有的时候有的家庭周末全家人逛商场或者聚餐一样?

  陈建德:逛商场当然也是一个方式。逛商场,有些男士不大愿意,女士很喜欢,一排男士在外面等,干等不好,就开始抽烟,造成了污染的环境。这都是联着的。

  杨君:没有一个非常优雅的文化环境。

  陈建德:对,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氛围非常好的文化环境,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因为通过这种选择――-非常多漂亮的电影院,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了。

  杨君: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今后的呼吁重视要加强电影院的改造。

  陈建德:我相信从政府部门来说,一些企业来说,也都看到了。因为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影视业在今后经济的发展中,是占有非常大的一块,我们知道,在中国来说,媒体已经成了第四大重要的产业。这当中,大家觉得回报率也是比较吸引人,有更多的公司愿意投资进去,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把这个用商业的手段来操作,作为一个办企业的方式操作。这样比较好。

  杨君: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用一个全新的理念。我觉得北京有一家影院比较不错,叫华星影院,它是香港一个导演,香港导演协会会长吴思远先生投资的,有数字影院,有各种不同的欣赏形式,我认为很好,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第二家了。

  陈建德:这也有一个过程,从技术发展来说,现在已经非常先进,单从技术来讲,我们现在不存在制作拷贝的问题,一部电影要做多少的拷贝,这个拷贝要花很多的钱,今天可以通过卫星的发射,通过电影制片厂把卫星送上去。然后通过卫星再接到影院,全都是数码接通,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的,质量非常好。这样的话,对整个影视界来说,好莱坞来说,一年要节省几百亿美金,同时对环境的污染,我觉得这些胶片的保存都是问题,销毁这是问题。这上面,我觉得今后是一个发展方向。

  杨君:在国内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陈建德:因为你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做多少套拷贝,才能满足13亿人口观看电影的需要,但是如果通过数码技术,通过卫星加以传送,完全不一样了。

  杨君:陈先生,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你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陈建德:我有一个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原来在波音飞机工作的时候,他对飞机着迷,所以每次有新的飞机推出,我都带他去看。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说我爸爸是搞飞机的。他其实也是一个电影迷,很多的电影要看五、六遍,所以我一直是陪着他一遍一遍看,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确实值得人们看五六遍,而且我呼吁看五、六遍,因为真正使一个电影能够挣钱,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话,是需要我们的观众,不是去买一些盗版碟,是进电影院看电影,而且不只是看一遍,因为一遍电影的话,其实不是真正能把整个细节都搞懂,因为第一遍看电影,很多都是看故事大概的情节,第二遍恐怕是在欣赏某一个演员精湛的表演。第三遍是在看导演非常独特的手法。这当中真正是在欣赏这个电影。

   小孩是看情节,他觉得看一遍不过瘾,看第二遍、第三遍。我听说《泰坦尼克》,好多成年人看好多遍。这样的话,我觉得电影的回报才有希望。

  杨君:如果下次是您投资的电影放映,请给我打电话。

  陈建德:是这样的。有些好的电影,是希望全社会来关注它,关心它,使它有个良性的互动。因为只有加大电影制作的投资,才能拍出精良的电影,小的制作确实很困难。那种拍摄,各方面是很困难的。

  杨君:您认为您的美国文化经历对您的文化思考习惯有改变吗?

  陈建德:因为我在做广告也好,做其他的工作,每天的节奏都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我觉得我做的事,我很少拿它来和中国进行比较,我觉得我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话,我就要把自己融入那个社会里,我并没有太多想我是一个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要真正能够了解掌握我所居住社区的文化,使我真正能够融入进去。

  杨君:很快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

  陈建德:我记得当时出国留学,我最反对住在一个中国人群中,因为你留学的话,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需要了解你所在国家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样的,人文的东西,社会的环境,这些东西都不是在华人区里。华人区只是这些文化里一个折射,它还是保留着本身华人的一些文化的特点,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我来说,特别是对年轻的中国出去读书的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更多了解所在国家文化的东西,有些什么好的东西是学成归国带回来的。

  杨君:应该张开我们的视野,而不应该看很小的那块?

  陈建德:到哪里都要保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不是说中国的风俗习惯不好,但是年轻人应该有非常宽阔的胸襟来容纳、包容一些不同的东西。

  杨君:我觉得包容性这一点,在您的身上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包容心就是国际化?

  陈建德:对,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信息化了,全球经济化,都是讲的全球,很显然,本来的一种不是说狭隘的观念,至少是本位的观念来看待一些事物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觉得我特别赞成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听国内很多人争论,那么多的留学生出去,是不是把我们的精英放走了,我们国家谁来发展。实际上20年后的今天,您回过头来看,有多少的热血青年重新回来了,因为文化的东西,哪怕怎么样融入里面,根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杨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只是放长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陈建德:对,能够适合社会环境的生活,把自己当作那个社区当中的一分子,但是并不是说必须要把自己国粹的东西,优秀的东西,本来文化的东西全部扔掉,并不是这样的。

  杨君:这也是不对的观点、态度。您觉得从中国目前的影视文化的发展来看,跟国外或者是国际先进的国家相比,他们之间的差距很大吗?还是缩短距离是指日可待的?

  陈建德:缩短距离不是指日可待,而且是非常有希望的。中国的影视文化,我想你可能指的是欧、美。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是把影视文化,很多是主要纳入了教育人民这一种功能,而其他功能没有开发,这么一个范畴来看。而国外,特别是欧美,作为娱乐、消遣来看,两种理念,来引导影视业的发展,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因为对平台的要求不同,我们要求国内影视平台,要求他宣扬正面、积极的,倡导一些好的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全都是教化了以后,忽视了娱乐方面,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国内已经开始注意娱乐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所以这个相当好,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国外过多的讲究他的商业化、娱乐性,单纯去追求利润,他也有他的问题。所以说什么事物都是有两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也反对要完全把好莱坞的一套照搬到中国来。中国现在做的这套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我觉得现在已经和20年前有很大的改变。

  杨君:所以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先进理念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本土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应该是这样的。陈先生,您在美国呆了20年,您认为中国的影视文化跟好莱坞的文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陈建德:对好莱坞,最大的感悟,我觉得非常大的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中国的观众对好莱坞的作品是非常关注的。我觉得好莱坞的文化,有点过高估计了自己。 

  很多的影视作品,实际上在反映其他国家的时候,都是带有某一些歧视,不是完全正面的手法来表示。而在中国的话,其实我们的观众是非常了解好莱坞的作品,尽管有很多的电影不一定能看到,但是很关注,通过不同的媒体,哪怕是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的介绍来了解电影。好莱坞很多的作品,我觉得给我很大冲击力的事,他在反映中国也好,或者是亚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东西,都是用一种非常老的过时的说法。而且有的时候犯的错误是非常无知的,连小孩都能看出来。他花了这么多钱搞的制作,中间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杨君: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关注,或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跟时代是不同步的?

  陈建德:这恐怕是美国文化的特点。美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围着他转,他的棒球、垒球都是世界冠军,他的橄榄球也是世界冠军,其实是没有国家跟他竞争。他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包括篮球,我们也承认,NBA是全球篮球中最优秀的,他也觉得这个是代表世界冠军,这就造成他们在美国,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其他文化的了解,真的是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他的了解要差。差得很多。

  杨君:而且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性?

  陈建德:他也不是很主观要求了解其他的国家。

  杨君:我听说90%的美国人没有出国的护照,所以如果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有曲解的,我们自己再不宣传真实的中国,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陈建德: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宣传自己的话,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的东西、一些优秀的东西,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一定要通过这些影视的作品,这种文艺的表现方式来向他们宣传。因为从硬件的宣传来说,新闻来讲,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杨君:所以这种潜在的宣传,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建德:软性的宣传,我觉得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杨君:那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陈建德:对。

  杨君:我们今天的谈话很有意义,谢谢您的光临。(摘自《杨君访谈媒体人物》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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