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卿的感受：从《北青》到《信报》

　　主持人：崔老师除了担任《北京娱乐信报》社长以外，还管着三个刊物，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崔恩卿：我在文联任党委副书记，负责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的工作，老舍文艺奖由我管，除此以外还负责文联的一报三刊，就是《北京娱乐信报》、《北京文学》、《东方少年》、《北京纪事》。《北京娱乐信报》的前身是《北京戏剧电影报》。后来我就

被套牢了(笑)，开始从分管的角色进入实管，就是《北京娱乐信报》的社长，大概是这样的渊源。

　　主持人：十几年前您非常成功地创办了《北青报》，十几年后又创办了《北京娱乐信报》，这两者之间、前后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滋味？

　　崔恩卿：当年我们办《北青报》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当时中国报业市场没有现在那么开放，我们叫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新闻界或者叫报业界改革开放的意识还不强，报纸到底怎么做还不太清楚。所以《北京青年报》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报纸，冒然闯入了市场，之所以有了《北青报》的现象，是因为在更新观念上抢先冒进了一步，所以办起来压力不是特别大。现在《北京娱乐信报》不一样了，十几年过去了，市场相对成熟了，特别是北京，再办一张报纸，市场竞争的压力比较大。一张新的报能不能办成，需要市场竞争，能不能存活也要看这个，所以我的压力就比以前要大。

　　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很多朋友问我，很多记者也问我，如果办第二张报纸不成功怎么办？我本来想得不多，问来问去就问出问题了。好象我在北青报起的作用比较高了---现在声明，不是我办成了《北青报》，而是我沾了《北青报》的光，《北青报》发展得很好，其中有我的一份努力而已。大家为我担心，我是多少还有些压力，但是我的心态基本正常，随遇而安，只要尽心去办，靠《信报》的团队去办，思想能对，再有相应的措施、资金，成功率应该是很高的，所以还可以。

　　网友：为什么您是《信报》的社长，可大家都叫你崔老师？

　　崔恩卿：直接的原因是我岁数比较大了，也不是中年人了，进入老年了。另外一个原因我有办报的经验。第三个，文联艺术比较集中，在这里不叫职务了，互相叫老师。我觉得叫老师也可以，比起职务要好一些。

　　网友：听说崔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媒体人，请问您的个人魅力对信报的成长上能起什么作用？

　　崔恩卿：一个人和社会是一样的，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张印章，叫沧海一粟，我在信报起的作用就是其中普通的一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办报我主张一个理念，就是团队办报，一个事业是一个集体的，不是一个人能奏效的。人当中有分工，由不同层次的人组成。过去新闻界很流传就是大腕办报，办给精英的。作为一个整体指导思想来说，是一个集体，个人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在《信报》，包括《北京青年报》，我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呢？我的角色就是起集思广益和决策的作用。对一些事敢作主，我起敢作主的作用。敢作主还要敢承担责任，我的作用可能大可能小。如果我做错了，对事业就有影响了。如果我把大家的意见、智慧集中起来，又做对了，可能对事业有前进的作用。

　　网友：我是您的忠实崇拜者。崔老师年轻的时候一定帅呆了。《信报》是靠您个人的魅力和影响才有了这样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您不当《信报》的社长了，《信报》会怎么样？

　　崔恩卿：姜昆是我们《信报》的名义社长；广电集团是我们的大股东，二千五百万的注资；他们两家都有条件，就是让我担任信报的法人。我们资金困难的时候，《信报》是六百九十万起家，资金不足。在写信报的书《老实交代》里交代说是有造纸厂支持我。第一，对我，我在这负责，他们有了一定心理承受能力。反过来不是这样的，还有风险投资。有这样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最关键就是所有的投资者选择《信报》。还是对北京的市场做了一定的分析，对市场的前途做了分析，做了风险投资，不是押宝。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信报》，一旦我退休。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三年：一年赢，二年平，三年发展。一年赢是赢市场；二年平是基本走上良性循环，达到收支平衡；第三年发展，如果第三年有了相对的发展。我三年的指标基本达到了，《信报》基本上走上了良性循环，相对成熟。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也相对成熟，会按照一定轨道前进，再有人往回拉，也拉不回来。就象一个球，进入轨道就运作起来了。所以个人在团体当中会起很大的作用，但并不是完全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我们的领袖说了，地球离开谁都行，所以这个道理是真理。我在《信报》，可能对《信报》的发展有好处。我离开了《信报》，绝不会给《信报》带来坏处。我还常常想，事业都是年轻人做的，我现在在《信报》未必是对《信报》有好处。可能我的很多观念老化，如果是更年轻的人，人家更解放、更超脱、更有创造力，《信报》的发展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这是几个方面，所以《信报》的人不要担心。我们的网友关注《信报》的人也不要担心。《信报》已经走向坦途，一定会勇往直前，而且我们的团队是有战斗力的。

　　网友：您是否留恋《北青报》？

　　崔恩卿：对，我留恋。上一期有《时代传媒杂志》他们来采访我写到一段，其中有几句话，说有没有《北青报》的情结。写完以后，这位作者写完以后也是眼泪汪汪，也是老北青人，我读了这一段也是眼泪汪汪。因为《北京青年报》在那种条件下努力走出来的，创了一份事业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对它有感情，会留恋的。但是这种留恋不是个人的情感，是对中国报业的一种情结，所以我要永远保持这种情结。前几天有人到我那去，95年还是96年，我写了很多顺口溜，在《青年报》腾飞的时候，在离开的时候也有伤感的东西，现在看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些情结说明了我对报业有感情，我一直寄望北青有很好的发展。

　　主持人：您把《北青报》什么最优秀的东西带到了《信报》？

　　崔恩卿：人人都说《北青报》的精神。《北青报》的精神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报业经营观念，要把报业经营观念带来。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来办，仅仅作为新闻纸，报业很难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北青报》是一个集体奋斗的，团体奋斗的精神。《北青报》在发展期间，曾经有一个议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人办了一流的报。这不行，结果已经成为一流的报，既然能办成一流的报，这不能说这人是三流。个人是三流的，但是组成一个团体，所以不是三流。所以我带给《信报》的是团队的精神，这是精髓。再一个包括对人才的看法，我们需要人才，但是人才不要特意追求，人才是在岗位当中成才的。所以《北青报》那么多年，实行的是聘任制。当时有一个口号，一个后门都不要。当时不是从大学招聘过来，是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大家叫太公钓鱼，直钩钓鱼，愿者上钩。《信报》也是一样，也是太公钓鱼，有能力者自己咬钩，能与《信报》风雨同舟者自己过来。我只是讲其中一部分。《信报》的起步，开始大家经验不足，业务素质不是太高。但是一年二年岗位练兵，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我今天上午在北京电视中心《落成仪式》上，肖培也是北京晚报的副编辑，他下了台说你们《信报》真不错。我说谢谢你的夸奖。他说真不错，然后又特别提到今天WTO。说你这个也做得不错，整个北京新闻单位你做的是第一家。就是这个集体，这个集体在第一年看不出什么大味。第二年就起来了。第三年，随着首席记者、首席编辑的出现，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味出来了。现在不是说没有味，而是慢慢出来。

　　网友：崔老师，业余都干什么呢？

　　崔恩卿：我个人的条件就会游泳，但是一年到头基本上不游泳。

　　主持人：为什么？

　　崔恩卿：很忙，不去了。其他的就没有了。还有好朋友约我打网球，我不会打。在这几年期间，曾经有两次去过，练了一次。最近有一段时间比较长，有几个朋友约打了一段，不是教练式的对打。现在有三个月没有去了，因为有一些忙乱。另外就是看看电视，看看书。在家里基本上是这样的，看起来基本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写字画画，我最近练习画竹子，希望做到胸有成竹。

　　网友：您每天看《信报》的时间有多长？

　　崔恩卿：看《信报》的时间比其他报的时间要长，有时候是翻过来掉过去看一下，时间比较长。

　　网友：我非常想知道您是怎样评价你自己的？

　　崔恩卿：在94我有一本《报业经营论》其中有一段话，我记不太清了，“数字无谋，无以高求，心中有数，有所追求，”大概是这样八个字。我前面说了，数字无谋，无以高求，这是比较真实的写照。因为我基本上是随缘，或者随遇而安的。我对工作，是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挑减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认为我不具备哪些条件。如果让我当翻译，我不会外语。心中有数，有所追求，这是对自己估价比较高了。我做事的时候，一旦想到要做，我有一定之规，想着把它做好。所以人家给我起了一个雅号，叫“三不闲人”。哪三不，我生活上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在工作上不唯上，不唯下，不唯书。上级来的东西我绝对不反抗，尽量要领会精神，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不能照搬，不能教条。不唯下，我主张团队精神，但不是人云亦云，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有一个好处就是凡是出主意我基本采纳。不唯书。当时是91、93那个时期，当时对报业的经营基本上很少，当时基本上是新闻写作，没有讲报业经营，没有书可温。现在有书了，但是不能温了，因为带有教条主义的特色，实践是常青的，这是我个人遵循的基本原则。

　　主持人：在人生的各种品质当中，如果要你挑选三种品质，你会挑选什么？

　　崔恩卿：我觉得诚实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是宽以待人，我主张宽容。我做的事结果没有达到好的结果，也有这样的。我可能无意当中伤了人，伤了上级、伤了下级，伤了同事。但是我本人主张宽以待人，对自己是以诚相待。第三，就是做事要认真负责。包括我现在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还是要站到最后一班岗，将来也要对《信报》负责，要对《信报》的投资者负责，还要对员工负责，应该是这样的，努力把这些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