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中国传媒》连载(1)：呼唤优秀传媒人

　　《中国传媒》连载(2)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访谈录

　　刘长乐观点：

　　取名为凤凰卫视，希望我们明明白白地打上中国的烙印；

　　故事和传奇并不能复制，只有经验和道理才能使人获益；

　　尽可能对产业的分析要审时度势；

　　要夹着尾巴做人，得志不可猖狂；

　　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目前还只能称得上是弱势文化；

　　先学诗人写诗，再学商人打算盘；

　　因为对工作有了热爱，所以才能焕发潜能；

　　文化与经济，往往是可以殊途同归。

　　一个普通人，面对时间河流中淌过的清水肥鱼，他怎样做梦，怎样上路，怎样睁开眼睛看世界？

　　一个艺术感的人，一个创造中的人，一个尊重个性胜过凝聚共性的人，将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一种骨子里的传统和古典，一种骨子里的现代与新潮，是怎样紧紧融汇，从而走向梦想顶端的呢？

　　为揭开公众关注的谜底，我们奔赴香港，去追寻刘长乐——这位凤凰卫视的缔造者。

　　与刘长乐相约下午三点见面。在记者一行匆匆赶往九龙红磡，香港凤凰卫视总部所在的海滨广场时，刘长乐的秘书正给他送来一本最新上市的《亚洲周刊》。该刊“2000年国际华商500”的排名中，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以近七亿美元的市值，位居第155位。

　　2000年以前，凤凰卫视的名声是伴着几大当家主持人名声红透中国的：吴小莉、鲁豫、窦文涛、许戈辉，包括杨澜，短短几年时间，“凤凰的干法”成了很多人争相学习的“干法”，凤凰模式正成为无数同行热衷“拷贝”的模式。而凤凰老板刘长乐则默默无闻，他犹如半个神仙，在很多场合只见其运作，不见其身影。

　　直到2000年凤凰股票上市前后，基于国际资本市场“公司领导人形象等于股票半个形象”的惯例，刘长乐才被迫从幕后走向前台。

　　躲在幕后的刘长乐在香港曾被称为“神秘的大佛”，传媒业界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言：传言他投资凤凰卫视只用了自己10%的财力，却投入了90%的精力；传言他在大陆新闻界曾官居司局级，下海后从石油贸易起家；传言他口才奇佳，精力过人，激情大于理性，产业多过家业，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天上，总飞行距离甚至超过空姐……

　　一个拥有如此经历和背景的人，他的心灵是沉醉在自己的旋律中的，他的欢乐与痛苦是有着自己底色的；大多数人都只能走近他的身份，而难以走进他的故事。因此，面对我们这些恰恰对他的故事太过好奇的不速之客，他的握手和笑容都未必是真心所愿。学者余秋雨说：“一切过于长久的笑容背后，都掩藏着致命的忧伤。”刘长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说：“早期吃过很多难以形容的苦，不愿再谈过去了。”

　　刘长乐愿意谈的话题是：凤凰管理、凤凰精神、凤凰现象和凤凰的生与存……

　　因此，我们的采访只能从传言开始。

　　英雄莫问来路

　　记者：听说在你的办公室里能见到这样一句话：大约80%的成功者在他们铸造的宫殿中沉陷了。这算不算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警示？

　　刘长乐：应该算吧，这些年全球企业界风起云涌，在潮流中呛水甚至被淹死的大有人在。我对自己和凤凰卫视的要求是，不管你怎样弄潮，你应当秉持一些基本信条，譬如以人为本，以诚信为本……另外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得志不可猖狂，法律上的禁区别碰，做人的禁区别碰，好大喜功，图名不图利的事情别干，每一步都要争取走得踏实。

　　记者：这是否就是你不愿多谈自己的原因？

　　刘长乐：这倒不是。对于公众人物，传媒往往喜欢去追踪他的发家背景，这是我不赞同的，故事和传奇其实并不能让人们原原本本地在生活中去复制，只能满足人的猎奇欲望；只有经验和道理才能使人获得体会并受益。所以我是多讲后者少谈前者。

　　记者：所谓英雄莫问来路？

　　刘长乐：我的第一桶金来自做石油贸易中介商的经历，应该是清清白白的。

　　记者：一个普通人，起步就做石油贸易，听起来不免让人感到很神秘。

　　刘长乐(笑)：1980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直干了八年。在一个中央级的新闻媒体，从普通记者做到高级管理人员，这份履历对我后来从商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下海的时候也同样面临选择，我也可以从很小的地方起步，比如开餐馆什么的。选择做石油贸易，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对自身特征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每一个人在选择创业之前，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准确判断：你的社会关系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你的文化层次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一个什么感觉？我是从中央新闻单位出来的，记者最大的学问就是社会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人脉”；而我的家庭和我周边的人对我选择经商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包括拥有海外关系等等。另一个原因出自偶然，1988年，正好有一个海外朋友问我能否拿到中国的出口石油制品，我用了一些时间来打听当时在中国做石油贸易的情况，感到路还能够走通，当年，我就翻身下海了。

　　记者：今天的凤凰卫视有一个经营概念叫“高层次高起点”，这个概念是不是从那时候就一脉相承？

　　刘长乐：石油贸易是一般的小公司很难运作的，所以我们用了较长的时间来进行“环境的运作”。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作为记者建立了一些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们通过这些关系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合作伙伴。具体来讲，我们中间商做买卖就是利用合作伙伴的信任度，谈判一个时间差，即在中国客户和海外客户之间，用“TT”到岸付款方式，让自己付款出去的时间比第三方付款给自己的时间长。然后用客户的钱来周转。当时，国际石油成品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回报率通常高达30%左右，1989年我去了美国休斯敦，在那里注册成立了乐天国际公司；1990年我来到香港；1993年移民新加坡，因为这里是世界石油贸易的中心，特别是中东到中国的石油一般在这里过泊转运。另外，新加坡的金融体系也比较完备，自由开放。

　　记者：有关材料告诉我们，今天的你名下拥有40多家全资或控股企业，分布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等，个人总资产达数十亿人民币，仅在内地投资就上百亿人民币。这些投资项目包括了中国最大的石油码头----广东茂名25万吨级原油码头，中国等级最高的高速公路----北京至八达岭高速公路，以及投资五亿港币建造的皇家园林超豪华宾馆----颐和园宾馆。此外，轰动一时的史实纪录片《邓小平》，听说你也是制片人之一。

　　涉足如此广泛的投资领域，往往也隐含着相应的风险。人们一直想了解有关你的投资神话，比如你抓住的几次大的发财机遇，同时又避过了几次大的市场风浪。

　　刘长乐：神话是谈不上的。实际上对于一个具有无限机会和变化的亚太经济市场来说，十几年孕育出我们这样规模和实力的公司，并不太难。对于抓住机遇和规避风险，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的做法是，尽可能对产业的分析要审时度势。

　　比如投资大陆的高速公路，作为公用事业，市场风险和短时间的波动对其影响都不大，也容易得到海外投资者的认可。所以在这方面我做的是长期投入。而相反房地产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产业，我是在1993年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之前，就已抽回大部分资金。当时对中国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政策我有一个判断，即在各地的盲目发展之后，政府必然会出台措施予以整顿。相比较而言，能源则是“发展的速度赶不上需求”，中国对原油的需求还依赖进口，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所以我从买卖原油起家，并且至今从事着这项利润不薄的生意。

　　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记者：十二年以前当你辞官下海时，人们的评价是“商界多一个大贾，媒体少了一个人才”，五年前当你投资创办凤凰卫视时，传媒的说法调了个个儿：“媒体多了一支新军，商场少了一支劲旅”。据说你创立凤凰卫视的初衷并不在赚钱，那是为了什么？

　　刘长乐：一个人有钱之后就不再去赚钱，我想这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凤凰卫视首先还是一种商业化的动作，我做的是媒体产业，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媒体机构。

　　当然投资传媒，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来源于我的文化情结。1990年我来到香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华古文明大图集》，这是一个集传统文化精粹之大成的东西。由于在海外呆的时间比较长，我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华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非常的喜欢，他们摆放的家具、古玩、字画都是中国的，并把这些视为高消费奢侈品；一种是极度的鄙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复杂的内涵。特别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中国人，比如我做石油贸易的一个合作公司，有一个大陆过去的中国人主管，此人以阅读中文的报纸为耻，每次跟我说不了几句话就要说英文。以至于后来每次见到这类人，我都压抑不住恶心和愤怒……

　　记者：愤怒出诗人？

　　刘长乐：仅仅愤怒还出不了诗人。这种现象让我想起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目前还只能称得上是弱势文化。现实是，西方传媒和西方电影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我是从大陆传媒出来的，做一个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人传媒的梦，当时就种下了。

　　记者：后来是怎么想到做一个卫星电视的呢？

　　刘长乐：1994年我有很多时间逗留在新加坡，这里华人的比例达74%。我发现尽管当地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那里两个主要的电视台，五频道英文台和八频道中文台，后者的广告收入是前者的好几倍。我为此体会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可能日常用不同的语言交流，但他们最感亲切的仍然是汉语。于是，办一家面向全球华人的卫星电视频道的念头，就基本确定下来。

　　记者：有了好的想法，只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办一个有世界意义的华人电视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要实现它，想起来难度真是不小。

　　刘长乐：先得有冲动，然后再想一步步怎么去实施；也就是先学诗人写诗，再学商人打算盘。

　　记者：写诗、打算盘？这比喻很有意思。但是一般人总是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

　　刘长乐：凡对立，常常是互补。一个人一生中如何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分寸，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我的体会是，真正优秀的企业家，不仅需要严谨、守恒的管理精神，还必须经常有某种本能的、萌发奇思异想的冲动。这种冲动通常被误认为只有艺术家才具备或者需要，而许多没有真正进入经商境界的人，甚至会将奇思异想当作是经营管理的最大敌人。报告文学家陈祖芬写过一本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本书名字很动人。那么对于我们经营企业的人来说，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我想，能够把基于梦想层面的激情和冲动，纳入到现实的理性轨道，并一步步去付诸实施，这就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

　　凤凰出笼

　　记者：1996年以前，尽管你在大陆传媒有过履历，但对于国际传媒产业来讲，可以称得上是一无名气，二无实力。然而在1996年3月凤凰卫视正式启播的时候，你的主要合作方居然包括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这有点像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不能不让人感到分外惊奇。

　　刘长乐：因为我在创办卫星电视的第一道坎上就遇上了默多克。事后想起来，人一生中阴差阳错、鬼使神差的事，总会遇到几次吧。

　　要做卫星电视，就必须租用卫星转发器。当时亚洲一号卫星因为功率强，亚太地区覆盖面宽，属于理想选择。1995年，正好蒙古电视台退还其租用的亚洲一号上的一个频道，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去想接管过来。律师费付了，酒也喝了，事情居然黄了——我们被告之默多克名下的香港卫星电视租用了亚洲一号的大多数频道，因而对其他频道的租用拥有否决权。于是又只好上门和默多克谈判……

　　记者：传言是你高超的个人谈判技巧，把对手谈成了兄弟？

　　刘长乐：那倒没那么神，我想主要还是由于双方各取所需，利益契合。为了创办凤凰卫视，我首先注册了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它的背景只有一个，就是多年从事大陆传媒工作的我了解大陆传媒的市场特征；而香港卫星电视是默多克当年斥资从李泽楷手里收购过来，希望以此来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几年下来做得并不好。一方面我希望“今日亚洲”利用默多克名下新闻集团强大的媒体资源，打入海外华人市场和欧美主流社会；另一方面默多克也希望同像我这样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合作，把触角成功地伸向大陆传媒市场。很明显，最根本还是这个重要的互补性吸引我们坐在了一起。

　　记者：你和默多克当时的情况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刘长乐：是的，然而任何谈判都称得上是一场博弈，前后谈了20多轮，双方才最后达成协议。

　　记者：在大陆业界人士的心中，凤凰卫视的股权结构一直是个谜，它的发展背后似乎总有神秘力量的推动。这一点能否披露呢？

　　刘长乐：其实凤凰的股权结构很简单：“今日亚洲”和“香港卫星电视”各占45%，另外10%由中国银行旗下的华颖国际集团持有；三家共同组建凤凰卫视有限公司，经营原来“香港卫星电视”除台湾地区以外的中文节目，由我担任董事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由于香港卫星电视此前在大陆已经拥有3000多万客户群，所以站在别人的肩上，我们的起步相对比较轻松。

　　记者：这一阶段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取名为凤凰？

　　刘长乐：这确实是我们绞尽脑汁，综合考虑的结果，可以说这个名字体现了凤凰人的理想，以及凤凰卫视的宗旨。

　　首先，世界文明史上关于凤凰的传说，来自于中华文化的“百鸟朝凤”。所以凤凰的传说和龙的故事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专利和象征；取名为凤凰卫视，也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打上中国的烙印。

　　另外，传说中凤和凰是两个鸟，凤为阳，凰为阴，“凤凰”的另一个寓意就是“南北东西大荟萃”。所谓南北荟萃即大陆文化和港台文化的融合。大陆文化是以传统文化教育为背景的正统文化，港台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然后进一步商业化、消费化的通俗文化。所谓东西文化结合，是寓意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我们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更进一步引申，凤和凰还可以代表历史和现实的融合……

　　再看看凤凰卫视的标志设计，它的学问在哪里呢？第一它是两个鸟；第二它的所有的口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第三，这两个鸟感觉上有很强的动感，有些像中华文化的太极……

　　记者：追求东西文化的互补、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这个理想是近代100多年来无数东西方学者的共同追求；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也是西方学界提出来的“世纪之问”。这当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人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走了一条中国文化人梦寐以求的路。

　　刘长乐：是的，至少相比很多下海的文人来讲，我没有一去不回头。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价值来说，文化与经济，往往是可以殊途同归的。

　　凤凰的干法是什么样的干法？

　　记者：不知你是否考虑过，一个定位于服务不同社会体系华人受众的电视媒体，它必然也很难完全满足任何一方，它因此很难成为某个地方的主流媒体。

　　刘长乐：从1996年3月至今，凤凰卫视开播近五年来，它在各地的收视率越来越高，品牌越来越响，广告收入年年翻番，那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是“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所谓另类当然就不是主流，我们也无意在华人受众圈的某个单一地区成为主流。邓小平女儿邓琳曾经对我说：凤凰卫视是个‘四不像’，不像大陆电视，也不像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电视，可这四地共有的外来台属凤凰收视率最高为什么叫“四不像”？就是因为凤凰这盘“大盘”里加入了不同“菜系”的风格和手法，所以对于每一个观众来讲，它都既是熟悉的，又是新鲜的。

　　为什么能做成“四不像”？这首先来源于资本结构的保障。凤凰集团的股东分别是大陆投资者、华裔和外国人，三方共同形成电视技术、人际关系、发展资本的组合。在人力资源上，凤凰兼容并蓄，精英荟萃。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电视的各路专才，带着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文化，最先风云际会于维多利亚港湾，好比现代国际版的水泊梁山；东西方武艺兵器一齐上，东西方文化因此遭遇碰撞，不一样的火花因此飞舞荧屏。

　　记者：这就涉及到凤凰的用人问题。有人说，凤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有一批真正懂电视的人，尤其是创业初期搜罗了不少在中国电视体制之外的电视精英。你认为呢？

　　刘长乐：人的问题永远是一件事成败的首要问题，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凤凰是一个舞台，我作为传媒老板，就是向一切适合这个舞台的人提供做梦的机会，提供发挥潜能的空间。如果凤凰让他们能够重打鼓，另开张，所有想法抱负得以施展，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焕发和别的舞台不一样的光彩时，他们就会很珍惜这里。

　　记者：来到凤凰听说了一个榨汁机的故事。听说有一次你过生日时，员工们集体送上一个礼品盒，打开一看，是个榨汁机……

　　刘长乐：这是一份具有企业文化内涵的礼仪。据我所知，香港有线电视一个新闻频道就有200多人，而凤凰卫视从主持人到后勤总共只有100来人。因此在凤凰，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一个人几个岗，骨头里榨油(笑)。但大家乐于榨和被榨，连老板，也被更大的老板——我们所处的竞争时代所榨，结果大家都很辛苦，但又很快乐。

　　从过去到现在，新员工进入凤凰卫视工作只有一个标准，为了热爱而来。因为有了热爱，所以才能焕发潜能。据科学家测算，人的能力一般只发挥了7.2%，而挖掘到10-20%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的观点是：第一，每个人都有“汁”可榨；第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与“汁”相对应的社会回报。

　　记者：凤凰卫视的员工有多少拥有这里的股份？

　　刘长乐：所有正式员工全部都拥有股权或期权，最多的是吴小莉等几位明星主持人，仅次于副总裁。

　　记者：对于员工的管理除了“榨”的一面，还有没有“放”的一面？

　　刘长乐：这个问题很好。所谓“榨”，是从高处加压；“放”，则是从局部放手。

　　先给你讲两个故事。知道鲁豫是怎么窜红的吗？凤凰卫视曾经以娱乐节目为主。然而1997年在邓小平逝世的日子里，如何能播放娱乐？时事报道便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但又无力拍摄即时新闻，于是“凤凰早班车”开创了新闻史上从未有过的“读报”先例，文艺栏目的助播鲁豫被推上台，按照好的语感、风格，一读出彩，一读出名，很快就成了凤凰台少有的金牌栏目之一。

　　2000年上海电视节，我们派去布展的员工，设计创意事先连我都不让知道。然而他们又确确实实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布置完就一鸣惊人，开展后武警甚至两次出动维持秩序，不然柜台就要被挤趴下……

　　这类故事还有很多，它们合起来形成凤凰卫视用人上的一种另类风格：让每一个人尽兴表演，甚至不告诉他怎样表演，只交给他一个舞台。我们着力营造的是这样一个管理公式：压力+动力+空间=出奇的效果。

　　记者：有人把世界上的企业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交响乐队，一类是爵士乐队，你认为凤凰卫视属于哪一类？

　　刘长乐(笑)：我正好是个音乐发烧友。我想凤凰卫视更像是爵士乐队，中央虽有总谱，但绝非一成不变。爵士乐队的特色是，演奏时成员可按自己的情绪，刹那间创意，即兴地变奏，加入一些新的意念。其他成员受到刺激后，也会相应地加以回应。一支心灵感应的爵士乐队可以玩到出神入化，每次都给你新意。我想这也是凤卫视五年来不断创新的关键。

　　飞机和降落伞的关系

　　记者：1996年3月，凤凰卫视中文台启播，1998年8月，凤凰卫视欧洲台、电影台相继开播；听说不久之后凤凰美洲台也将开播；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几个月来，股份逆市而上，连创新高。如果我们把这几年你和你的同事倾尽全力所做的事比喻为在打造一架飞机的话，那么今天当面对这架已经升上天空的飞机，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刘长乐：我想，是赶快动手生产降落伞的时候了。

　　记者：降落伞？

　　刘长乐：是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架飞机就快要降落，而是要用降落伞保障飞机上乘客的安全，而乘客就是指凤凰的所有股民、股东和员工。

　　记者：这似乎让人感到凤凰在面临挑战？

　　刘长乐：凤凰卫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从内容上来说，凤凰卫视的“另类选择”，一开始很能够抓住观众的视线，迅速扩大影响；但久而久之，也会让观众感到深度不够，专业性不强，容易厌倦。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目前的做法是通过栏目来进行“分众”，让每一个栏目特色更加鲜明，专业化程度更够；下一步我们打算让“分众”频道化，比如2001年1月凤凰卫视即将开播的“凤凰资讯台”，就是一个完全专业的新闻和财经频道，实际上，专业化分工是西方媒体的大趋势，比如美国，仅气象频道就有三个。

　　第二从形式上说，我们对电视节目数码化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数码化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凤凰卫视一套节目原来要租用一个频道卫星，一个转发器，一年要花费三百多万美元，数码化后，一个同样的转发器租用成本没变，但节目传输可以达到15套，甚至24套。这意味着，未来的凤凰卫视如果不能成为宽频节目的供应商，就有可能被别的宽频节目供应商挤出市场。

　　另外，凤凰卫视下一步还面临着“从淘金者向卖水转变”的问题。当今美国传媒市场有句话叫“内容为王”，随着频道越来越多，节目需求越来越大，节目即内容的制作前景就会越来越好。凤凰卫视从前买节目的时候多，自制节目很少，现在也势必有一个大的转向。

　　记者：除你所说的之外，我想凤凰卫视至少还有一方面的挑战。

　　刘长乐：是吗？

　　记者：正如你所知道的，凤凰卫视曾经是唯一一家成功打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港澳台卫星电视，这其实是它最核心的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临近，大陆对境外电视的入境限制必将放宽。据了解，澳门五星卫视、杨澜创办的阳光卫视等均已获得在大陆的落地许可，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这些电视新贵就会对凤凰卫视在大陆市场构成不的冲击……

　　刘长乐：你说的这个问题，近段时间担心的朋友似乎比较多，但我反而不怎么担心，原因有三：第一，如此巨大的华语电视市场，目前来看多几个媒体少几个媒体，以整体市场格局都构不成太大的压力。第二，凤卫视本身在节目取向上跟它们不一样。它们要么是单纯的娱乐；要么是历史性频道，如阳光卫视就是美国历史频道的中文版。这样的取向要在广告上和凤凰卫视相争，我认为，谈何容易！第三，大家看到凤凰卫视做成功了，很多后来者都想做凤凰梦，都认为中国市场很容易操作，很好赚钱；但恰恰中国市场并没有那么简单，驾驭它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另外，运作一个像模像样的卫视台，最起码也要赔三到五年，一个频道一年一般要赔两千万以上美金，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赔得起的。

　　记者：换句话说：要做凤凰梦，不能只学凤凰的表面文章。

　　刘长乐(点头)：最后我想谈谈关于凤凰的未来。我曾经说过，有一类工作是没什么兴趣又非做不可；也有一类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很有兴趣。既然我在凤凰卫视上面投入了90%的精力，对它的未来就不免想得更多一些。

　　具体的目标，就是我们即将要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凤凰卫视美洲台，这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比如资讯台的开播就是促使我们进一步向权威化，走向大媒体这样一个阶梯，对于确立凤凰卫视作为民间华语电视的领导者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而美洲台的开播使得凤凰卫视真正走向了全球化，实现了创办之初所设想的“五洲凤鸣”。

　　长远来看，我希望能把凤凰卫视在资本动作、媒体管理方面形成的经验和运作机制进行整合，在更大的领域里发挥影响力，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输出管理，甚至输出资本。

　　记者：对不起，刘总，最后一个问题：下海十多年，完成了从传媒人到商人再到传媒人的螺旋式转变，请问你对自己是否有过总结？

　　刘长乐：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看过一本俄罗斯小说《船长与大卫》，里面的两句话至今未忘：

　　第一句：“奋斗探求，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第二句：“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我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是：出类拔萃不见得就是出人头地，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

　　记者手记

　　采访完刘长乐，走在夜灯下的香港。

　　这座城市有自己的底蕴，也有自己的节奏。车流、人流、广告之海……一切似乎离我们很远；而我们似乎离思想很近。

　　这种感觉这些年的采访中隐约常有。每当和这个社会尚不多见的杰出人物有过或深或浅的交流，我们都努力想要去思考些什么，捕捉些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岁月中一天一天的进步。

　　但愿我们的文章，我们和很多人共同的劳动，也能带给朋友你一天一天的进步，新的世纪说到就到了，新的生活说来就来了。

　　刘长乐简历：

　　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3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参与重要国事及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1988年刘长乐移居国外。1996年3月31日，刘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他领导凤凰卫视成为国际知名媒体的成就，在1998年被中国传媒学者归纳为“凤凰现象”；在2000年1月出版的《华声》月刊中，刘被评为99年度十大华声人物之一。

　　刘长乐亦是香港亚洲电视有线公司最大股东之一，并任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

　　(文/李彬、周攀峰，原载《商界》杂志2001年第1期)

　　附文一、

　　刘长乐与凤凰卫视

　　支东升

　　提起香港凤凰卫视，人们并不陌生。但要谈起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恐怕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业界流传有关他的两个传闻。一个说他信佛。每路过有佛的地方他都要拜，功德箱前总要捐些钱。他曾投资创立了一个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电脑把所有佛教文化的信息储存起来，此举得到了中国佛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赞誉。第二个是关于他对孩子的教育，在新加坡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点点，一个叫滴滴。从北京飞回新加坡他带给女儿的特殊礼物，常常是几份北京的报纸，并专捡报上有关中国农村的孩子刻苦学习、自立自强的故事读给女儿听。读到动人处，他会情不自禁流出泪来。

　　刘长乐在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在商界就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人物。在广东茂名有个国内最大的25万吨级原油码头，他的公司就占有1/4的股权。在北京和广东，他的公司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长达300多公里。在文化建设上，他的业绩也令世人瞩目。他曾投资出版了一套8部24集的《中国古文明大图集》，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同时发行，并在大陆和台湾同时获得大奖。他投资摄制的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为此片，他从创意、策划、论证到拍摄，都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

　　刘长乐对自己和公司的宣传始终是低调，致使有些事一直鲜为人知。但1998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不得不由幕后走到台前。

　　　 “凤凰”给东方明珠引来巨资

　　1998年春天，香港。

　　3月19日，在红墈湾海滨广场一座写字楼里，刘长乐正坐在他的“凤凰”总部收看中国新任总理朱熔基率新一届政府成员答中外记者问实况。当朱熔基总理在回答了几个记者提问之后，对会场的主持人说：“请你们照顾一下凤凰电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广播。”

　　此时，坐在荧光屏前的刘长乐既惊讶又兴奋。他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像这样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一家媒体的喜爱，并能叫得出记者的名字，还未闻过。荧屏上，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正在提问：“去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

　　这是港人普遍关心的问题。朱熔基总理果断地回答说：“如果在特定条件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它的联系汇率制度！”此时，刘长乐身边的股票电脑正开着，只见朱总理这番话刚讲完，股票屏幕上奇迹出现了，香港股市指数迅速上升，100点，200点……

　　刘长乐亲眼目睹了1997年年底股灾为香港百姓带来的巨大恐慌，一夜之间香港股市指数暴跌2000多点。十几年来最大的这场金融风暴，是回归祖国后港人遇到的最大一次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港人十分关注朱熔基上任后对香港经济的态度。而朱总理的这番话，等于给香港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

　　显示屏上，股市指数还在上升，而另一边的电视屏幕上，朱熔基总理正在回答吴小莉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记者席间一阵热烈掌声，这掌声似乎也加快了另一边屏幕上香港股指的上升。

　　刘长乐深深懂得朱熔基总理这番话的分量，它使回归后的香港同胞从中真正体味到“祖国”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一刻，刘长乐流泪了。

　　这一天，香港股市指数一直上升了340点。香港经济日报评论说，若把当日股票增加值，房地产增加值，利息减少值加起来，朱熔基总理这番话价值1264亿港币。还有一种评论认为还远不只这些，若把一些隐性的潜在价值加起来，朱总理这番话的价值在2000亿港币以上。

　　凤凰卫视能为香港经济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刘长乐心中自然有几分欣慰。但当有人建议把凤凰卫视记者被朱总理指名这件事放在当晚《时事直通车》头条时，他却不乐说：“凤凰台是一个公众传媒，它表现的必须是公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能因我们一时兴奋而侵害公众利益。”于是，在节目安排上照例把当天的大事放在最前面，而“凤凰”记者被指名一事只在节目最后一提而已。他还找来《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建议把对这件事的评论要点放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更加开明”这一点上。

　　刘长乐认为，“朱熔基总理点名吴小莉，不单是对吴小莉本人，也不单是对‘凤凰’的一种肯定。在新闻招待会上，他也点到《NEWS WEEK》(《新闻周刊》)、《TIME》(《时代周刊》)等，这说明他对整个信息源的大量把握。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一种亲临，一种礼贤下士，反映出中国新的领导人对台湾同胞(吴小莉是台湾人)、香港同胞和所有海外传媒的一种厚爱。这使得原来海外传媒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感、冷漠感，一下子冰消雪化了。”

　　“凤凰”驮起“亚洲飞人”1.58秒

　　在刘长乐47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说1998年3月19日这天令他终生难忘，那么1997年6月1日则是他大半生中最难熬的一天。

　　那是一个星期天，一条消息令世人瞩目：为迎接香港回归，由香港凤凰卫视支持赞助，有“亚洲第一飞人”美誉，5年前曾驾摩托车飞越万里长城的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将驾一辆疾驶汽车飞越60米宽的黄河壶口瀑布。届时，中国和亚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观众将透过凤凰卫视中文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联合直播，亲眼目睹这一壮举。

　　飞越的当天，柯受良的家人以及多位港台演艺界的好友专程来壶口为他助威。前来采访的中港台记者有百余名，两岸围观的群众达十几万，场面异常热烈。一切准备就绪，那辆白色的跑车停在跑道上整装待发。凤凰台吴小莉，中央电视台周涛、张政、朱军等几位主持人也已各就各位，节目直播即将开始。可谁也没想到，此时支撑这场“大戏”的台柱子“凤凰”总裁刘长乐却找不到了。现场总指挥万分焦急，这场戏的主角柯受良心里也慌了。

　　此时，在距飞越现场十几里的公路上，一群人正匆匆朝壶口方向赶来，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汗流浃背，步履如飞，他就是刘长乐。

　　原来头天晚上，刘长乐与另外两个主办单位中央电视台和赛特文化发展公司的负责人乘租用的专机从北京飞到临汾。夜里谁也睡不着，凌晨3点他们便从临汾驱车赶路。谁料想，在距飞越现场十几里的地方，路被各种车辆堵得水泄不通。飞越现场离了他这位老总怎么成!刘长乐别无办法，只得下车徒步急行军。

　　现场的人员急，刘长乐心里更急。因为这次“飞黄”非同一般，它是放在香港回归这个大背景上。意义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一旦飞越不成功，不是柯受良一人之事，也不是“凤凰”一家传媒的事，它将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形象。为此刘长乐曾与柯受良等人把所有的飞越数据都做过准确的分析，又到现场做过多次实地考察，再加上东莞、西安的两次试飞，应该说是有把握的。

　　就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他和柯受良特地到北京雍和宫去拜佛，大年初三回到新加坡各自的家后，又到新加坡的光明山去拜观音。刘长乐后来解释说：“不是说佛帮了我们什么忙，这至少说明我们当时心里没底，对这次‘飞黄’是很担心的，而且越往后越担心。”万万没料到，飞越即将开始的时候，却被困在半路上，他怎能不着急。

　　就在飞越现场上上下下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刘长乐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浑身是土，满脸是汗。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柯受良兴奋地跳下跑道平台，将刘长乐紧紧抱住。

　　为防万一，刘长乐亲自指挥在对岸落点的下面再加上一个防护垫。本来飞越开始前有许多节目要演出，但考虑到下午可能起风，刘长乐便决定提前飞越。

　　中午1点20分，飞越开始。

　　现场的十几万人屏住呼吸，等待飞越那一刻的到来。刘长乐的两眼盯着那辆跑车，面部无任何表情。只见车起动，加速，快到尽头时却突然一个急刹车。那尖利的刹车声仿佛让刘长乐心跳都停止了，他的目光一下直了……

　　慢慢地，那辆车又退回到原处。这一刻，刘长乐的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但笑容即刻消失。车又起动，加速，加速，再加速，一下子冲出跑道……

　　车在空中飞行，10米、20米、30米、40米……

　　1.58秒后，一条抛线从山西的一端划到了陕西的另一端，跑车准确落到了预定的着地点。全场沸腾了，10万观众的欢呼声惊天动地，这欢呼声将压在刘长乐心头的一座大山猛然掀开。此时，这位一向持重、沉稳的“凤凰”总裁失态了，他像孩子一样跳起来，双手向上举着大喊大叫。他喊的是什么，谁也无法听清，他的声音淹在了万民的呐喊声中。

　　事后，人们对柯受良的一停和刘长乐的一笑都感到很奇怪，他们说不清，只有天知，地知了。

　　如今在刘长乐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一张照片，就是柯受良驾车飞在空中的那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凤凰卫视赔掉了1000多万，也就在那一瞬间，全世界的华人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勇于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而这一切，又是花多少个1000万能买得到的呢？

　　凤凰展翅的风姿

　　在“凤凰”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老板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在许多时候，刘长乐会把工作的每一步想得相当细，拍一个节目，他可以把每个镜头怎么拍都想到。

　　《时事直通车》如今已成为凤凰台的经典栏目，朱熔基总理说喜欢吴小莉主持的节目，指的就是这个栏目。在其创办初期，刘长乐整天沉浸在节目的构想之中，有时半夜里冒出个好点子，便立刻给手下人打电话。他为了节目睡不着觉，别人也跟着睡不踏实。刘长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类工作是没什么兴趣，但非做不可；而有一类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很有兴趣。就投资来说，‘凤凰’只是我投资中的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凤凰’上，因为我热爱这个事业。”

　　他本人如此，其他“凤凰”人也是这样。两年多来，在他的影响下，“凤凰”人做事，不管是上层领导或是普通员工，都极端认真负责。在“凤凰”如有一丝搪塞或敷衍都会感到羞愧和不安，因为在迈进“凤凰”门槛时，他发给所有人的通行证只有一张，那就是“我为热爱而来”。有了这种热爱，便有了工作的忘我和专注。

　　凤凰台属于轻起动的电视台，其规模无法与香港亚视和无线台这样的大台相比，但“凤凰”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多年的商海经验，让刘长乐悟出了一个办电视的思路：“‘凤凰’作为一个卫星台，其办台方向就是要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就是不与其他电视台在竞争上发生正面冲突。”他解释说：“做电视，谁也不可能让观众20个小时都盯着你的节目看。而‘凤凰’往往是在拾遗补漏上下功夫。比如我们把新闻节目定位为《时事直通车》，就是不去做面面俱到的报道，而是做点的报道，这样就不用背上有闻必报的包袱。”

　　“凤凰”台只有3/8的节目是自己制作，其他节目或是买来，或是布置别人去做，这样便可以把自己的节目办精办细，成为观众“另类选择”的对象。这正是刘长乐“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97香港回归世纪报道”，全球800家传媒，8300多名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进行采访报道。在这样强手如林的新闻大战中，要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就必须与众不同。在回归报道的整体设计上，刘长乐提出“别人有的我有，我有的别人未必有”的总原则，即在公正、均衡、客观、平等的基础上，做到“大事不漏，重点突出，分寸适度”。除了通过卫星影像讯号将京港连接起来，播出政权移交仪式以及两地的庆祝活动外，还利用总部在香港的地利优势，分别在会展新闻中心，会展中心新翼，凤凰台大厦天台现场直播，更派出多支摄影队空中、地面全方位出击，务求将每个珍贵镜头展现于观众面前。

　　刘长乐谈及当时的情形很是动情：“60小时连续报道确实紧张，像吴小莉、窦文涛这些主持人，脸上40个小时带妆不能卸下，皮肤是很难受的，但他们没有怨言。大家都知道对香港回归祖国报道的重要意义，中华儿女特有的那爱国热忱把所有参加报道的人凝结在了一起。”

　　“60小时播不停”，香港回归的超大规模报道，既锻炼了“凤凰”这支队伍，也积累了对重大新闻事件全方位报道的经验。“凤凰”人爱说这样一句话，“当大事发生时，我在场。”不论是黛安娜王妃葬礼，世界银行’97年会，江泽民访美，还是九届人大、政协两会，克林顿访华，全国军民的抗洪救灾以及1998年底的江泽民访日等等，对这些重大事件，“凤凰”皆以“以一当十”的方针做全过程报道。如今那句“当大事发生时，我在场”的“凤凰”人的座右铭，在观众心目中则逐渐变成了“当大事发生时，看‘凤凰’”的定势。这也许证明了刘长乐“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的成功。

　　“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1996年3月25日，是刘长乐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天，香港各大媒体传出新闻：卫星电视，今日亚洲和华颖国际三家联合成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今日亚洲总裁刘长乐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有人猜测：这家在’97回归之前成立的电视台到底是什么背景?会不会像卫视一样继续赔下去？于是凤凰卫视的创立过程便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

　　谈起凤凰卫视的创立，刘长乐只用4个字来概括：歪打正着。“像我们这些在海外有一些成就，财富有一些积累的人，因为从前是搞传媒出身的，这种传媒情结，笔墨情结挥之不去，反过来又想继续搞传媒。”10年前，刘长乐在国内工作时，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工作。1988年赴美国经商，几年之中香港、新加坡几地闯荡，石油、交通、房地产等各种经营红红火火。有了一定的财力，于是想开办一个为全世界华人服务，体现中华文化特点的电视频道。起初希望租用亚洲一号卫星，因为它的覆盖面广，功率高。但由于这颗卫星的大部分频道被香港卫星电视台租用，上星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几番艰苦的谈判，没想到由上星问题引出一个合作的问题。

　　凤凰卫视台台标的设计构想是刘长乐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人自古将凤凰视为吉祥如意，和平安康的象征。而与美国新闻中心作为独家股东的香港卫视的合作，凤凰卫视本身又次前无古人的“联姻”，她借凤与凰的阴阳交汇，预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整合重组。

　　当人们欣赏这寓意丰富的台标，听刘长乐的讲解，几乎成为一种享受。一凤一凰，一阴一阳的两个主体像两团燃烧的火，极富动感地共容在一个圆内，既具直观性又有象征意。凤尾和凰尾突出开放的特点，两个主体之间绝没有堵的感觉，是通气的。

　　对这“开放”的设计风格刘长乐特别强调：“中国人喜欢讲阴阳八卦，如果被什么东西框住了，事业就不会有更大发展。因此设计上既突出交汇，更注意围绕一个‘开’字做文章。”一个“开”字既道出他个人事业成功的奥秘，也展示了“凤凰”未来发展的前景。凤凰卫视立足回归之后的香港，在沟通大陆与港台两岸三地的同时，不仅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播给世人，更帮助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去认识这个纷繁多姿的世界。“开拓新视野，传播新感受，记录新生活，创造新文化,”这正是凤凰卫视的使命。

　　附文二、凤凰卫视直播“9·11”获评“2001十大传播突破奖”

　　——据《南方周末》2001年末特刊新闻评选(2001年12月27日)

　　获奖者：凤凰卫视

　　颁奖辞：凤凰卫视在“9·11”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推出的连续35小时的直播报道，昭示了现代传媒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应有的抉择。

　　相关事件：

　　2001年9月11日，一声轰然巨响，恐怖份子劫持的波音飞机撞到110层高的纽约世贸大厦北楼：“历史在眼前爆炸了！”

　　这是北京时间当日20时43分。21时10分，正在播报《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吴小莉便插播了有关“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的消息及现场画面，使凤凰卫视成为香港和内地上千家电视媒体中最早播报的电视台。《时事直通车》一结束，凤凰卫视变在荧屏上打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字幕，切断广告改播新闻。当日21时33分，中文台、资讯台、美洲台并机联播的特别节目正式开播，并整整持续了35个小时，(其间仅保留了每小时12分钟的频段广告)。这是凤凰卫视自香港回归60小时直播之后最长的一次直播报道。

　　锁定“9·11”事件日日专题播放的凤凰卫视，一时间名声大噪。业内人士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9·11”事件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犹如海湾战争对于CNN一样，使它一夜成名！

　　凤凰卫视台长王纪言告诉本报记者，事件发生时，凤凰卫视驻华尔街的记者庞哲正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几分钟内，他就给台里打来电话。北京时间20时50分，王纪言接到报告，起初还以为是直升机误撞。事态的发展使他们很快做出了决定，首先在《时事直通车》中插播有关美国福克斯公司(FOX)传输过来的现场画面(凤凰卫视与FOX有供稿合同)。在35小时的连续直播中，他们还采用了美联社、路透社、欧洲SCAN乃至港台媒体的报道画面，口播内容则参阅专线订阅的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的新闻外文电讯，用同声口译、改编外电的方法，以“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本台综合消息”的名义用华语口播。纯粹是凤凰卫视自己的产品包括：目击者报道，现场目击者通过电话进行广播式的报道；“寻找亲人”系列专题，驻纽约和华盛顿的记者派上用场；专家的解说评论也占了相当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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