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关于影视界的两次停机事件

　　2003年刚开始不到半个月，两起停机事件就在中国影视界弄出一片喧哗之声。这两起事件将长期以来中国影视业在“潜规则”运行下积累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这两起事件中，正式的规则———合同，被各方忽视程度到了令局外人惊讶的地步。

　　中国影视业的潜规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行政依然保持对影视剧商业运作的强大干预力量；二、影视剧剧组中各方合作关系主要靠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达成，法律被摆到了

次要的位置。

　　2002年7月，吴天明开始筹拍根据柯云路小说《龙年档案》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并向西安电影制片厂推荐。

　　2002年8月初，西影厂厂长延艺云与吴天明通电话，同意由吴天明执导该剧。

　　2002年8月19日，柯云路在北京代表自己和不在国内的吴天明，与西影厂签订合约。

　　柯云路：《龙年档案》小说出版之后，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在2002年夏天，这本书刚刚在《当代》连载的时候，很多影视单位就对这部小说的改编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最初希望把它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导演吴天明，当然前后还包括一些电视台，一些影视公司，也包括著名的电视制片人张纪中。在这些人先后跟我联系的过程中，应该说吴天明表现出了最快的节奏、最深切的理解、最积极的热情。他一开始就让我很感动了，他拿到小说稿的时候，用他和他自己周边人的话说，三天三夜基本上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就是在那儿激动，就是想怎样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为读这本小说，他的体重减了5斤，而他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面对众多的与我联系的影视公司和个人，我还是选择了他，我把小说改编事项交给了他。他立刻就开始联系投资拍摄事宜，联系的其中一家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对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表现出相当高的热情，西影厂当时只看到小说的18章梗概，或许还看到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是在《当代》连载的那部分，立刻下了决心，作出决定买下小说的改编权，而且是作为他们厂2003年的重点项目投入。

　　后来的合作模式就形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投资制片，吴天明做导演。之后就开始筹备，包括选定张丰毅当男一号，选定修宗迪当男二号。但近期发生了一些意外，就像媒体炒作的，西影厂和吴天明的合作终止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甚至可以说是万分遗憾。

　　2002年11月18日，西影厂首次针对剧中反面主角龙福海形象的定位问题，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对此，吴天明表示反对。

　　2002年12月11日，西影厂给吴天明带去了盖有该厂公章的解聘书。

　　吴天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把他遭遇的事故描述成“演了一场苦情戏”，“在投资人面前导演就是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

　　吴天明：我身为西影厂的老厂长和老导演，我是满怀热忱地希望把《龙年档案》拍成一部好戏，我花费了3个月的心血，改写剧本、安排演员，筹备景地，就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西影厂厂长以双方对剧本看法不同而我又拒绝更改剧本为由，下了一纸解聘书。

　　《龙年档案》在我的执导生涯是少有的特例，跟西影厂签的协议非常简单，什么都没有约定，连我的酬金多少都没有明确。也没有约定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可以解聘我。只是含糊其词。

　　签约时我人在美国，是由柯云路代签的，他是合同主体。当时我没往那上边想。这只是一个通例的合同文本，包括著作权转让，都是由投资方拟好的，我觉得那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也就没有多考虑，只想着尽快把片子拍出来、拍好。谁想就这么栽了。合同里还有一个条款就是：“乙方同意在甲方邀请吴天明为导演的前提下将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龙年档案》的改编权、拍摄权转让给甲方。”

　　现在看我是没有防备。老觉得协议只是个君子协定，即使有协议投资方不按照协议做，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我已全身心地投入了20集电视剧《牛虻》的创作，西影的《龙年档案》也已开拍。我与延艺云的争论已经划了句号。有了《龙年档案》的教训，(《牛虻》)这次双方都比较慎重。在协议中对双方的权益保护规范的比较细致。

　　2003年1月14日，由有关领导部门组织，延艺云与吴天明在北京进行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中止合同是因为剧中人物龙福海的定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致，并无其它任何原因。”

　　2003年1月16日，吴天明签约担任20集电视连续剧《牛虻》的总导演。

　　《牛虻》是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又一部由中国导演执导、外国演员主演的电视剧。

　　1月14日，在吴天明与延艺云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天，陈逸飞在上海就影片《理发师》停拍事件召开记者招待会。

　　2003年1月11日，姜文就停拍事件发表书面声明。

　　2002年12月30日，《理发师》四个投资方在北京开会协商拍摄过程中的矛盾，作出“暂缓拍摄”的决定。

　　陈逸飞：如果不停机，我将苦海无边！我不想成为一个菜市场里婆婆妈妈的买菜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骂来骂去。两个蛮有名的男人，站在那里被人说东道西，犯得着吗？

　　我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房间，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背后的门已经关掉了。你不在里面做，还不行。我被逼在最前线。我没有休息。景要去看，道具也要去看，我是导演，我没有抱怨。但是做得不开心。没有制约，都是朋友。如果是几方合作的话，应该有很好的监督和监控机制。我们现在说这个话其实是蛮幼稚的，其实很多企业早就这样做了。这是一个很浅的问题，又是电影界所没有在做的问题。

　　从个人来说交了学费。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机制问题。如果机制清楚了，再大的事情也好做。国外合同的文本这么厚，工作条例、各人的职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只是一两张纸就完了。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法律上更完善。机制的规范，包括人事的系统、财务、税务系统，都要很严肃地去做。这事情不是小事情。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理发师》剧组在程序上的无序。本报记者向陈逸飞要一份四方协议的原始文本。但却被告知，这份协议只有韩三平手上才有一份。作为第二大投资方的陈逸飞，竟然连这样重要的文本都没有。

　　据悉，张丰毅与柯云路在1月21日中午乘机飞赴西安参加《龙年档案》的开机仪式。

　　《理发师》当事各方还在协商中。毕竟，《理发师》只拍了一小半，理发师的剪子还要再挥舞下去。

　　两嘲苦情戏”的戏内是非可能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戏外的大是非———规则的明确和尊重。近年来，中国影视业的运作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在表面规则下依靠潜规则进行运作。表面上看，剧组一切的操作按照规范的商业化方式运作，各方要签订合同，区分责、权、利；但事实上，剧组依靠各种人际关系维系着，各种口头协议代替正式合同在实际发挥着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