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杨澜的故事不如说是在讲杨澜的选择，因为她的故事中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一步一步，都从她的选择而来。

　　在中国众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32岁的杨澜可以说是最耀眼的一位。从《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从香港凤凰卫视再到主理“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杨澜完成了从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到传媒人的跨跃，但这并不是“摇身一变”，其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痛苦的 。

　　思维方式的转变

　　1994年，放下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杨澜赴美留学。主持人，至今为止还是一个令许多年轻人羡慕的职业，但是杨澜却一直有一种“恐慌感”：“主持人这个行当有某种吃‘青春饭’的特征，我不想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不充实自己的话，前程将是短暂的。我后来做制片人和编导，其实都是故意去找苦受。但做到一定的阶段，各种各样的应酬和晚会没完没了，工作的重复性太强，老这样下去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还不如停下来花几年时间踏踏实实完整充实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杨澜的确是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更加了解了自己。“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挺苦的。但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艰苦的时光对于人生体验特别可贵。后来做许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人容易记住艰苦的过程，而顺的事却容易忘记。据说这是因为人在痛苦中会分泌出一些特殊的激素，刺激大脑记忆。”

　　人们都说，杨澜一直都挺顺的，刚毕业就进中央电视台了。其实，人生的这一课杨澜在美国给补上了，而且恶补了3年。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她的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百分之五，“当时那种成就感绝不亚于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杨澜认为自己比较中庸，她特别羡慕有个性的人。“我很羡慕周围生活中一些棱角更分明、更有创见和个性的人，也愿意结交这一类的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但我的行为又比较符合这个社会主流。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好好读书，遵守纪律，对朋友要友好，要把大苹果分给别人吃。父母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来要求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这样我循规蹈矩，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单位是好同志。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标准给人压上了很大的负担，要让人喜欢你，而且特别在乎别人的喜欢。我的反叛期几乎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很晚地到来。”

　　杨澜说，在美国那几年，她最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她发现了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完全来自于不同角度来看同样的事物。“这对于我后来制作节目有特别大的好处，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那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杨澜将这种朴素的观点带入到她的经营思路中，在谈到“阳光文化”的价值观时，杨澜强调，“我们追求朴实、客观与平衡，不要主观和慷慨激昂。时间是很无情的，要用真实与朴素的表现与国际市场的沟通，一切虚假的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从主持人到传媒人

　　在美国，杨澜结识了吴征并嫁给了他，这次选择对于杨澜的生活和事业都是一次转变。用杨澜的话形容，吴征是那种商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两者都具备的人。在商业运作上，杨澜跟吴征学了很多。

　　本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成长、在全美三大电视网中任职的亚裔主持人，但杨澜选择了回国，“传媒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更多。”当1997年，杨澜出现在凤凰卫视时，她成熟了。两年多以后，也就是在2000年，杨澜作出了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杨澜。

　　2000年1月，杨澜出资4000万元入股香港上市公司良记集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良记股份暴涨了20多倍，有人计算她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已达数亿元。杨澜作为第一大股东亲任良记主席，并没有卖掉一股，“经商不是为了赚快钱”。3月份，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杨澜担任主席。新公司调整了业务方向，要建立一个以历史及人物传记为主题节目的巨大资料库，为各种媒体和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

　　杨澜从此进入商界。

　　“没有退路，”杨澜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痛苦的，而且要准备冒一定的风险，“通常我在变化前的一年半年时间都比较痛苦。你追求的东西和环境的实质、个人的个性有了矛盾，怎么办呢？当时的现实又是许多人很羡慕你，如果放弃眼前所有的可能以后永远得不到了，可能会失败，所有人都笑话你，所以那一段时间会患得患失，睡不好觉，作不了决断，但最终你追求的东西会很吸引你。”

　　选择从未离开主线

　　从做主持人，到制作节目，再到经营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杨澜一直对历史文化题材的节目情有独钟。这种执着使她非常坚定地选择了做“另类”文化的商业模式。杨澜坦言，“我真的不在意作什么老板，但我很喜欢在文化传播方面尽量施展我的特长，如果这必须借助一个公司，那么我就努力办好公司。这就是我主理阳光文化的出发点。”

　　她在美国留学期间，深感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无知与偏见，又失望地发现许多国内的专题片在制作理念与手法上陈旧，无法被西方观众接受。只有走市场的道路，以国际水平的制作打入国外主流媒体，才能打破这种局面。当然，这种执着并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感觉，因为杨澜清楚地知道，“文化是一种理想，首先要盈利，‘阳光文化’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对股民负有责任，因此商业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2000年入选《福布斯》最佳小企业的六家大中国区的公司之中，“阳光文化”年龄最小，并且独得“未来之星”殊荣，杨澜当然很高兴，倒不是这种评选能给公司带来什么直接的利益或至高的荣誉，杨澜看中的是外界对于“阳光文化”所选择的商业模式的肯定，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应该说，“阳光文化”所选择的市场定位抛弃了目前唾手可得的一些商业机会，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历史文化题材节目面对的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群体，是“小众”而非“大众”，这一细分市场在华人地区正逐渐形成，当然还需一定时间去引导和培养。杨澜的信心来自于主题频道在世界各地的成功，她举例说，美国的历史频道经过6年的努力，在美国有线频道中，被观众和广告商评为最有价值的频道。这足以说明这一消费群的忠实度与潜力。

　　去年10月，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阳光卫视成为2001年在国内有限制收视的境外卫星电视台之一。同时，阳光卫视已全频道在香港落地，2001年1月，阳光卫视与台湾新知频道达成协议，为该频道提供其总播放时间一半以上的节目，台湾观众可在77频道观赏阳光文化的节目，此频道覆盖整个台湾400万户家庭约1000万人口的电视观众。

　　成功进入台湾市场可说是阳光文化在中国内地、香港与澳门有稳健的发行渠道的基础上，在大中华地区内又一令人鼓舞的发展，因为阳光卫视已于去年11月底在香港全频道落地，香港观众可通过有线电视收看“阳光”的节目；在此之前阳光文化还购入澳门卫视旅游台的控制性股权，亦确定了其建立第二条频道的计划。此次与台湾新知频道的合作，使阳光文化在大中华地区的市场位置得到进一步确定。

　　除了电视这一传播渠道，杨澜对于多媒体的发展也有充分的考虑。她认为，在多媒体拓展方面，文化产品具有再包装和再销售的潜力，与新闻的及时播放，电视剧的单向播放相比，专题片和纪录片更适合互动，在宽频网络和互动电视上能够得到充分体现，“‘阳光文化’在多媒体方面有所准备，这一点也得到行业内的认同”。

　　“阳光文化”的收入是多元化的，除在亚洲卫星上阳光卫视有广告收入外，文化纪录专题片可再做发行，再打包卖给其他电视台。“文化专题片实效性不强，但自生能力强，可重复播出价值高。”杨澜已具备了商人的思维模式：“我们必须既考虑文化的追求又考虑商业的价值，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的确，与卫星电视相比，发行覆盖面更大，从而增加广告收入。

　　动力与压力

　　名人创业有许多优势，杨澜并不讳言“杨澜”品牌为“阳光文化”移植了许多先天的优越条件。在谈到“杨澜”与“阳光文化”两个品牌的关系时，杨澜坦言，“一开始会结合得比较紧密，日后会出现优质的节目群和群体主持人，以及优秀的制片人、管理者等等，‘阳光’要比‘杨澜’涵盖的多得多”。

　　制作文化纪录片，无疑需要非常优秀的制作人。“阳光卫视将提供一个平台，”杨澜认为，“这个平台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可以给很多人提供资金、市场和播放平台，有能力进行‘大制作’，摆脱单打独斗的现状。”

　　2000年8月8日开播的阳光卫视是“阳光文化”的传播渠道之一，这是第一个以历史及人物传记为主题的华语卫星电视频道。目前主要播出的节目有介绍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和近代人物传记的《发现中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人生在线》；有反映世界名人、民情民俗、科技发明的《人物志》、《岁月留痕》、《时空钮扣》、《我们都记得》等。最近，两岸三地的电视制作人正将精心制作的《国宝背后的故事》、《西部阳光》、《阳光处处》等反映中国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内容的主题节目奉献给观众，以期引起关注中国的国外研究者和投资者的广泛兴趣。

　　到目前为止，利用发行新股，杨澜、吴征夫妇大概已经投入了2200万美元。最大的一笔约500万美元建成了香港的一个新的制作室。其余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引进节目，另一部分则用来招募了一批高素质的制作、编辑和广告职员队伍。杨澜从亚视以及香港有线电视挖走了一些有很好业绩的制片和编辑。徐小明与李兆熊两位亚视的前任高级副总裁，现就领导着香港的制作和播出部门。

　　按常理，“阳光文化”应当首先得到观众的认可，近而吸引广大广告商，由此提高经营业绩，最终在股价上得到体现，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

　　阳光卫视8月8日才开播，覆盖面还正在推广，观众群正在培养当中，但广告商已经开始行动了。阳光卫视的节目广告已售出到2001年9月份，金额总数达2000万美元，这其中包括有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公司，还有诺基亚、摩托罗拉、柯达等一些跨国公司。杨澜分析，目前的广告客户主要有两类，一部分抱着观望和尝试的姿态，一部分看好长期发展，敢于冒一定的风险。

　　据其中期业绩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阳光文化”亏损6300万港元，其中传媒业务的亏损为5748万港元。

　　面对这种压力，杨澜说，“我骄傲，我们才亏了6000多万”。

　　其实这笔费用是公司筹建卫星频道的投资，包括大量硬件设备购置。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一家电视台在刚刚开播的情况下就赢利的。“从去年3月底公司组建，到8月8日仅用4个月的时间即开播阳光卫视，创下世界卫星电视的奇迹。”杨澜透露，目前公司财务情况运转正常：“到2000年9月份，从头半年的运营状况看，公司仅亏损6000多万港元，大大低于市场对我们预计第一年亏损1.6亿港元的预期数字。我们是非常骄傲的！”

　　目前成功进占港澳台市场将大大有利于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公司的经济运转形势。杨澜预计到公司运转的第一个整年，即到2001-2002年财务年度，集团将达到整体收支平衡，其中电视公司形成利润。而一般情况下，卫星频道亏五、六年也并不稀奇。

　　据悉，阳光文化的海外拓展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度内将继续进行，届时还会在台湾的宽频市场和北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有新的重大发展。

　　杨澜将重登荧屏

　　儿女双全的杨澜将于今年6月重登荧屏，在香港阳光卫视中重执话筒，主持全新打造的《世界名人访谈》。

　　《世界名人访谈》的采访对象主要是世界政坛风云人物、财经要人、文体名人等，也包括世界上一些特殊组织、机构的领导者。列入访谈计划的人物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海外杰出华人。

　　从第一次走上荧屏到现在，10年过去了，杨澜再次主持节目，有着双重的身份。她将从节目制作到公司运作全方位实现她的理想――做好历史和人物传记类节目。

　　个人简历：

　　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90年至1994年初，主持《正大综艺》节目，创造了收视之冠的佳绩。

　　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199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硕士学位。

　　1996年夏，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2000年那一班》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7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并获评论界好评。

　　1996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杨澜视线》节目成功发行全国52个省市电视台，收视率在各地文艺节目中均获得不俗成绩。

　　1997年4月，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唯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97世界电视论坛”。

　　1997年1月，杨澜散文集《凭海临风》出版，销量超过50万册。

　　1997年7月，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自己既是制片也担任主持人，采访了多名著名时事人物，节目大受评论欢迎和赞赏。1998年4月，开播的《百年吒咤风云录》，杨澜担任主持，引领观众走入过去时光，重温100年来影响历史进程人和事。

　　1999年10月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2000年，出任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