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的风雨兼程

　　本刊记者 杨春兰

　　从利用中新社第一报号而创办的 《中国新闻》的周末版到具有正式刊号的《新闻周刊》，再到《中国新闻周刊》，几经周折和坎坷，它终于成为国内唯一一本国字号的时政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在享受荣誉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毕竟这是“中国的新闻周刊”。曾经的沧桑风雨，如今的荣誉与责任，都成为我们不得不谈的话题。

　　停刊-复刊：在曲折中前行

　　由中新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创刊于1999年9月，2000年1月正式出版。当时中国的时政周刊市场正处于培育期，其竞争远未达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程度，此外，各刊的定位也有所侧重，彼此可替代性不强，这就为《中国新闻周刊》的创办提供了市场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定位于中国的新时政周刊，最初，中新社设想把它办成类似于《北京青年》的大开本刊物，后来这个提议遭到否决，敲定的方案是创办一份类似于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端时政刊物，它既有别于传媒“古董”—《望》，又不同于《三联生活周刊》的文化特色和《新周刊》的时尚化。

　　可以说，《中国新闻周刊》是在恰当的时机诞生的一本恰逢其时的刊物，遗憾的是，它在寻找与资本联姻的道路时经历了坎坷和曲折。

　　1999年，《中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成功集团达成合作意向，由成功集团提供1000万元的启动资金，获得杂志的运营权，而中新社负责杂志内容的采编和发布。合作两年之后，由于投资方的资金出现问题，这本以“新锐、前瞻、深刻、权威”为办刊风格的杂志“惨遭滑铁卢”，2001年11月，中新社决定休刊整顿，和成功集团解除合作。经过几个月的阵痛和调整，《中国新闻周刊》于2002年3月复刊。

　　《中国新闻周刊》的休刊演绎了一幕媒体与资本的联姻悲剧。对后来者来说，关键要探明“翻车”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辙。传媒业本身是消耗性很大的产业，需要大资本投入，大手笔运营，在理论上，《中国新闻周刊》至少需要1500万元的投入，而当时成功集团的1000万元投资显然偏少。此外，资本在进入之前应当未雨绸缪，考虑好退出方式，主动引入策略合作伙伴，这样才能应付未来可能的财务危机。另外，在发行和广告上，必须有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由于投资人比较仓促，准备不足，在投资的期限内没有组建起这个队伍，所以在经营方面出现不少失误，直接导致媒体运营的失败。美国成功集团为发行配备的人员曾代理过《家庭生活指南》，他运用以前的经验，把《中国新闻周刊》的发行地域铺得很散，这与该刊的发行定位不匹配，造成了发行费用的极大浪费。广告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拉广告拿提成”的手法操作，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在传媒业暴利的“引诱”下，资本对媒体依然情有独钟，一些投资者络绎不绝，想收购、融资进来。但最终中新社的社委会觉得这个品牌非常重要，还是决定要自己办，由中新社投资经营。

　　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品牌基础，并吸取了前一段的教训，复刊后，《中国新闻周刊》很快就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有自己的发行公司、广告公司，在北京还有自己的送刊队伍。最近两年，《中国新闻周刊》的广告和发行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着。“我觉得中新社当时的决定挺英明，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赢利了，这其中虽然有过教训，但最终我们是挣钱了。”总编辑彭伟祥谈到《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状况时颇感欣慰。

　　使命：做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我们不做社会进步的引领者，而要做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彭伟祥为《中国新闻周刊》的使命和理念作出了准确定位。作为中国唯一一本国字号的新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使命。

　　利用中新社独特的资源背景，《中国新闻周刊》具有了一般时政类周刊不具有的优势。中新社1000余名采编人员都可以作为《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为其提供稿件，而且，中新社在国内外各地都设立了分社和记者站，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充足的信息资源。用彭伟祥的话说：“我们是新闻人在办刊，从选题到对问题的分析，始终会秉承着一种新闻的视角。我们会把一些微小的、个体的东西放在一个大背景里去看，这个个体所带有的时代符号是我们的一个视角。此外，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很难再有独家的信息源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强调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观点，这两方面对创作的要求更高一些，需要把我们的想法用最好、最职业的新闻创作体现出来。”

　　在表现手法上，《中国新闻周刊》也力求独特，它的新闻和评论是分开的，事实是事实，评论是评论，保证客观性。内文中漫画插页更是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和文章的表现力。它还是国内首家三次以台湾政治人物漫画作为封面的媒体，运用这种形式对两岸局势变化进行深入、全面的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它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在履行着这个职责。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期的的封面是一个大拳头砸在一个桌子上，表示反腐败结案，当时正值中国政府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背景下，这样的内容和封面设计奠定了《中国新闻周刊》关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时政特色。之后，2000年又推出了一组以“广西现象”、“三十九岁现象”、“黑道提速”、“私企银弹”等为封面文章的反腐报道。

　　2000年第48期《国难当头》的封面文章首次点名批露了中国的艾滋病村，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转载并作了后续报道，以此督促卫生部加大了对艾滋病的管理力度。该报道被美国《新闻周刊》誉为“有国际影响的报道”。

　　2003年6月所做的“孙志刚死亡真相”的报道，对因收容致死的孙志刚的死亡真相进行了剖析：孙志刚之死，是人性之恶，更是制度缺失。彭伟祥说：“是媒体的合力使得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得到进一步规范。”

　　进入新世纪，人们发现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上丧失了传统，于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2004年5月， 《中国新闻周刊》推出“五四：为了超越的纪念”的封面报道。

　　这一幕一幕都记载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历程，《中国新闻周刊》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也因此熠熠生辉。

　　策略：学习中坚守中国立场

　　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德国的《明镜》等以百年大刊的资格成为世界范围内时政类周刊的楷模，国内的时政类周刊起步较晚，对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等办刊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新闻周刊》也一直在探索这些名牌刊物的发展之路，向他们学习。“我更看重的是它们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版式的设计，以及它们的运作管理，但不管怎样学习，‘中国、中文、中立’不能改变，尤其是‘中国立场’不能改变。”彭伟祥表达了学习国外时政周刊的原则。

　　按照西方理论，时政类周刊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新闻的整合和梳理；第二个阶段是做调查性的报道；第三个阶段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引导和前瞻。美国的老牌时政周刊大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的《新闻周刊》做“我们为什么会失眠”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探讨性，但它们也曾经历过“扒粪”揭黑的这种时代。彭伟祥认为，《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还处于第二个阶段，通过对国外刊物的学习可以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彭伟祥说：“国外大刊值得学习的地方，还在于它们的版式设计，它们是在‘做刊’，非常精致，而我们是在‘堆刊’、‘拼刊’，制作比较粗糙。”《中国新闻周刊》曾派专人到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考察，但正如彭伟祥所言：“有些东西是可以复制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复制的，这同自己的国情密切相关，我们向它们学习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形式是无声的语言，恰当的形式有助于内容的表达，《中国新闻周刊》所做过宋美龄的那一期比较成功，一个美国人看过后说：“我不懂中文，但看到版式后，我知道你们的叙述方式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实行“编辑中心制”，将采、编队伍分开，并突显了编辑的重要地位。编辑有权利参与选题的制定，对版面进行安排，毙稿、改稿，以及决定发稿时间，这也是和国际接轨的表现。

　　此外，为了走向国际，打开国外市场，《中国新闻周刊》跟一家华文媒体合作，在美国已用报纸的形式出版了两年，“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们会出版不同版本的《中国新闻周刊》。”彭伟祥这样说道。

　　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人才

　　彭伟祥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时政类周刊发展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市场问题，而是人才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时政类周刊屈指可数，而且这些刊物之间不是完全竞争的关系，而是在共同培育一个中国时政类期刊的市场，这个蛋糕说实在话是很大的，还是够切的。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等都可以共同做大，中国的时政周刊市场应该也可以，我们《中国新闻周刊》希望能和其他刊物一起把这块蛋糕做大。但目前发展中，人才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一个是知识结构的问题，一个是年龄结构的问题。

　　“目前我们缺乏的是既懂得新闻规律，又懂得市场经营的人才，但现在时政周刊记者主要来源于都市报记者，他们虽然有着极好的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往往会存在问题。这两年，我的感受是最好用的记者可能不是新闻专业的，相反，倒是学经济、法律等的比较好用，这也反衬出我国新闻教育的欠缺和不足。”除了人才的知识结构问题，彭伟祥对于当前我国时政周刊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年龄错位也颇为忧虑。

　　他认为，当前我国时政类周刊的记者大多是二十七八岁，或者三十多岁的青年人，而关注时政周刊的往往是三十岁以上、成熟的、有思想的读者，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帮二十多岁的人要写出非常深入、有历史厚重感的稿件，去给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多岁的人看。这就类似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去教训四五十岁的人。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彭伟祥拿国外的状况和我们进行了对比：“在美国，只要做得好，记者可以做到退休。而在我国，包括通讯社、电视台等在内的媒体，只要干的还不错的记者，到了三四十岁都会被提到领导岗位，离开采访一线。”

　　彭伟祥坦言，这些年轻的记者有朝气、有激情，但对一些“政治”的东西不够敏感和重视，对一些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东西漠不关心，时政类周刊的记者不关心政治，没有极好的历史修养，就很难写出有深度的报道。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往往根据选题来请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务虚讲座”，记者通过了解和学习他们未知的问题，会加深对所要报道问题的认识，增加稿件的历史厚重感。彭伟祥表示，这种“务虚”活动虽然花费了期刊社要有一些投入，但从记者素质的提高和周刊社长远发展来说，还是值得的。

　　彭伟祥将当前的时政类周刊称为“媒体的朝阳”，因为“这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当前的发展现状几乎不成比例。”目前时政类周刊发展中虽然还存在诸如人才、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但是它的发展前景也给办刊人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尤其是在当前出现“报业拐点”的时候，以深度和思想见长的时政周刊完全可以共同把这块市场的蛋糕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