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飞扬 凤凰卫视十周年：十年知心竟自由

　　(一)

　　2006年3月31日，我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参加了凤凰卫视十周年庆典晚会。这是一段有感觉的历程，我要写写香港和凤凰，这些文字是关于凤凰的。

　　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傻瓜，傻瓜更有力量，也给我下面的叙述找到了一个角度。

　　可以这样开头：

　　上帝说要有光，所以有了光。

　　杨锦麟说你来参加凤凰十周年庆典吧，所以我去了香港。

　　飞机在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落地，看见几个地勤，他们又瘦又矮，像脱掉水分的蔬菜，我注视他们，有一点儿好奇，我从西安来，西安不长这样的男人。

　　第一个词自动出现：土壤。

　　我非常想知道凤凰的土壤成份，这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传媒时代，可我固执的以为，凤凰和其它媒体的区别不是这棵树和那棵树的区别，而是植物和动物的区别。

　　凤凰是只什么鸟？谁也没见过。异类。

　　(二)

　　出关时竟然遇见熟人，《华商报》记者小尧。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同一座城市却不曾相见，此刻因为凤凰千里迢迢来香港聚会，这个媒体影响了我们的“行”，它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知”？这是一种媒体理想。

　　2002年，陕西电视台把金庸大侠请到华山“论剑”，在那次直播中，我第一次和凤凰人合作，当时特邀王鲁湘来做嘉宾主持，他不会上网，理想是后半生退出江湖做学问。此后几年他“纵横中国”，有人说：那个王鲁湘什么都知道。2003年他被《新周刊》评为知道分子，照片排名第一，可他到现在依然不会上网，我以为他是刻意与电脑比赛记忆力，再也没机会问问他现在的理想，过年过节发短信，总是祝他健康。回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安古都酒店，他盘腿坐在床上，脚上的袜子是纯棉的，深蓝色，干干净净，我隐约看见一个男人背后的生活。

　　刘春也在古都酒店，他是凤凰中文台的执行台长，手下管了二十多个栏目，在那次由陕西电视台策划召开的研讨会上，刘春把凤凰定位为一个坐着说、站着说、走着说的电视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与学者和知识有关联的手艺人。这个人身体里藏着一种特别生猛的东西，见过一头豹子低低地伏下身吗？随时要见血的感觉。

　　刘春说：“一个电视节目的好坏一方面看收视率，另外凤凰卫视强调三个字——影响力，主要是对于话语领袖、意见领袖、某些群体的影响力。”——这段话影响了我，我成了它的托儿。某次给西北大学做讲座，我也这么说，但我缺乏刘春的烟酒嗓，效果差了很多。凤凰是一个说话的电视台，说人话，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句话的内涵比组成它的这几个词复杂得多。

　　(三)

　　香港的天是天蓝的，云白得发亮。

　　我跟踪一个女人，一个黑头发的疾走罗拉，杨锦麟说香港人走路都像尿急。她走进一群宝蓝色大楼，在电梯间按“九”，我掏出记事本看看，没错，我要去红墈德丰街十八号，海滨广场一座九楼，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第一眼的凤凰，从跟踪一个女人开始，她穿平底鞋，眼神锐利，不太热情却愿意负责，她一直把我带到杨锦麟面前，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从大门到这个办公室我走了二十几步，几乎走到了尽头。

　　我不太好意思形容它，只有半层楼的凤凰地盘，特别小，特别乱，如果在墙上挂一个“油漆未干”的牌子，立即就成了工地。后来我找到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

　　雄心是一种几近疯狂的品质。

　　过劳而不死。

　　(四)

　　我听到王纪言大声说话。

　　所有人都叫他院长，手心温暖、表情丰富的院长。

　　我在陕西见过他两次，两个厚重的地方，黄帝陵和司马祠，一个是人文初祖，一个是千秋史圣，院长在通往历史的路上一路狂奔，买了一堆真假莫辨的古董。

　　喜欢旧货、旧事、旧地、旧人……我怀疑院长是一个坚持回到古代的人。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首播，十年后我看到它的一张节目列表，这是一份处处叛逆的记录。

　　凤凰一出世大打娱乐牌，《相聚凤凰台》、《音乐无限》、《完全时尚手册》，陈鲁豫是做娱乐的，那个在《还珠格格》里演皇阿玛的张铁林是凤凰台主持人，如果你觉得吃惊，恰好证明凤凰距离自己的起点有多么遥远。

　　都以为凤凰会立足娱乐，总裁刘长乐却认为城市和青年不等于娱乐，应该有“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观念的”高层次节目供需品。1997年，《时事直通车》开播，凤凰启动二级跳，此后资讯评论类节目越来越多，《小莉看世界》、《有报天天读》、《时事辩论会》、《李敖有话说》、《世界看中国》……人物讲述类节目也成为品牌：《杨澜工作室》、《名人面对面》、《鲁豫有约》、《冷暖人生》、《口述历史》……此外凤凰非常注重大事件直播和活动策划，柯受良飞黄、9·11事件、莫斯科人质事件、美伊开战等等，创建了“大事发生看凤凰”的走势。

　　猎猎市场风暴中，凤凰的灵魂是一面人文与人性的旗帜，此时的大陆媒体正在完全娱乐，身价最高的主持人是娱乐节目主持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娱乐选秀。似乎是刘春说过，境内媒体的春天就是境外媒体的冬天。

　　十年历程，凤凰是在逆风飞扬。

　　(五)

　　这间办公室一定要说说。

　　杨锦麟的办公桌在进门左手边，这是看门人的位置，他53岁，是这个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八张电脑桌的主人分别是阮次山、曹景行、石齐平、马鼎盛、何亮亮等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5岁，所以这个办公室被称作“老干部活动中心”，办公室里的人无疑是中国电视屏幕上最老的主持人和时事评论员。

　　这就是凤凰在华语电视台首创的“白头文化”，这些被当作美女来使用的老先生，不仅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大事，更重要的是告诉你大事发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群有能力把新闻从胃提升到脑的人。

　　从外表上看，白头人更容易获得信任，我相信他们从不过愚人节，不蹦迪，永远坚守着清醒的心。

　　杨锦麟说，不能说“老”，这叫“资深”。看见他们的资深，让我不担心老去，这是多么美好的心态。

　　顺便说一句，在这些资深英雄里，我最喜欢杨锦麟的侠气和阮次山的结巴，那天下午阮先生也要上节目，我从背后看着他智慧的后脑勺，他始终不转身，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墙上挂满照片，全是他小孙女的特写，据说这是世界上阮先生最爱的女人。

　　(六)

　　凤凰总部有四百余人，全球千人，分布在欧洲、美洲及各地记者站和制作中心。总裁刘长乐说，这是一个疯子和一群疯子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由，把自己完全打开了以后才能有的自由，3月31日中午，杨锦麟通知我上《世界论中国》节目，以大陆媒体从业人员身份和他连线，对凤凰十周年发表一些看法，和我一起参与连线的是东京中文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罗怡文，他一定是在日本发财的中国人，普通话可以参加播音员考级。

　　被统一到凤凰人的工作状态里，我顿时沦为一个傻瓜，看见一群职业高度事业化的疯子在这里玩命，上上下下全一样，引用凤凰人的话：想偷懒都不容易找到阴凉处。程鹤麟的办公室里曾贴着一句话，也不知道是哪个家里有厨房的人说的，如果你嫌这里温度高，那就从这里滚出去！

　　王湖接了下面这句：才刚来，没玩够，谁叫我滚出去，我和谁拼了！

　　——简直是疯狂综合症！

　　这个说痞子话的王湖就是《有报天天读》的编导，从形式上看更适合跳街舞，偏偏是香港侵会大学硕士生，学的是电影导演。《娱乐串串秀》主持人梁东说凤凰给他最好的，就是不断的丢脸的机会。这个不断丢脸的梁东两年前从主持人岗位跳槽到百度当副总，我怀疑凤凰的人才培养方法就是制造错位，从专业不对口开始个性制造。

　　王湖后来在《有报天天读》的博客里写道：凤凰十周年来了很多人，“有报”来了一位老杨的朋友，一位漂亮MM，她在内地主持一档谈话节目，收视率很高(PS:这很重要)！偶然发现被凤凰人如此吹捧，我简直要拍案大笑，可是后来又找不到这个帖子了，记忆中只留下了这几句好话。

　　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作为商业台，凤凰显然非常重视收视率，而且它最重要的市场是大陆，那么针对同样受众的传媒为什么会在定位和气质上出现巨大的反差？这种对比一直在提醒我，什么是被错过的，什么是真正有力量的。

　　(七)

　　3月31日晚上，凤凰迎来十周年台庆。

　　晚会的元素都有了，煽情、华丽、明星、解密、刺激、还有，一点点念旧。

　　整台晚会持续了四个小时，使用了四个流动机位，一个大摇臂，进行了半小时直播，我想起《开坛》的演播室，三个机位，一个大摇臂，录播。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凤凰肖像的正面是一群心思卓绝的媒体人，背面是一帮后工业时代的手艺人。我尊敬所有能把活儿干得很漂亮的手艺人。

　　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新闻：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同一天发生的这两件事之间也许真的存在某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该“冲破、改变和革除”的积弊既限制了凤凰也成就了凤凰，十年了，凤凰有限的覆盖导致它始终不能成为一个主流频道。也正是那些积弊成就了凤凰，比照内地同行，在内容上相对宽松的尺度使得凤凰很容易跳出来，给大家留下卓尔不群的印象。

　　现实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看上去很矛盾，恰恰是通往和谐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文化传媒体制改革的目标。

　　有一个细节也许值得一提，晚会上，凤凰卫视给中央电视台颁了一个奖，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上台领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多元的文化势必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也许有一天，陕西卫视也给中央电视台颁一个奖。

　　4月1日，在酒店看《秋雨时分》，里面有一句话：把文化当作政治的产物，是对政治的污蔑，因为任何一个清明的政治都不会损害文化的进步。——以此为本文结尾。(作者：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