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0年 海信修筑“CDMA”技术防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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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3日 17:37 新浪科技 | ||
青岛初夏的黄昏令人迷醉,海信通信研究所所长杨文琳总爱在这个时候,端起一杯刚从浙江老家寄来的“明前”,站在窗口,一边品茶,一边体味微煦的晚风轻拂脸庞。与院子外面那个川流着嘈杂和繁华的世界不同的是,海信研发中心占地60亩的大院里只剩下绿草茵茵和池鱼环绕的幽雅。 杨文琳喜欢这个大院。尽管有人戏谑地说,如果当时作为商品住宅开发,这个大院现 杨文琳此言不虚。在这个大院里,海信通信研究所工程师们夜以继日精耕细耘,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彩屏CDMA手机C2101,研发出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C2198,又赶在中国联通推出彩E之前,开发出国内第一部支持CDMA1X网络的手机C3698……一想到这些,杨文琳内心就会涌腾起一股兴奋。 同样感到兴奋的是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赛诺市场调查公司今年出具的第5份调查报告显示:海信CDMA手机以极小的差距排在了三星、摩托罗拉和LG之后,报告的最后一句话听起来令人心动:调查数据显示,海信在CDMA领域已经是国产品牌的第一。 周厚健在这一系列数据上划了重重的记号。这些数据就象航天飞机轰然升空、总指挥宣读那句“发射成功”一样,海信通信产业之路正越走越宽。 但深谙道家“心不离道”的周厚健现在有更大的盘算。他走到窗前,久久地凝望大海,岸边激起的浪花拍起千堆碎玉。周厚健欣赏这种壮阔,他更惊骇于这种壮阔之下涌动的暗流——这也许是波浪本身的激越,但更可能是来自外海冲击的前兆,如果不及时地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这道看上去很美的风景也许会在瞬间变成惊涛骇浪。 周厚健轻叹一口气。他突然发现,眼前的景象与中国CDMA手机产业当前的繁荣和隐忧何其相似——惊涛骇浪终究会来,而现状是,暗流正在加速涌动。 海信人“先知先觉”,当许多人还在这美景中流连时,海信已经历时10年修筑了一道技术防线。或许,这也是国产CDMA手机品牌的一道生死防线。 少数派报告 --海信的CDMA构想 1993年:技术孵化模式 1993年年底,通过合资组建青岛AT&T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大型局用程控交换机,海信开始渗透通讯产业。这是海信构建“3C”(家电、通信、信息)产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们一定能靠技术支撑起这一‘C’。”当时,年轻的周厚健与大家分享着他很早就有的梦想。1996年,海信的工程师们自行研制出模拟无绳电话并很快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98年,他们自主研制成功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数字无绳电话(DECT)。短短两年,海信通信产业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的飞跃。 “这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周厚健现在评价当时的通信产业时这样说。其时,周厚健已预见到,移动通信产品才是海信通信产业实现跨越的下一个目标。 很快,有关部门形成了一个关于海信切入移动通信领域的可行性报告,但报告的实施者们没有像其他切入移动通信领域的厂家那样急着去找台湾的代工厂家或忙着准备与日韩厂家就整机进口进行谈判。他们所忙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支过硬的技术预研团队。1997年,海信通信研究所正式成立,魏崇毓博士作为第一任所长,带领着数十名从技术中心选拔出来的优秀工程师开始了海信切入移动通信领域的第一步——技术储备。 这种奇特的切入模式,海信人称之为技术孵化模式。其具体思路是,在海信,每涉足一个新领域,一定要先在技术中心成立研究所,进行该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人才储备,技术、人才一旦成熟,研究所迅速裂变成公司。这种模式产生的公司优势在于:涉入新产业时投入少、风险小。而投入小主要是指与完全引进技术相比投入要少得多;风险小则是由于公司有开发能力,技术上就有升级的条件,就有发展的前景,特别对大量投资引进国外设备与技术的企业,规避风险尤为重要。 但这种孵化模式考验的是耐得住寂寞的企业和人。 整整三年,海信持续地为这支研发团队提供资金和成长机会:开辟特区,允许失败;而这个团队,就象栖于庭前的大鸟一样,三年不飞不鸣,直到海信高端切入CDMA领域时,他们一鸣惊人。 2000年:选择不归路 (一)孤独者海信 通信研究所蛰伏三年,最终等到了适合自己胃口的产业——CDMA。 2000年,中国联通宣布建设CDMA网络的消息让许多人闻之怦然心动,这其中意味着,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颁发的一纸文件,中国将实行手机生产许可证制度并严格控制牌照数量,而牌照问题可能成为许多实力强大的国外企业在华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当年取得牌照的19家企业中,外资身影闪现的只有摩托罗拉一家。 但如何利用这一政策利好,19家企业各怀心事。大多数厂家认为: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市场网络和熟谙消费者心理。贴牌或购买成型模块附加精巧的外观设计,就可将市场开拓得风生水起,于是,“用市场换技术”,这一被翻转的发展路径被奉为最适合国情的明智之举。 而海信则坚信,对于在核心技术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手机厂商而言,要想最终取胜就必须走自主研发这条路。 做跟随型企业,贴牌生产,还是做品牌企业,自主研发?在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中,响应海信者寥寥。 对于那些已经与其他外资品牌进行了贴牌生产合作的厂家,诸如LG与浪潮,中电科技与韩国SONUS电信及韩国SGC科技、振华科技和日本京瓷、天津电话设备厂和日本三洋、中科健和三星、南方高科和韩国现代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中国手机制造商只是日韩厂商在中国的大“分销商”,但对于这种不需要承受研发投入风险的合作模式,他们似乎提前就能感受到收获的喜悦。 但坚决走自主研发的海信不可能预支这种快乐,他购买的不是可以变成钱的产品,而是可能成功更可能失败的自主研发远景。 海信感到异常孤独。 (二)索尼为吾师 拍板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周厚健再次陷入沉思。他对于自主研发的态度一直是坚决的,但他希望,究竟是爬南坡还是爬北坡,海信内部应尽快统一认识。 那一段时间,海信的内部刊物上,许多会议以及宣传报道中,“索尼的做法”成了常被引用的话题。人们突然发现,索尼,这个被1999年美国《幸福》杂志排在世界最大500家工业企业第30位的企业,其“技术立企”的轨迹与海信决定要走的方向是多么相似。 自创立之日起,索尼就在公司的宣言中称自己是一个开拓者,决不步别人的后尘。为此它放弃了一般企业为求生存和发展,先依靠生产物美价廉商品站稳脚跟、获得盈利,待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再寻他图的习惯做法,而是以开创性的事业立足,夹缝在日立、东芝、松下和三菱等一大批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中间,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索尼的第一项产品创新,就在既无样品又无任何参考文献的情况下,仅凭设法购买的技术专利和公司技术人员的集体攻关完成的。 “大家都懂下棋看五步的道理,”周厚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有牌照的企业,只是充当进入中国比较晚、技术和实力相对较弱的韩日厂商与欧美巨头进行对弈的中国代理人,那对国产品牌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五号文件’肯定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到那个时候,我们连代理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何谈竞争,何谈未来?”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学索尼,要么不出门,出门了就一定不能跌倒。”周厚健说。 不久,海信与日立正式签订了“技术支援合作合同”;海信人深信,这条路是光明的。 正是那一年,有人用“豪赌”来形容一贯被业界公认为稳健得近乎保守的周厚健。当他斥资4亿元高调杀向CDMA手机行业时候,人们大都对此投以怀疑的目光。特别是当其在诸多场合一再宣称要走自主研发之路时,人们更习惯性地将其视为一种作秀。 非但是外界,就是行业主管高层,持的也是一种怀疑态度。据称,当时国家信息产业部来考察海信定点时,副部长曲维枝问了周厚健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下了这么大的赌注,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想到万一不成功怎么办?你们走的其实是条不归路。” 周厚健说,从市场的规律来看,没有技术的厂商永远处于产业链的底层,而拥有技术的厂商则居于金字塔的高端,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为上游企业打工,企业永远不会有大发展。所以,海信虽然走的是不归路,但会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阔。 2001年:80人,800天 (一)从零开始 2001年2月19日,对于海信技术中心计算机所的于德毅而言,他将吃不上三天后按照惯例所里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那一天,他和于芝涛、江志阔、隋立涛等一批年轻人被调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在这里,他们将从事当时最为尖端的CDMA手机项目的研发。在所长杨文琳的带领下,从2001年2月至今,8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孜孜不倦,从一无所知到研发出最尖端的CDMA手机。海信员工说,在海信CDMA自主研发之路中,杨文琳们最先成长了起来。 “杨文琳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人。”负责软件开发的于芝涛这样评价他们的“船长”。这位承担过国家863课题、掌上电脑开发工作的女性技术专家,身后有太多可以让她坚强的理由。1998年在她来海信之前,十多年的军品研发经历让她习惯了在没有可借鉴经验的环境下“白手起家”,所以,她时刻告诫所里的年轻人:“我们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海信的工程师们从一点一滴开始向日立学习,众多问题让日立的工程师们对这些中国同行甚至有些“厌烦”。因为在与其他与中国企业合作时,他们从未碰到过像海信这样“难缠”的学生。 海信是不得已而为之,巨大的前期研发投入,迫使他们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对自身的启蒙。于是在研发C2101手机处于后期时,海信就急切地想甩掉日立这支“拐杖”,进行完全自主研发的尝试,海信的工程师将这款手机命名为C2198。很明显,这个名字孕含着海信对成功的渴望。 日立技术专家在得知海信这一举动后的评语是两个字——“天真”。因为日立从进入CDMA行业到实现自主研发用了两年时间,而且第一款手机的研发是以失败告终。他不相信海信能够创造“奇迹”。 但是历时1年零10个月之后,2002年10月,海信自主研发的C2198成功下线。那位自视甚高的日本工程师神情有些黯然:“看来你们不再需要我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到过海信。 (二)冲击1X “课题到了后期,问题很多,不要慌,慢慢理清思路,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做好每件事情,我们一定能成功。最后,请注意休息。” 这是杨文琳在于芝涛2003年3月份的工作考评下面专门加上的一句话。那是他们80个人在开发海信第一款支持彩翼功能的内置摄像头手机C3698的最后一个月里,大家互相传唱的一句话。这句话帮助他们忍受了微煦之光来临前的所有煎熬。 就在一年前,在C2101和C2198的研发中成长起来的80位工程师马不停蹄地进入了冲击1X的战场。 其实,从C2101到C2198,海信还处在研发的储备期。因为这些基于CDMA95A网络技术(也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2 G)的产品在整个CDMA手机产业链条中其实处于过渡性阶段。日益激烈的通讯竞争,必然要使得CDMA迅速升级到“1 X”,即2.5G,也只有这样,CDMA才能在同GSM的混战中占得先机。 1 X技术允许用户通过手机快速下载铃声和图片,实现屏幕保护动画,并能使用手机进行动态游戏、多媒体聊天、卡拉O K,享受电子书籍、股票信息、移动银行、电子交易等各种信息服务。CDMA1X手机上网的传输速率可达每秒钟144Kb,比现有CDMA产品高出10倍。 正是对市场走势的洞察,使海信意识到,要在CDMA手机业中占得先机,必须掌握基于CDMA1X网络的高端手机研发能力。于是,在C2198研发的同时,2001年10月,自主研发1 X的技术就提到了海信的发展战略之中。 “一切都是从读懂在高通购买的芯片开始的。”杨文琳说。一个芯片中有上万条语句,只能读懂它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发。为此,海信的工程师反复向高通设在中国的技术支持部门沟通。由于国内几乎没有厂商像海信这样从事自主研发,海信的问题甚至对高通中国公司的技术人员而言都是全新的。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将信息反馈到美国总部。 读懂芯片之后,整体设计次第展开,从较大的设计目标板到与实际大小相当的手机PCB试验板,再到反复的性能测试。500多个日日夜夜里,海信80多名工程师,完成了2000多次测试,解决了数千个问题点,仅系统功能测试书就厚达上千页。最终C3698研发成功。在杨文琳眼里,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 但是,当她提起拿着C3698样机到美国高通公司访问的一段往事时,突然哽咽了。当时高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拿着这款在国际当属一流水准的手机,反复向杨文琳询问,这款手机哪一部分是你们自主研发的?当他从杨文琳那里得到“全部”这一无比肯定的答复后,他不相信这种只有国外一线大品牌才能做到的事,海信居然也能完成。这位傲慢的负责人立即对海信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主动将海信的名字排在了中国地区技术支持的首位。 2002年:一笔帐,两样风景 对技术拥有敏锐洞察力的杨文琳对财务数据并不敏感。有一天,当记者问到海信累计向通信研究所投入多少资金时,她竟一时语塞。后来,她仔细算了这笔帐,结果令她大吃一惊:从2001年至今,海信在通信研究所投入早已超过两个亿,仅2003年更新设备就已花掉了6000万。 也许许多生产商都会为这些已经贬值的昂贵研发设备扼腕痛惜,或者把这笔资金折合成购买整机的既得利润进行比较。单纯从账目上看,两个亿,确实是个令人眼热心跳的数字。 但海信的高层心里算的却是一笔长远帐。 2002年,海信通信取得了当年投产当年赢利的良好业绩,从无数手机业先行者的发展经验得知,从投产到赢利至少需要2-3年,而海信按照目前的态势,收回技术投入成本的时间也只在两三年。同样的赢利时间表,海信在获得利润的同时拥有了自己的技术资源和研发团队,相对于租用别人技术的厂家而言,这笔帐谁算得精不言而喻。 当然,海信更看重的是在与国外企业争夺利润空间的自主性和后发优势。 “我们现在只和部品厂家谈合作。”杨文琳一脸自豪。 和摩托罗拉、三星等大公司并无二致,现在海信只购买高通的芯片和其他的部品,自己就能做出和这些大公司一样杰出的产品。与其他靠贴牌生产的企业相比,海信至少挽回了被代工企业分去的30%-50%利润。 “我们的技术每进一步,我们的赢利模式就在拓宽一点,离利润的塔尖就更上一层。”海信通信公司总经理刘国栋在算这笔帐时言之凿凿。 这是一种看得见的进步。按照目前全球业界的一个核算常识,洋品牌维持生存至少需要15%-20%的利润率,而低于这个利润率,就很难满足其运营费用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其资本市场的要求。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只要维持5%-10%的利润率就可以了。而海信一款芯片可以开发出多个产品,只需支付一次专利使用费。全部的自主研发使得其它企业必须支付的成本成为海信的利润。这种成本的比较优势会立刻戳到外资品牌的软肋。 而事实上,海信推出C3698时,市面上只有东芝和摩托罗拉拥有支持彩e功能的手机。“网上专业人士对C3698的评品价是4980元,而海信初步定在4180元。”刘国栋说,在争夺1X市场的战斗中,海信派出的第一波技术冲锋队员们,已经开辟了最好的战场。 2003年:做CDMA模块供应商 早在去年,有市场人士断言:2003年底,我国手机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将达到或超过50%。此君所言甚是,进入2003年,国产手机赢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今年前4个月,预言就提前实现了。 国产手机全线飘红,但这浮华的背后却让人生出些许沉重: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深圳口岸进口手持或车载无绳电话达264万部,其中,国内著名的三家手机厂商的进口量就达到了近200万部。这一巨额数字的潜台词是,中国手机厂家实质上是在为芯片提供商、核心元器件、模具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打工。而对于技术上处于更高层面的CDMA领域,国产手机的技术缺位尤其明显。 “在没有技术储备的情况下急于‘圈地’的结果是,手机一旦出现故障,就必须从韩国请专家来维修。”杨文琳这样表述中国有些手机制造商的技术缺憾,而这种表述是实实在在的。 细心人也许已发现,早在联通测试网络时,就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参加测试的全是一色的韩国和日本工程师,当联通的人员终于在韩语和日语的喧闹中听到海信工程师标准的中文时,他们感到万分亲切。 “这就是追求代工的必然结果。”刘国栋在评价这件事时,语调有些沉重。显然,国产CDMA手机已经误入了代工的泥沼,而且愈陷愈深。遥想当年,拿到牌照的19家企业是何等的风光,而今他们已经淹没在外资品牌甚嚣尘上的吆喝中,谁还记得当年曾经站在三星、LG身前的这些中国品牌呢? 反观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他们正在通过实施本土化研发弥补其在营销和外观上的短板;在长江三角洲蛰伏已久的台企、随时准备在牌照禁令解除后出击的日韩品牌,已然形成了颇具根基的反扑之势,使得国产CDMA手机厂商岌岌可危。 在技术上踽踽独行的海信又一次感到孤独。 要想与国外品牌分庭抗礼,进而求得霸业,还有哪些路可走? 海信给出的答案并不难懂——“两条腿走路”,即随着产能的提升,除了出售手机成品这种单一竞争模式外,还可像日、韩企业那样成为CDMA模块的提供商,通过提供模块拓展自身的竞争领域。在国内手机浮华的上空,海信的思路吐音清晰。据说,海信与上海方面就出租车领域应用CDMA技术的洽谈正在进行中。一俟成功,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巨大市场。 由于有过成为联通测试基准手机的经验,海信笃定,没有哪家外国品牌会比自己更了解联通这位CDMA产业链上的老伙伴了。刘国栋曾经形象地形容海信与联通就是火车与铁轨的关系,“我不一定制造最漂亮的车厢,但我一定会造出与铁轨最匹配的火车头”,从海信与联通刚刚签订的50万部CDMA手机的采购大单看来,两者已形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鱼水关系令人羡慕。 300万台CDMA手机的年产能、严格的质量和工艺控制、业务娴熟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十多款呼之欲出的IX新品……海信CDMA之路曙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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