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关村，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王江民，但是经他手创出的KV系列杀毒软件，却是尽人皆知——曾经有一段时间，KV杀毒软件甚至是“村”里的硬通货，在老大娘的烟摊，拿着KV产品可以换到高档烟。

　　在中关村，认识王江民的人也不是个个“服”他——王江民是中关村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多年来他一直特立独行，从不与人合作。但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不得不叫声“王老

师”，因为论资排辈，没多少人比他“混”得时间长。

　　三十八岁自学电脑

　　与现在科班出身的“村民”、甚至是洋硕士、洋博士相比，虽然是号称“第一杀毒高手”，可王江民的学历说起来却有些“惭愧”——38岁起才第一次接触电脑，而且所有的电脑知识还都是自学的。

　　1975年，美国科普作家约翰·布鲁勒尔曾经写了本名为《电波骑士》的书，第一次描写了在信息社会中，计算机作为正义和邪恶双方斗争的工具的故事，成为当年最佳畅销书之一。两年后的夏日，托马斯·捷·瑞安以畅销全美的科幻小说《P-1的春天》，头一次描述了可以在计算机中互相传染的病毒。到了1983年11月3日，弗雷德·科恩博士研制出一种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复制自身的破坏性程序，伦·艾德勒曼将它命名为计算机病毒。而这个时候，王江民甚至还不知电脑为何物。

　　别说与洋硕士、洋博士相比，就是与一般人比起来，王江民也没有丝毫优势可言：从王江民记事起，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遗患。

　　回忆起小时侯，王江民说：“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上小学一年级，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自行车压断了一次。

　　虽然如此，可王江民却天性好胜，王江民说：“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我就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但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了骑自行车。

　　而对于电子，王江民似乎也有天生的灵感：“我从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江民自认高尔基的这句话一直是他的座右铭。

　　1987年的时候，身为光机电高级工程师的王江民，是所在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当时的他，已经树立了身残志坚的榜样，在钻研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而且先后被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青年自学成才标兵”称号。

　　那时国内的计算机发展还处于预热期，但经常与高科技打交道的王江民却独具慧眼，认定计算机必将伴随高科技的发展，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如果再不学，很可能会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于是先买书，晚上熬夜，每天一点点地看。光看书感觉很抽象，随后买了中华学习机，开始了一个崭新领域的理论与时间探索之路。后来，又在别人好奇的目光中抱回了一台最原始的PC机。借助这台PC机每天辅导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日久天长，王江民突发奇想，决定自己动手编一个程序代替家长辅导。没过多久，3个月前尚对软件领域一片空白的王江民就编好了一套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试过后发现效果奇佳，拿到电脑报参加了一个评奖，结果被誉为“教育软件第一”，成为第一个在全国推广的软件。

　　软件获奖激发了王江民对软件业的极大兴趣，从此他把精力转到了软件领域。搞了一段电力调度监控系统软件开发后，王江民调试软件时常发现一些或明或暗的病毒，一次次动手杀毒，使他逐渐积累了一些杀毒经验。时间长了，找他杀毒的人一多，实在忙不过来，他又动上了编程杀毒的脑筋，并开始在一些报刊畅谈杀毒的心得和技法，发表自己最新尝试成功的杀毒程序，介绍自己苦心研制的杀毒系列产品。至此，KV系列开始崭露头脚。

　　进村一周身价百万

　　眼下在IT界流传最广、也是圈里人最热衷的故事，就是眨眼间创造百万富翁，而这个故事的流传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儿。任谁也想不到，王江民的第一个“一百万”，是在他进“村”的第一周实现的。

　　1989年，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例文件型病毒“中国炸弹”，诞生在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病毒的破坏行为体现了病毒的杀伤能力。数以万计、不断发展扩张的病毒，其破坏行为千奇百怪，引起了人们对计算机病毒的恐慌。从1991年起，继成功推出KV6、KV8、KV18、KV20等系列反病毒软件后，王江民在杀毒软件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王江民意识到：用户越来越多了，自己必须出来，亲自做咨询服务，继续扩大研发力度。于是，当时已经45岁的王江民做了他称为“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停薪留职，带着跟随他多年的一批同样钟情于杀毒软件的年轻人，来到人才攒动的中关村，开始KV系列的创业之旅。

　　王江民说：“我感觉这个时候出来更有把握，技术上我对杀毒轻车熟路，而且KV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我不看重年龄的问题，相反，我认为年龄大，经历多。我是从最低层干到高工，从小厂到国有大厂，多年的高科技经历使我觉得有能力出来做市场，闯荡中关村。”

　　真到进了“村”，王江民才真正感觉到了不同：“商业领域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各种非正常的手段都有，有时让人受不了。”好在饱经风霜的王江民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用他的话说就是：“每次都坚持很好地解决了问题，所以没有败北。”

　　一手抓研发，一手抓市场，还得再腾出几只手来抓管理，给自己的网站写文章，发表杀毒软件的研究论文，给许多有志于此行业的后备力量讲课，王江民每天几乎连轴转。王江民解释说：“天天亲自杀病毒，是为了随时了解和掌握杀毒技术的发展程度，掌握核心技术，反应要快，才能跟上用户需求。”

　　人到中年的王江民比那些30岁左右的人对创业的艰辛体会更深，让他欣慰的是，KV系列杀毒软件在国内市场中一路高奏凯歌，不但在国内先后囊括16项大奖，成了杀毒软件行业中无可置疑的领头羊，而且还因其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得到了国外代理商的青睐，使中国的软件产品敲开了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外市场的大门。到今天，光日本，就已经进口了8万套KV3000，在国内杀毒厂商中，王江民是第一个。

　　在王江民的传奇经历中，有这样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话说有一回，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NO！Format(格式化)！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该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

　　王江民来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挣到了150万。38岁才开始学习电脑的王江民，两三年之内便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稳居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从KV6一直到KV3000，树起了中国反病毒软件的第一品牌，使KV系列正版用户达到35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王江民是中关村最有争议的成功者。多年来他一直特立独行，不与人合作，也不相信任何人。他手中始终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不管王江民当初有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在自我创业，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为自己打工，就是在创KV的品牌。“我是自由撰稿人，不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即使是最后卖KV300版权也只是卖了一年的许可权。”

　　1994年7月15日，《软件报》首次发布了王江民的《反病毒公告》，并给他的KV100软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超级巡警”。KV100一炮打响。

　　王江民：“我从不傲视同行，但我傲视病毒。外国有些反病毒软件常常查出来某种病毒，但告诉你无解，建议把文件删掉算了。但只要是我遇到的病毒，我就非要杀了它不可。”

　　作为中国计算机领域第一号反病毒专家，王江民先后同“合肥1号”、“合肥2号”、“上海1号”、“上海2号”、“上海3号”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并先后消灭了它们。这些病毒作者都先后设下圈套，企图让王江民身败名裂，失败后又在网上跳出来直接往他身上泼脏水，甚至联手在互联网上设立“毒岛论坛”攻击KV300，专门解密KV300。王江民单人独骑反击，用KV300逻辑锁将所有使用假冒KV300的机器加密锁住，无法打开。

　　王江民独斗“毒岛论坛”成为1997年中国IT业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个事件最终以王江民被公安机关罚款3000元而告结束，但KV300销量却直线上升。“毒岛论坛”最后承认，王江民用3000元换到了花30万元也起不到的宣传效果。

　　在王江民身上，积聚着中关村知识英雄所有的特征，惟一的不同是他的起点和条件比任何人都低，而他的行为方式，又比所有人都更为孤傲。有人说，王江民是闯荡中关村的一个另类英雄。(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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