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群

　　2001年春天以来媒体不断报道中国联通将加快实施CDMA制式的新一代手机标准，其实早在1999年5月份初中美电信高层广州峰会上就已达成引进CDMA的合同框架，并把原属军方的长城CDMA133网络划归联通旗下，这早应该在2年前就启动的项目却为何姗姗来迟呢？

　　随着90年代中期后互联网的急剧扩张，数据通讯显然将成为第三代蜂窝电话的发展趋势。当前国际市场的竞争上主要是GSM与CDMA之争，前者以欧洲的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Nokia)公司的GSM(Global System for Moblie Communication)系统(即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为代表，后者是美国的高通(Qualcomm)公司的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系统(即多重接入编码分配系统)为标志。今天绝大多数蜂窝电话每秒钟最高传输率是9600比特，未来第三代电话如采用COMA的技术标准每钞钟的最高传输率是200万比特，不仅更有利于人们的沟通，而且可以非常便捷地浏览Internet，下载软件或电影短片，甚至可以用于召开视频会议。1998年6月，欧洲和日本决定采纳高通公司的技术作为第三代蜂窝电话机型的技术标准，仅在1998年高通公司先后向50多家通信设备制造商转让了自己的专利，并且与3Com公司建立了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并将CDMA运用与3Com的“掌上计算平台”产品上，以便进入快速发展的无线通信市场。

　　然而1999年后，欧洲的蜂窝通讯公司却纷纷试图减少高通的专利收益和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虽然高通公司分别向欧洲的许多国家提交了不同的建议和折衷方案，以便保证双方的共同繁荣。但是，这些建议和折衷并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积极反应。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就在于“标准之争”。对于美国人而言，充当配角的代价是非常痛苦的。独领模拟制式风骚的摩托罗拉在GSM领域的市场份额一度大大落后于诺基亚和爱立信，在面临新的技术标准时绝对不能再度落后。1998年1月，欧洲通信标准研究所(ETSI)却赞成回避关键的高通公司专利的第三代CDMA标准，并试图调和CDMA技术标准与既已存在的网络之间的矛盾。高通公司的董事长Jacobs认为这是“欧洲需要一种技术标准，以便保护他们自己‘后宅’，然后增加产量继续出口。”然而，这使得高通公司蒙受了减少专利收益和丧失经济规模的代价。但是，ETSI却说，他们不准备逃避高通的专利，他们非常关注最好的技术标准。鉴于欧洲的整体优势，虽然掌握着CDMA更先进技术的高通公司一方面谴责这种技术标准竞争的不公平，另一方面试图呼吁得到华盛顿的帮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维廉·E·肯纳德表示，华盛顿是鼓励竞争的，“当市场决定一种标准的时候，消费者应该得到最好的服务，因为市场决定的标准优越于政府附属的标准。”1998年8月5日，高通公司向ETSI提交了最后通谍，除非ETSI同意一个兼容欧洲网络和美国数据网络的标准，否则，它将求助于知识产权保护，并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

　　从表面上看，高通与ETSI的标准之争似乎是知识产权或者是欧洲降低市场进入的壁垒，以便在新的技术标准下，保证欧洲网络和美国网络的兼容性。其实对于通信网络本质而言，兼容性就是开放性，开放就必然会导致市场竞争优势的变化。从历史上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摩托罗拉是世界范围内的蜂窝电话产业标准的领袖，为了强制地建立移动通信市场的秩序，1992年欧洲各国政府和产业界采纳了共同的数据通信标准GSM，第一次使移动通信可以漫游全球。欧洲各国政府帮助创立了由电信巨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领导的联盟，并且在10年内这一联盟就确立了全球优势。从此以后，GSM爆炸性地增长。巨大的市场规模使得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价格下降的竞争优势凸现，亚洲、美国的消费者也都非常欢迎GSM标准。而当众多欧洲国家决定执行共同的GSM标准时，美国既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固有的用户优势又漠视新的技术潮流，结果丧失了领导这第二代技术标准的机遇。因此，这一标准之争的真正含义是市场的同步化效应。另一个市场同步化效应结果的翻版是Macintosh与DOS之争，虽然Macintosh的用户界面比DOS好，错误也少，但最终DOS取胜。由此可见，市场同步化效应对于标准的选择是至关重要。

　　一般经济学原则都认为标准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IT技术与信息经济的发展，标准问题的尺度开始发生完全相反的变化，由标准是市场的选择的结果开始转向标准选择过程中的市场占有问题。因为标准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标准保证了社会运行状态的持续性、行为交流和规范。如果所有的使用者没有能力协调他们的选择，即使所有的使用者都倾向一个标准的提出者所提供的全球领先的标准，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有可能取得凌驾于提出者的地位。

　　由此笔者联想到自1998年延续以来的关于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的讨论。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化信息技术革命，通信、广播电视和视听消费电子产品数字化进程快速发展，使得计算机、通信、广播电视这三个原来分工明确的行业出现融合和汇聚的现象。9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业和通信业都想发展全业务网，以简单延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但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1994年互联网的成功商业化，提供了一种能够将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无缝连接的有效方法，随着宽带IP技术的发展，在IP网上传输实时业务和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宽带IP网就成为三网融合的结合点。通信业正在进行一场从电路交换转向包交换的体制革命，从1984年AT&T解体、英国电信法修改算起，西方国家开始讨论基础电信网与增值业务的剥离，并着手实施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与私有化进程，直到1996年美国正式完成对1934年电信业的根本性修改，期间则伴随着90年代后期以来电信恐龙们惊心动魄的兼并重组。在这样的技术与产业背景下，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三网的巨大差距，肯定众多跨国公司决不会轻易放过巨大的中国信息技术市场之后，中国电信产业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和策略来达到建设中国“三网复合”并发展IT产业，不但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与思维的革命。

　　可以预言的是，技术进步、需求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的国际性将兼容性、网络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的路径锁定效应推向极致：是基于原来传统电话网上的XDSL还是基于HFC上的线缆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与机顶盒(set-top box)应用，还是更应该一步到位式地光纤入户？现代信息技术进步正在向不确定性和解决方案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不仅加剧了电信市场竞争的强度，而且也使得“标准之争”日益白热化。中国目前的电信产业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下，我们是自己创造一种标准，还是在诸多中挑选一种标准或锁定一种标准？是市场选择更有效还是政府选择更有效？现在，中国电信尚没有开放，那么是否市场容量就隐含着我们在标准选择上具有较大的余地？

　　所以，世界性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带来的互联网应用与新媒体服务的重整，同时不断加速着新标准的竞争，而巨大的市场选择与同步化效应使我们的IT产业都在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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