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两个经济因素为改革浪潮推波助澜。首先，推动两项基本改革的是对在位垄断者日益增长的效率低下的不满。一方面，垄断者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降低成本是未来定价的基础。如果垄断者无节制地花钱，为了补偿收入的不足，他必然会相应地调整价格；另一方面，不仅仅是价格水平，价格结构同样是扭曲的。　　　　　　　　　　　　　　———引自《电信竞争》

　　5月，本应是中国电信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计划，这一阶段中国电信将远赴海外，进行上市前的巡回路演。不过目前对于中国电信负责人而言，海外上市已经让位于拆分。

　　虽然决策部门对拆分之事三缄其口，具体操作方案也未最终确定，但诸多消息表明，继去年5月原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后，剩下专营固线通信的中国电信集团，将再度面临被拆分的命运，前后时间只差一年。在内部调整未有结果前，中国电信海外上市之旅，据称只能被迫推迟。

　　对电信业再次大动干戈，出发点是打破垄断坚冰。围绕拆分方案的选择，决策层此次态度审慎。北京大学教授、电信专家周其仁已经撰文警告：行政性分拆如果不当，将来市场总还要追加成本把格局再调整回来。这种风险让操刀拆分者不能不慎重而行。分拆定局

　　即使是最挑剔的批评家，也无法否认近年来电信业的改革成绩。

　　以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为标志，电信业改革重组步伐快捷：邮政和电信分营，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又先后成立网通、吉通、铁通。国内电信市场也从过去中国电信一家，到现在7家运营商并存，竞争态势初显。

　　但是，这些连续改革却不能替代这样的现实：电信行业的垄断并没有彻底打破。去年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后，就有人说这种拆分仍然是卖酱油的卖酱油、卖醋的卖醋，实际根本没有竞争起来。

　　打破垄断的逻辑并不复杂，通过竞争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一分为四后的中国电信给消费者带来的，却是备受争议的电信资费调整。5月20日，资费调整后第一个月结果出来，北京市民电话费平均涨幅在30%左右。实惠没享受，价格反而涨了，中国电信也因资费问题成为消费者投诉热点。

　　据分析，国内有线市话基本上仍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而市话是其他电信业务的基础，只要对市话具有垄断地位，就可以对其他经营者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导致缺乏有效竞争。彻底打破电信垄断，成了进一步拆分中国电信的出发点。

　　但至今为止，信息产业部不愿就拆分中国电信之事作出正面答复。新闻官王立健只是泛泛称：“政府的态度很清晰，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一遇到实质性问题，他就表示无可奉告。

　　广电总局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陈晓宁一向对电信和广电改革比较关注，对于此次电信拆分之事，他却不愿发表看法，只称问题太敏感。他表示，到了7月份以后，也许政策会相对明朗一些。

　　但是从相关决策部门的诸般动静中，却不难发现，拆分中国电信的决心其实已经下定。

　　5月10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办出面，召开了一次电信营运体制改革专家座谈会，主题就是讨论是否拆分中国电信。除政府官员外，像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韩德强等专家则是这次会议的主角。

　　当事方中国电信也派员参加。

　　据参加会议的专家介绍，要不要再次拆分中国电信，会上争论相当激烈，专家们大致分为两派：阚凯力代表的主张拆分派、韩德强代表的不要拆分派。主张拆分的在人数上占了较大优势，“我提的拆分方案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赞同”，阚表示。

　　负责承办此次会议的是国家计委高新技术司，记者想就详细情况采访马德秀司长，她谨慎地表示，这是内部会议，绝对不能向外透露。而且据了解，像这种会议计委已经开过数次。

　　但很快，这次会议的内容被部分披露。5月21日，《人民日报》以大篇幅推出“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报道。报道以正反两方面辩论的形式展开，并配发编者按。阚凯力被安排为正方，极力主张必须打破电信垄断，要再次拆分中国电信；韩德强以反方角色出场，不主张拆分中国电信，而应该让小公司联合。

　　后来记者了解到，阚、韩双方的文章正是在计委电信座谈会上的观点，后来应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将秘不外传的座谈会内容在《人民日报》推出，并且将主张拆分的观点列为正方，显然深具含义。

　　此外，这期的《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署名评论《反垄断坚定不移》，提出：“不能指望通过一次分家就把电信体制的垄断问题彻底解决，反垄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种表态显然在支持阚的论调，由此也可以看出高层拆分中国电信的决心。

　　在再次拆分中国电信声音渐起时，5月，由法国人让·拉丰和让·泰勒尔合著《电信竞争》一书在国内出版，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亲自为中文版作序，并提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还将继续下去”，副部长张春江还参加了新书出版座谈会。

　　《电信竞争》是基于欧、美电信改革实践写就，以探讨电信业竞争而在全球电信业产生广泛影响。两位信息产业高层负责人如此推许这本专著，似乎也有某种暗示。如何操刀

　　事实上，虽然经历过一分为四，但保留下来的中国电信集团仍然堪称巨人：拥有全国80%的电信网络资源，并在固定线路电信业务、数据传输及互联网接口服务等方面占据支配地位。2000年中国电信收入高达1710亿元，占了国内市场份额一半以上。

　　如何对这个巨人再进行拆分手术，主管部门正积极运筹，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研讨。信息产业部的王立健说：“没有作出结论之前，大家都充分发表意见，这有利于决策。”据了解，具体拆分方案将由计委和国家体改办提出。

　　据透露，专家们形成的比较主流的拆分方案是“长市分离，数据剥离”。即将中国电信拆分成独立经营长途电话和市内电话的公司，并将电信的数据局剥离出来，与其他电信公司重组。经营市话的公司则可根据情况再划分成不同地域的独立公司。

　　这其实正接近于阚凯力提出的方案。阚自己也承认，他的方案得到了上层的重视。这点从阚的观点作为正方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也能体现。他认为只有如此，国内电信领域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才能形成。

　　但这种拆分方案让中国电信如芒在背。中国电信的一位负责人士忍不住表示不满：“有些专家想法很不负责任，可以说是逆潮流而动，不排除有迎合某些公司的想法。”

　　“某些公司”或许指的是中国网通。根据阚的观点，中国电信数据局所拥有的分组交换能力本来在国内实力最强，但它一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将它剥离出来，并组合进入网通，将会促进电信分组交换业务和IP电话的发展。网通新增这几百亿元的优质资产后，也能很快在海外上市。

　　由于在数据剥离上仍存在分歧，据了解，专家们在“长市分离”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也成了中国电信最可能的拆分方案。如果执行这一方案，让人不禁想起1984年美国对AT＆T的拆分。

　　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打破电信垄断，对电信巨头AT＆T实施拆分，保留了它的长途业务、制造子公司(现在的朗讯科技公司)及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市话业务被又一分为七，包括大西洋贝尔、西南贝尔和南方贝尔等。后来这种拆分被业界称为“美国模式”。

　　也有人提出质疑，即使将中国电信的市话业务按区域分成无数个小公司，但是每一区域内，它依然是处于垄断地位，并没有起到鼓励竞争的目的。当年AT＆T被拆分后也有这种后果。

　　此外，据香港媒体报道，信息产业部还曾计划按地域，将中国电信分成南北两大地区集团，各自独立经营电话及数据网络业务。但据记者了解，这种纯粹按地区拆分的方案并不为多数专家和相关决策部门看好。非拆不可？

　　在各种分拆方案讨论得如火如荼之际，相反的声音也随之出现：中国电信非拆不可吗？

　　曾屡列消费者投诉榜首、被视为垄断代表的中国电信，此时看起来像是沉默的羔羊。“拆不拆分，是政府的事。这属于国有资产重组，我们没有说话的权利。”一位电信的负责人私下表示。

　　不过他还是表示，对于即将面临的再度分拆，电信职工普遍感到比较悲观，“中国电信去年拆分后，刚从组织、人事上调整到位，今年本打算该从内部机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是没想到却又遇到分拆。”

　　在全球电信企业中，中国电信按营业额排名第15位。北京电信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张翎博士提出，拆分中国电信会很伤元气，入世以后同国外电信巨头们竞争将更加困难。“本身规模就小，又一拆再拆，根本无法再与他们竞争。”电信的一位人士悲观地表示。

　　张翎表示，即使电信要反垄断，其实从各国经验看，拆分也不是最好的方案。而应该考虑扶持其他的竞争对手，他表示其实可以采取“英国模式”。

　　根据拉丰的《电信竞争》，1984年以前，英国电信公司(BT)仍然完全垄断了所有的业务。为引入竞争，英国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BT并没有被分拆，而是引入新的进入者电信运营商Mercury。它从1986年开始与BT展开激烈竞争。1991年以后，又一些新的运营商取得了经营许可证。

　　这种观点几乎与周其仁不谋而合。这位著名电信专家表示，政府下命令拆分政府独家拥有的公司，固然是政府毋庸置疑的权力，但是行政性拆分的结果是否合适，最终还是要经受市场的检验。

　　他认为，中国电信在固线市场一家独大，即便进一步拆分也难以形成可操作的竞争，无论是横切还是竖切，电信独家垄断的难题仍不能得到解决，电信改革政策不能局限于在各种行政性分拆方案之间做选择。

　　周提出的方案是“广电与电信不对称双向进入”，即让电信市场对有线电视网络开放，广电也可以部分对电信开放。这样允许各大通讯运营商与广电联盟，电信市场大局将全盘激活。他表示，1996年后的美国、1999年的欧盟以及2000年后的中国香港地区，其实都已经这样做了。

　　周的方案实际上就是“英国模式”的中国版。当年英国在1991年有线电视公司获准经营电话业务，为了保护其与BT和Mercury竞争，不允许BT和Mercury经营有线电视，采取的正是“不对称双向进入”的策略。

　　作为反方在《人民日报》上亮相的韩德强也提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不要拆分中国电信，而应该让小公司联合起来，与电信竞争。但是这种观点支持率并不高。

　　也有人士提出，如果没有触及到垄断的根结———投资主体单一化，无论是行政性的分拆，还是市场性的重组，如果竞争各方仍然由国家充当惟一股东，真正意义上的电信竞争就难以形成。周其仁也表示，他这种方案的前提是政府不能充当所有网络和营运商的惟一老板。

　　目前，方案的抉择尚未明晰，如何操刀也关乎中国电信下一步发展大计，这也许是一个需要审慎的时刻。但无论如何，新一轮的电信业改革已箭在弦上，竞争格局也将由此而变。（本报驻京记者庞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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