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频频出现问题，引来有关组织提议建立手机召回制度。然而手机召回制不是“万能药”，有利亦有弊，如何平衡产业发展和消费权益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李强

　　据相关报道称，按我国有关规定，电子产品的标准故障率应低于3%，但是我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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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率已经达到10%—15%，有些甚至在50%以上。近日有关社会组织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建立“手机召回”制度，以解决最近频频出现的手机缺陷问题。

　　手机召回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消费者 利益，促使厂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创出品牌。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只有分清主次，权衡轻重，才能正确指导工作。评价一项制度，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上面去。从这一点上说，“手机召回“制度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也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其一，“手机召回”制度的一个巨大的弱点在于风险的集中化。而风险集中化本身是有违风险管理原则的，会给社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不仅如此，风险的集中化也相应地提高了产业的进入门槛。如此一来，限制了新的资本与新的技术力量的进入，大量的可投入深度竞争和技术研发的企业被挡在了门外。所谓的促进有效竞争的形成之说法就得大打折扣了。

　　其二，对于现有的手机生产者来说，“手机召回”制度也不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其中很大程度上在于手机的生产周期问题。从现在的市场趋势来看，新产品问世的周期越来越短，甚至到了某以企业一星期就推出一种新产品的地步。另一方面，新产品的问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缺陷，如果都要召回，往往令企业担心召回之后的产品还有没有再次上市的竞争实力。因此，且不用说在召回上面将耗费的人力物力，时间的浪费就足以让企业痛心了。

　　其三，对于消费者而言，并非就有百利而无一害了。原因有两点：其一，由于市场竞争最终受限，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值出更为高昂的价格；

　　其二，企业在产品的定价上会考虑召回将带来的或有成本，并让消费者至少分担一部分。不错，手机召回制度实现后，消费者会得到更好的质量保证，但是却要承担相应的成本。价格升高的直接后果就是需求的减少，而这种效应与质量改善带来的需求刺激孰大孰小则未可知。

　　最后，“手机召回”制度的导火索是售后服务问题，售后服务的改善更多的应该是靠市场竞争的力量，因为可以违反电子产品的标准故障率应低于3%的规定的企业并不能保证遵从新的制度规则。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下，如果某个企业存在服务方面的问题而不加改善，就会有被淘汰的可能。

　　也许，汽车召回制度可以借鉴，但是汽车市场与手机市场毕竟是不同的，并不可以相提并论。

　　首先，在产业组织结构上来看，汽车产业的进入困难程度远远大于手机产业的进入，并且新的企业进入并不合算。建立一条汽车生产线耗资巨大，往往令业外人士望而生畏。由于巨大的初始建设费用，新的厂商进入的社会成本并不低，而维持其自然垄断状态反而更有利。因此，汽车产业中的召回制度也就不会带来降低市场竞争的问题，但手机市场却相反。

　　其次，从消费结构和风险结构上来看，汽车市场上的相关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是远远大于手机市场的。

　　从消费结构来看，手机是日常通信用品，其消费层次远远低于汽车。而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告诉我们，消费越是高端，对风险的忌讳程度也就越大。

　　因此，即使是同等程度的风险，给汽车消费者带来的损失也会大于给手机市场的情形。更何况，汽车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关系到生命的安危，而手机至少还不至于发生如此重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手机召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各个方面的发展，又具有负作用。如何权衡利弊，拿出既有利于消费者，又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方案，还需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