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志刚

　　十年颠簸至今。王建宙把新的10年定义为中国联通的“赶超领先时代”。

　　引擎仍旧是差异化。王建宙说，CDMA 1X网络的全面搭建，恰恰为这种差异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平台。后者所制造的新业务拉动，特别是数据业务拉动，将为中国联通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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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无尽的想象空间。

　　不过，暂时还仅仅是一个机会。如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业务优势和实际效益，将成为王建宙以及联通上下不得不去好好参省的功课。

　　比如，BREW业务和U-JAVA业务如何最佳组合、抉择平衡？针对哪些目标用户，奉献什么样的杀手级应用？甚至，GSM语音用户发展与CDMA 1X新兴业务的资源投入如何分配、何时平衡和倾斜，都是绝对不可回避的课题(前者是目前主要产出来源，而后者则被命名为下一个主要增长点)。

　　除此之外，在业务规模快速成长过程中，落下的企业管理、资本结构优化等功课，也有待在逐渐步入稳定状态的路途中，一一补齐。来路漫漫如前。

　　而这还只是一方面。不得不虑及的问题是，世易时移，中国联通面临的竞争环境同样也已面目全非，新的应变决策的制定显得尤为关键。

　　鉴及前事，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包括全业务经营和非对称管制)在中国联通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偏好并没有给后者带来全面繁荣。

　　一方面，除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移动和IP业务之外，由于受到互联互通、地方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联通在其他领域基本上建树不大；另一方面，随着移动通信资费竞争的激化，以及移动IP、小灵通等新兴业务的进入，也让非对称管制措施的效能步步弱化，近于失效。诸般条件制约下，这个名义上的全业务运营商基本上处于一种严重跛足的扭曲发展状态。

　　从整体进程上判断，联通的十年生长确实让移动通信市场竞争成为了一种可能。不过，也仅此而已。中国移动仍旧在移动通信领域掌握着绝对的竞争资源和优势，中国电信也在固定通信领域绝对垄断。以中国联通当下实力论，根本就没有与他们构成所谓的“寡头竞争”

　　因此，在新竞争格局已初步搭建的情况下，非对称管制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有效竞争体制的建立尚受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及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等因素的约束。

　　这一点，于中国联通如此，于中国铁通、卫通也同样成立。

　　以互联互通为例。在此问题的困扰下，新进运营商一直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互连互通的核心症结就在于网络资源配置的天然不公，由此导致后来者必然产生对主导运营商的依靠，而要命的是，他们同时还是竞争者。矛盾自然滋生，而所谓的结算费用问题，仅仅是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而已。当然，监管者身份的定位与执行力度，也是导致互联互通郁结难解的主要因素。

　　统而言之的话，就是一个政策环境问题。又回到了非对称管制必要性的话题上。

　　而这当然不是一个短期可解的简单命题。与等待政府扶持相比，对于市场中央的舞者而言，针对变幻的环境及时制定和执行对应决策会显得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中国联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如何在现有非对称管制失效的情况下，选择适合时宜的竞争手段？如何在全业务资格前提下，调整当下的业务结构，提高差异化的市场吸引力？特别是，在下一步固网运营商获得全业务牌照后，中国联通该如何快速调整，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