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为联通打开局面，将联通推向国际舞台第一人

　　赵维臣：变通才能更好地让联通发展

　　搞了多半辈子经济的赵维臣，在即将离开原国家经贸委岗位时，又被国家领导安排到了另一个新的岗位----还在酝酿当中的中国联通，出任她的第一任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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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联通成立的使命就是如此，然而赵维臣担负的使命和即将前行的道路却比这八个字的含义要重得多、远得多，因为他给自己和联通定下了“成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主体之一”的目标。

　　自国务院178号文件下发后，以赵维臣为组长的联通五人筹备领导小组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在筹备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建立联通首先最起码的要有频率资源。而那时国家在较为先进的900兆频段有10兆频率资源，在邹家华副总理的办公室里，赵维臣向总理阐述了频率对一个一无所有的联通的重要性，并坚持要10兆频率，而当时还是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也当仁不让。最后邹家华副总理作出“给联通900兆频段的6兆，和800兆频段的4兆频率”的决定。就这样联通拿来了来之不易的6兆频段，开始发展移动通信，赵维臣说：“联通刚一开始就打了一场大胜仗。”

　　有了频率，对于一个联通来说如同鱼儿得到水，但仅有水还不够，联通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缺乏人才，赵维臣说：“我不怕没钱，就怕没人才。”于是联通一边开始大范围的招人，一边扩大股东力量，到成立之日共筹得股本金13.4亿。

　　但这13.4亿对于一个还没有自己的网，并极需要在电信市场上打开局面的联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尽快筹到建设资金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当时联通缺乏起码的资质和业绩，不能通过银行贷款，联通只能变通、只能走“曲线”，到国际市场上获得充足的资金。

　　于是，赵维臣亲自率代表团到北美、西欧各国进行访问，大力宣传中国联通成立及对中国电信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并对投资联通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认可，愿意与联通进行长期合作。

　　通过一次次地出访，赵维臣逐渐摸索出经典的“中中外”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违反国家的政策，也没有给国家带来外债。相反的，正是这种融资模式使联通在前5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特别是在建设GSM网时，起到了最为关键性的资金支持。

　　在成立第一年内，中国联通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四大城市相继建成了GSM网络，在联通成立一周年的庆典大会上，邹家华副总理用联通的GSM网打通了我国第一个由北京到广州的长途数字移动电话，创造了“联通速度”。

　　联通在建设之初，之所以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和赵维臣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担纲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时，赵维臣就以“办事果断、有勇有谋”闻名，来到联通，他即要求公司筹建时，指挥必须集中、统一，并在日后实施一系列的大胆发展措施时，经常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

　　“其实我这个董事长真正在联通办公室里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面为联通做宣传、交朋友，为联通创造一个生存氛围。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变通，才能让联通更好的发展。” 赵维臣说，“你可以当一个好部长，但你未必当成一个好的董事长，我觉得自己还不是太合格，联通所取得的成绩是因为邹家华、吴邦国等领导对联通的重视和支持，是因为李慧芬、曹贵兴等大批同志的共同努力。”

　　转眼，联通已走过了10年春秋，赵维臣感慨地说：“联通这10年是难忘的10年、风雨的10年、奋斗的10年、跨越的10年。现在的联通真正的做大了、做强了。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良性竞争，给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

　　简历

　　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

　　1946年参加工作后曾先后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并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94年，担任中国联通首任董事长。

　　1993年至2003年，曾两届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中国联通名誉董事长、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