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华为在拓展国际市场的路上继续前行。在官司缠身的2003年，华为的海外销售业绩大举突进至10亿美元。业界皆传：思科华为之争就像一出为华为量身定做的活广告，最不商业的手段导演了一幕最商业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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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华为真正开始高歌猛进，“许多之前不认识华为的运营商都开始和华为谈。”华为海外市场部透露的信息认为，华为年内最大的收获还在于突破了欧美主流运营商的防线，成为可以与朗讯、北电等世界级企业同台竞逐并可以显出胜数的电信设备商。今年初，海外行业权威咨询公司Gartner公布了一项通讯设备商在2003年战绩排名，华为成为很刺眼的亮点：宽带市场华为紧随阿尔卡特排名第二；光网络在朗讯之后排名二；交换机排名第一。其中交换机去年新增市场1000万线，华为占据了35%的份额。

　　“我们应在该出击时出击，一切优秀的儿女，都要英勇奋斗，决不屈服去争取胜利。”2001年，任正非曾用这样激昂的话语激励出征海外市场的员工，商场如战场，这是一条不变的法则。但是那一年，华为还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海外市场的公关：把能请到的海外运营商请到中国出访，不惜重金地让对方了解“这是中国”，“这是中国的华为”。

　　“思科事件”以后，这种费力的解释变得容易和简单，业界的共识迅速助推着华为的名声——以知识产权的名义挑起的官司实为一场利益的博弈，而华为产品成本与品质的优异才是触犯思科的事件本质。显然，“让思科畏惧的华为”比“中国的华为”更具备商业的进攻性。

　　被放大的商业利益

　　这是一次超级豪华的“商业秀”。

　　本来，思科最担心的是由官司引发的国家干预。但实际的结果是，中国政府还没来得及做出丝毫表示，这场各界瞩目的思科与华为之争就已偃旗息鼓。

　　“庭外和解”的背后是一个看似给足美国人面子的决断：美国德州地区的Marshall联邦法院发布一个初步的禁止令，判决华为停止使用思科提出的有争议的一些路由器软件源代码，包括操作界面以及线上的帮助支持文件。作为一种姿态，华为将美国原地区部改为了代表处，相关的路由器销售也随之退出美国市场。

　　但是随后，华为与美国3COM公司合资公司宣布成立，事情又回到的原点——华为路由器将获得另外一种路径再次登场，正如华为人所说，如果再次对簿公堂，将不再简单为美国人与中国人战争，而是“美国人自己的纠纷”了。

　　在那段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力挺华为，并且声援之声最盛的已经不再是想象中的中国官方层面，而是一位金发眼碧眼的美国人——3CO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ruceClaflin。

　　3COM似乎有意为自己的新盟友作一次商业信誉的豪赌，BRUCE向美国法庭出具证言称，3COM作为一家有着25年历史、及940个美国在册专利和950个正在申报专利的专业网络设备商，将把自己的声誉押在3COM与华为的新合资公司身上，以此表明自己对华为的信任。BRUCE称他花了多个月时间与华为工程师相处，基于对华为工程师能力的了解和信任，“我确信公司的产品将是独特的、令人叹服的，产品将会尊重所有公司的知识产权。”

　　再没有比3COM的出现更能戏剧性地化解此间膨胀的民族情绪了——不过是一场商业竞逐，一切都将回归“纯商业”的规则。

　　实际上，没有忠实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尽管3COM的对华为的声援让思科措手不及，但也并非难以理喻。思科的崛起迅速抢占了其他美国同伴的市场，强大的思科让3COM在企业网络产品领域感觉到了自己的日渐式微，它必须借助或者联合一种外力来复兴自己已衰落的市场份额；而华为在低端路由器的崛起也同样让已经占据全球网络产品市场80%的思科不安，这种不安唤起了当年思科快速抢占市场时，朗讯以“侵权”名义狙击思科时的记忆，华为正如当年的思科。

　　思科选择了此时与华为走到了一起。3COM总裁BRUCE高声挑衅着他的美国同伴：如果思科要求的法庭禁止华为产品在美国销售，那么这项指令将会严重损害3COM与华为的合资公司以及3COM的利益，“它将针对的是所有的产品，而不管这些产品是否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一场中美两家企业的纠纷戏剧性延伸为行业同仁的较量。而思科此前深为忧虑的国家干预却始终没有出现，据说，思科在挑起事端之前已经作足了中国政府的工作，并且，在面对中国媒体的公关宣言中，思科别有用意地宣布，因与华为几经商讨未果，进而已汇报到中国信息产业部和外经贸部等部门，“中国政府认为理应尊重知识产权”。

　　被模糊的国家立场

　　在商业竞赛中，国家与民族的划分变为越来越模糊和有意被忽略的立场。有人说，“依赖中国政府支持崛起”是对华为最大的误读，除了一贯国际化的主张，华为从来都不屑于为此辩解。

　　但是翻遍华为文集，这样的字眼耐人寻味；“破除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国际化，破除了狭隘的华为自豪感就是职业化，破除了狭隘的品牌意识就是成熟化。”

　　“华为从来都不是一个靠政府扶持起家的公司。”华为人士说，如果“政策扶持”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华为这几年所受中国电信政策之困——错失的小灵通，迟迟不上的3G，以及早先被中国电信政策无故封杀的CDMA450，都将反过来对此形成极大讽刺。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华为的冬天》盛行的2001和2002年，正是中国畸形电信政策下产物：“小灵通”大张旗鼓之时，彼时的UT斯达康、中兴通讯快意地享受着政策的阳光，实现了业绩的突飞猛涨，而与小灵通失之交臂成了华为当时最大的遗憾。相形之下，此间豪赌3G的华为在这几年中“做得很苦”，其业绩几年来苦守着交换、传输及接入等传统业务，甚至出人意表地将自己在传统领域的份额做到极致：华为去年在国内传输、交换、接入三大业务上的市场比例已经分别上升为60%、40%和70%。

　　政策支持是一个不能以身相许的赌博。思科一案之时，原信息产业部标准处处长黄尚贤指出，正是政策的空档让思科这样的跨国寡头长驱直入，此案实际暴露了国际通信标准及中国通信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国家标准缺席”的致命问题——在没有国家标准时，早先进入中国的厂商产品标准将成为事实的标准，如果过分依赖厂商的私有标准，那么统一的规范标准就难以建立，其它厂商由此就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垄断局面也无从破解。

　　更有意味的是，华为擅长的、被中国电信政策长期封杀的CDMA450近日得到一个“解禁”的信号，而它的契机不是华为的努力，亦非电信政策的自醒，而是外在的压力——美国人。大概一个月前的中美贸易谈判，CDMA450解禁的议题被摆上了桌面，它的直接推动者是有可能从该项技术中受惠的美国高通和朗讯两家公司。

　　国家立场变得模糊，商业的立场越来越清晰。

　　思科华为案当中的一个插曲尤能说明商业利益的引诱：就在思科一案美国开审当日，美国远富盛名的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别有意味地宣布，他已将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华为公司列入了公司客户名单。爱德曼总裁Harry Pforzheimer称，能得到与像华为这样影响通讯领域战略的公司合作，“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认为，华为是目前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通讯设备商，而爱德曼的全球梦想就是在未来更长时间里，为华为的“全球扩张战略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市场成长中”提供支持和服务。爱德曼已有50年历史，在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亚太地区有40家分公司和办事处。

　　其实，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全球化让更多的跨国界的商业个体缔结盟友，华为一位副总裁就此事说，爱德曼是一家有足够实力协助华为拓展全球战略的公关公司，“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完美的伙伴与我们一起推进全球市场，爱德曼就是答案。”

　　这是一个有趣的注解，从3COM到爱德曼，甚至更多的伙伴， 华为将为自己的全球化竞争加入更多的商业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