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往CDMA的渡口上，只有高通这艘船的时候，你能不上吗？上了高通的船，只有咬着牙任由高通所为。而高通还想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默默的耕耘者”的角色。

　　高通一向低调。但是这次，这家在通信产业链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高科技公司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的中国公司董事长汪静站出来对媒体说：我们没有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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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静的话显然是针对业内流传的“高通三重剥削”而言，《IT时代周刊》也曾在今年3月撰文指出，经过高通“三重剥削”后，过高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已成为中国CDMA发展的桎梏。

　　“三重剥削”的说法，来自对高通在中国发展最熟悉的人——高通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雷鸣2000年开始主持高通中国区的工作，2001年成功地在中国引进了CDMA技术，就在这一年，雷鸣离开了高通。

　　雷鸣是“看着高通成长起来的”，对高通内幕自然比谁都清楚：“厂商要取得CDMA手机开发授权，要交授权费；生产CDMA手机时，需用高出GSM芯片30%的价格，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要升级支持芯片的软件，厂商每次必须支付几十万美元的授权费。”

　　但高通显然并不因此就承认自己是剥削者，相反，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推动中国CDMA发展的有力的默默的耕耘者”。

　　知识产权收费一般有“入门费”和“技术提成费”的方式，而这个所谓的“默默的耕耘者”表示，“我们采用的‘入门费’加‘技术提成费’的方式是合理和公平的，这种方式已经得到全世界3G厂商的接受。”

　　高通同时很委屈地透露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收费情况：“知识产权费在高通公司2003财政年度总收入中，占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仅有十亿多美元。”

　　“仅有十亿多美元”！高通做出一付理直气壮的样子。但它恰恰证实了一个说法：在高通公司的规定下，全世界不管是生产CDMA系统设备的企业还是生产手机的厂商，都要交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入门费”，才能进入这一行业。

　　韩国一直被拿来做高通CDMA市场的成功样板，但是韩国企业却再也无法忍耐，听听他们的满腹怨气——“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润都给高通拿走了。”

　　高通靠核心技术专利大赚特赚，没有人会嫉妒，也没有人会天真地指望高通发善心，但是高通显然“心太黑了”。

　　有人嘲笑说，高通的律师比工程师多，打专利官司比搞开发重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在高通的运作下，变成了CDMA推广的最大桎梏，已是不争之实。

　　这最终也必然影响到高通自己。

　　理论上，高通显然也知道这点。汪静说，高通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中国CDMA运营商、厂家的成功。但事实是，如今垄断带给高通巨额效益，在没有遭受到巨大压力之前，高通紧紧抓住垄断利益，不肯作任何让步。

　　而尤为可笑的是，为了否认剥削，高通继而否认自己垄断。

　　“只要别的公司愿意投资，我们也会按协议授权他们生产和销售CDMA芯片。高通公司在全球已经授权了10家厂商生产CDMA芯片。”所以，“不能因为高通占有较大的CDMA和3G芯片市场份额，就咬定其是垄断和剥削”，高通显然在低估人们的智商。如果一家占到CDMA芯片市场份额90%的企业，还不算是垄断，那只能说高通的逻辑实在与人不同。

　　其实，高通也有些心虚，所以他们强调说：“那些厂商，他们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技术许可厂商有任何关于‘剥削’的抱怨”。

　　是的，他们是自愿的。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的是，在国内，手机生产企业若想进入CDMA市场，需要一个个地去和高通谈判。最后谈判形成的结果，都是保密的，高通在和生产企业签订许可合同时，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

　　当通往CDMA的渡口上，只有高通这艘船的时候，你能不上吗？上了高通的船，只有咬着牙任由高通所为。而高通还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默默的耕耘者”。

　　由于签订了严密的保密协定，厂商即使有苦也说不出。他们忍受着“默默的剥削”，负重前行，所以走得慢，走得千辛万苦。在CDMA的漫漫路途中，他们不愿错过发展机遇，同样不愿如此受人掣肘，所以他们还得左顾右盼，期待着高通对手的出现。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高通是先入者，并且这个先入者不愿跟你携手双赢，它一意孤行，只想从各国市场中刮回厚厚的油水。

　　这一切迟早会发生变化，不过现实仍如此叫人心酸：因为不想再生活在高通的阴影之下，韩国曾发生了7家移动电话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高通芯片的事件。但如今他们依然在苦恼的，还是如何摆脱高通的禁锢。

　　说到底，是我们没有选择。

　　说到底，这个“默默的剥削者”，在每一个可以实现剥削的环节，毫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