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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市场监管玄机:铁通电缆屡屡被砍的幕后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0日 11:42 IT时代周刊

  《IT时代周刊》记者/许 敏(广州、海南报道)

  今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许多严重破坏通讯设备的案件,而蹊跷的是,破坏的绝大部分是铁通的设备。铁通的电缆断了,电杆倒了,人被打了,连普通的分线盒都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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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铁通成了众矢之的?《IT时代周刊》在调查时,某主管部门负责人说:(破坏电缆)是“好人”做的,不是坏人做的。

  人们不禁要问,铁通动了谁的奶酪?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隐藏了中国电信市场怎样的玄机?

  “铁通”动了谁的奶酪

  2004年5月2日人们正沉浸在“五一”长假的幸福中,然而,铁通新疆分公司乌苏营业部的员工却无法享受这份心情。2日清晨,乌苏营业部辖内的通信电缆被挖出4.5米,三根电缆线被同时锯断,致使460多户用户通信中断。这是半个月来的第二次……

  4月29日上午,铁通上海分公司所属的包括终端电缆在内的400根通信电缆全部被毁,毁坏的地方是被人用利器所致,作案手段很专业。

  自2004年3月以来,奇怪的破坏事件连续不断。3月1日,铁通兰州分公司在某住宅小区刚刚架好的电缆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人剪断200多米。

  3月23日,位于海南澄迈县城环城西路铁通海南分公司有3口井的通信电、光缆被人割断,造成当地约1300余铁通固定电话用户中断,铁通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达到约20万元。时隔几日,有用户向海南铁通公司反映,澄迈中学新楼的铁通线缆被人割断。当天下午,澄迈金苑小区中,多处铁通电缆分线盒不翼而飞。

  3月23日,重庆铁通在当地巴南区土桥的电缆遭到竞争对手的破坏,铁通公司的两名施工人员在制止破坏时被重殴致伤。

  3月31日和4月3日,铁通在甘肃省永登县大路村、十里铺村刚刚架好的43根电杆被人连夜拔掉,钢绞线被破坏,电杆被抛入路边的水渠中。

  4月7日,中国铁通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位于呼市回民果园西巷北口东侧正在施工中的通信电缆被抢。据称,这已是今年以来该公司的第三起电缆被恶意破坏事件。

  4月14日,铁通福州分公司的一个程控交接箱里的通信电缆芯线被人恶意破坏,造成这一带400多户居民的电话、宽带网络等被迫中断,经济损失15万元。

  是诸多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2003年的最后一天,一纸“关于将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移交国资委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到铁通公司,自2004年1月20日起,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铁通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资委管理。铁通公司原有股权全部划转国资委。铁通公司将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通),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独立运作。

  2004年3月,脱离铁道部的铁通公司挂牌,并同时启用新企业标识。

  铁通公司此次移交如同“凤凰涅槃”一般,使其获得重生,而这种新生则是在国家强大政策扶持的基础上进行的。据记者了解,这次移交工作,国务院有关部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定,主要有:中国铁通作为一级预算单位,在财政部预算单列;所需国家统一配置的资源和生产经营条件,在国家相应计划中实行单列;继续享有国家已经给予的优惠政策,这种优惠则主要体现在税收以及价格上,铁通原来所享有的在价格上比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下调10%的优惠政策不会改变;铁道部将免除铁通23.88亿元组建初期随资产划转的债务;公司自成立以来所使用的铁道部统贷外资贷款(主要指向世界银行和瑞士银行统贷的网络建设费用)由铁道部统一归还;铁路新线建设和既有线路扩能改造中铁路专网通信配套部分的建设资金,由铁道部统一筹集,建成后通信项目净资产以国家资本金注入的方式移交中国铁通,等等。这些都为中国铁通今后经营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随后,铁通开始大刀阔斧地树立新形象:先是灵活应用信息产业部给的“特权”,通信收费按照标准收费的90%计算,在价格敏感的通信市场取得开门红;然后是抢先推出新业务,高调启动了“一号通”业务——即用户通过申请并开通一个特服号,可将自己的固定电话、小灵通、手机设为接听电话并依次接听。

  从资费上看,面对整天盯着电信收费标准,希望一降再降的用户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从时间上看,铁通在“一号通”业务上跑在了其他通信运营商的前面。铁通,不再把自己困守在铁路线上,转而开始在社会电信市场寻求突破。

  此时,铁通的电缆断了,电杆倒了,人被打了,连普通的分线盒都失踪了……

  为什么众多的电缆中,惟独铁通的被割?工具仿佛长了眼睛,事情就是这样蹊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铁通?

  内因:铁通新政的代价

  不难发现,针对铁通的破坏行为在2003年开始增多。

  2003年对中国铁通而言,是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铁通在体制、人事及业务模式上做了诸多的尝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一则人事变动:2003年6月21日,铁通进行了自成立后的第二次“换帅”——由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接替蔡庆华出任铁通新的董事长。

  在众人眼中,蔡庆华在铁道部主管基础建设,不直接过问铁通的业务,他的离去不会影响铁通的运作。

  王兆成是一个颇具改革意识,一直希望铁通能脱离铁道部独立运作的学历高、眼光长远、工作务实的改革创新之人。

  王兆成现年53岁,研究生学历。曾任上海铁路局局长。1997至1998年间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董事长。1998年调回上海铁路局,之后进入铁道部担任铁道部总经济师,铁道部副部长。

  此人上任,让行业间出现众多猜测。据称:摆脱原有铁道部的束缚,扩展铁通的行业效益,是这次换帅的主要原因。

  成立之初,铁通在名义上虽然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但却是铁道部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股东共16家,其中铁道部占有51%的股份,另外持股49%的15个股东则为各铁路分局。从当时的体制上来看,铁通实际上依旧是一家政企纠缠不清,并由铁道部“说了算”的企业。铁通的弊端从那时起就没有解决。

  铁通总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在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坦陈铁通三大“痼疾”:

  首先,表现在旧有体制和思想的束缚上。铁道系统内部50年老国企的作风,在铁通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新生的铁通如何以崭新的机制和形象走上市场大舞台是铁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铁通后续生死存亡的关键。

  其次,融资渠道缺乏多样性,资金实力较弱。“独立”后的铁通在政策的扶持下,免除了巨额的债务,原有银行统贷、外资贷款交由铁道部归还。铁通公司一位管理人士透露,划归国资委,铁道部免除了铁通23.88亿元组建初期随资产划转的债务,除此之外由铁道部向世界银行及瑞士银行统贷的网络建设贷款也将由铁道部统一归还。

  相比其他几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分别在香港、内地、纽约上市募股,增发配股,发行企业债,即使去年11月才组建完毕的中国网通,也在做年内上市的冲刺准备,不出意外这个时间会在今年10月份。铁通迄今尚未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融资困难直接影响了投资力度,进而影响铁通在电信市场的发展。即使成立之初,获得国家开发银行100亿元的授信额度,实际到位的只有70亿,而成立后的头两年,铁通每年扩建网络、发展业务的费用都超过100亿元。赶上大肆发展的时机,预计今年投入更多,超过140亿元人民币。

  第三,市场份额与品牌建立的弱势。在电信行业中,占有了市场分额才具有同其他对手“过招”的资格。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数据,2003年各基础电信企业的业务市场比重如下:中国电信30.7%,中国网通16.2%,中国移动37%,中国联通14.5%,而铁通即使联合了卫通也才仅占1.6%。在三年的发展中,铁通也曾希望通过和一些拥有接入网优势的企业(如广电系统)进行合作来弥补自身网络的不足,但最终由于双方观念上的差异而使完美的设想无法实现。

  具体的数字显示,中国电信虽然经历过两次分拆,依然保持全国长途传输电信网70%的资产,固定资产超过4000亿元以及注册资本1580亿元人民币。另一固话运营商中国网通也拥有22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

  这种状态与当初为了改变中国电信对通信市场垄断现状的初衷简直大相径庭。接着铁通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政策变动。

  新领导班子上台,果然不负众望。在体制、人事及业务模式上做了诸多的尝试。业务拓展也有很大的突破。这一年,铁通全年完成的主营收入是70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40%;新增本地电话用户在2002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互联网宽带用户净增26.18万户,完成全年计划指标的206%。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公司的社会电信市场收入首次超过了铁路运输清算收入,实现了市场发展的新突破。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铁通已建立了三级管理、四级营销的市场营销运作体系,建立健全了调度指挥、技术支持、网络管理、计费管理等管理系统,建立健全了全国统一的客服体系、管理制度、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拥有了一支覆盖全国的专业化营销服务队伍,探索和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营销服务经验。

  2003年12月,原郑州铁路局局长赵吉斌调到铁通公司,接王兆成兼任的党委书记一职。铁通集团现任总经理乔金洲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时曾经是赵吉斌的老部下,两人在郑州工作时配合甚为默契。业界普遍认为,“赵乔配”再现,是铁通一大利好。

  至2003年底,公司总资产达350亿元。公司在全国设有31个省级分公司,316个地市级分公司,5个控股子公司及1个独立事业部。公司拥有一张较大规模、覆盖全国的固定通信网络,现已开展固定网本地电话、国内国际长途电话、IP电话、数据传送、互联网、视讯业务等除公众移动业务以外的各项基础和增值电信业务。

  变革后日益壮大的铁通引起了众多竞争对手的关注与“照顾”。

  事实上,铁通一直在电信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生计异常艰辛。作为电信之后第二家固话运营商,铁通自成立以来便承担着打破电信垄断地位的使命。但受网络覆盖和接入网的限制,铁通在公众业务上进展并不理想,主要收入来自为铁路服务。中国电信初装费取消又让铁通的资费优势大为削弱。由于发展前景不明朗,铁通海外融资一直是一个梦想。

  回想2001年3月1日,铁通公司以电信运营商的身份进入电信市场之时,就贸然扔出一句“誓夺中国电信市场25%份额”的豪言壮语。

  中国铁通2002年完成业务收入57.3亿元,其中通信主业完成收入50.7亿元,比2001年增长35.5%,超过电信行业平均水平近一倍。新增固定电话用户209.36万户,累计用户达到342.83万户,这些数据对于刚刚进入电信市场的铁通来说都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不过在2002年,铁通开始转移战场,用户规模的扩大部分主要来源于农村市场,然而受经济条件制约,在短期内,农村市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尤其是边缘地区的高额建设成本给铁通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此,铁通给自己争取了两大“优势”:一个是业务的创新,一个是收费的优惠。然而,也就是这些优势,彻底点燃了竞争的炸药!一位铁通工作人员说得好:“你是新来的,又有国家承认的低于普通收费标准的优势,别人怎么可能不眼红,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用户抢走呢?”

  在今年2月16日召开的“2004年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会议”上,中国铁通总经理乔金洲提出了中国铁通今年的发展目标: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比2003年增加逾四成;固定电话用户超过1000万户。这是铁通公司移交国资委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也是中国铁通今年首次“摆明车马”向其他通信巨头挑战。

  市场是残酷的,当众多竞争对手同场竞技时,第一个遭遇毒手的不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就是最出位的一个。而这两者铁通兼而有之。

  于是,有占据网络资源优势在互联互通上捣鬼的,有凭借庞大体系大打价格战的,也有依靠自身多年建立起的品牌优势上门直接抢客户的,更有甚者,直接破坏线路。

  年轻的铁通交了成长的学费,新政带来的不全是喜悦,还有一连串的苦果。

  外因:无奈的大环境

  一般而言,传统运营商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引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各国在传统运营商发展的引入期均采用了垄断体制,因为它适应了电信业发展阶段的特点,在电信垄断时期,各国的电信网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网络和用户基础。

  我国亦不例外。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带动中国通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中国通信市场的长期垄断。

  1994年开始,技术进步、需求变化以及电信垄断体制自身的弱点,最终促使电信业开始了从垄断到竞争的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打破了市场垄断,重新安排了中国通信市场的竞争格局。进入2004年,随着卫通、铁通的改组成功,六大运营商共存的“通信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局面基本形成。

  不可否认电信业这些年来取得了高速的发展,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使广大用户得到了实惠,同时也为中国通信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然而,我国仅用短短5年的时间操作中国电信业政企分开、破除垄断、引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发达国家的这一过程一般经过了十几年沉淀与积累。快速操作下,到底有多少死角与遗留问题呢?

  首先,面临的是固话市场与移动市场的争夺。

  放眼全国,以中国电信为代表的我国传统运营商的发展也步入了一个尴尬的阶段,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在移动全面超越的发展趋势下,传统固网运营商没有其它选择,只有积极应对,在逆境中寻求突破。

  据信息产业部统计,近年来,移动市场无论是在用户发展还是运营商的业务收入上,都大大超过固定电话市场。相反,固定电话市场由于自身业务的限制和移动业务的分流而缺乏活力。尽管其正在不断拓展新领域,但是新兴的数据业务的收入杯水车薪,不足以弥补异质竞争造成的损失,并且它正面临一个怪圈:带宽增长快于业务量增长,业务量增长快于成本增长,而成本增长又快于收入增长速率。并且,经过多年发展,电信市场已进入供需同步增长时期,许多业务也已进入相对“饱和”期,所以电信运营商基本上是在存量市场拼抢。价格战竞争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出来,不仅极易引发恶性竞争事件,导致竞争无序,而且也抑制市场需求。

  快速的变革、新技术的冲击,我国电信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动荡,而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固网运营商总是被屏蔽于移动市场之外。由于缺乏前瞻性考虑,运营商为了达到预期的指标,在业务不断被移动所分流和替代的情况之下,只好在抢夺竞争对手用户上下苦功夫。

  其次,面对业务的快速发展,暴露的是市场监管的软弱和不知所措。关注中国电信发展恶性竞争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年四川德阳事件,河南郑州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监管乏力。

  2004年3月1日,铁通兰州分公司在兰钢小区刚刚架好的电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剪断200多米,然而铁通报案后公安部门却以“非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

  面临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破坏行为与日益高超的破坏手法,法制与规章的漏洞越来越明显,国家不得不大力改进与革新,新的《电信法》也即将出台。中国通信行业真的需要一柄重剑,砍下恶性竞争的触手,震一震运营商被利益蒙蔽的良知和心志!

  最后,电信竞争乱象丛生的根源还是人们思想意识因循守旧,跟不上国际潮流。有业内人士提出,仅仅希望几个法律法规出台,或是一些政策出台,就能完全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健康、良性的市场环境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力度,也需要运营商端正思想,也需要市场格局的改变。有法可依固然好,可现在的问题,有许多是法规无从下手造成的。例如结算上主导运营商处于不利地位,主导运营商不愿互联互通等问题。

  用海南通信管理局市场部陈副处长的话来说,“那是人们的观念问题。美国也出现过互联互通等问题,例如引起关注的MCI、AT&&T,可很快就得到解决了,而在中国……”陈副处长一顿,“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在近年来的信息产业工作报告中,各地都将思想观念的变革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旧有管理模式对我国电信企业的惯性影响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目前我国电信企业运行机制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方面。让人头痛的互联互通阻碍问题、资费混乱以及通信设施的破坏等利益冲突问题,可以说都有着计划经济的影子。

  前有移动业务的阻击,后有同业竞争对手的挤压,行业监管的软弱无力,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面对新事物的不知所措,一个新兴的运营商,如何躲得过既得利益者的钳制?

  何况,面对竞争利益的恒久动力,如何界定合理?

  中国铁通海南分公司总经理郑一凡说:“恶性竞争在某些时候看来,就是一种企业管理的压力在作怪,是一种心态作用下的结果。大家都想守住自己的利益,公司上层又在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业务绝对上升。不得已的相互争夺,大家心知肚明!”

  恶性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本是电信企业即运营商之间利益冲突升级的产物。国务院体改办研究员史炜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只能无奈地表示:“现在运营商的资源不是属于企业的,而是国家的资源配置给企业,当国家的资源变成企业资源时,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本身也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资源是国家的,企业之间互联互通是非常必要的,国家要求企业互联互通是对的,对企业来说,互联互通如果牺牲了企业的利益的话,企业对互联互通是要抵触的。所以如果国家资源没有一个产权界定的话,互联互通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电信行业竞争机制进入了让所有运营商惴惴不安的恐慌时期,一方面要死守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要去抢占别人的地盘。如此心态下,破坏规则的事件屡见不鲜。

  陕西某通信运营商的领导在其公司内部的讲话稿上曾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对竞争对手开展业务比较集中的区域集中资源进行局部价格战,使其‘后院起火’,遏制其发展势头,将其逐步赶到发展无效益的地区,同时做好用户的工作,在竞争对手退出后恢复以往的资费。”

  这极具煽动性的一段话中,将会把多少恶性竞争的手段包含在内?在面对各自的经营利益可能受损时,有多少人是头脑保持冷静的呢?为了在竞争下求生存,又有多少设备被破坏?

  互联互通问题一直是人们抱怨最多的领域,因此,我国信息产业部在去年特别强调“互联互通是高压线,谁都不许碰!”可就是这样的言辞下,依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记者在海南采访了解到,海南电信分公司去年9月在互联互通问题上就被罚了30万元,但问题依然存在。

  也有规定指出:偷盗破坏通信电缆触犯了《刑法》第124条第1款——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共用电信设施罪,偷盗、破坏者要被判3~7年有期徒刑。可每年发生的通信设施破坏事件大大小小成千上百起,破获的寥寥无几,更多的则是杳无音信!

  在记者采访的海南澄迈事件中,中国铁通海南分公司虽然是受害一方,却也无奈地表示:“通信行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各个运营商进入市场时间不一,无论市场占有率、人们的认知度还是企业势力,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有不平衡性,所谓的竞争也就无法真正平等,混乱的局面必然导致混乱的竞争状态。”

  铁通的遭遇,既是自身的惨痛却也是我国整个通信产业的悲哀。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市场处副处长陈兴无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语气充满无奈,“不论从互联互通还是资费上,现在全国都是混乱局面,无非是程度不同罢了。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和人们的观念、竞争能力以及消费者的态度有很大的联系。恶性竞争,决不是简单的喊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牵扯面太广。”在陈副处长认为,恶性竞争的出现多多少少也是通信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吧。

  监管和法治:

  市场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痛定思痛,我们又该如何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没有一部正式颁布的《电信法》,过去颁布的行政法规,显然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制定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符合国际惯例的新游戏规则已迫在眉睫,使国内电信市场逐步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使电信改革有法可依。

  同时,也需要每个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通过良好的服务与新型的业务固守原有领域,开辟新的市场,如此以来,方能摒弃低级的原始竞争手段。健康的市场竞争需要的是规则和公平,而这份公平是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方面的努力来维持的。

  郑一凡给恶性竞争总结出三大原因,除去上述的企业压力及心态、运营商之间的不平衡性外,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监管的不到位。“现在海南通信市场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费混乱,而最混乱的就是长途话费和网间通话资费。”

  海南如此,全国亦是如此

  2004年3月份内,网通和电信在呼和浩特关于线路建设的纠纷就有五六起,双方认为内蒙古通信管理2001年出台的关于固话运营商线路建设的规定已不适合目前的市场竞争,业内人士指出此乃“监管不力”。

  河南发生互联互通问题时,众运营商明显不满却又讳莫如深。为此,有运营商曾无奈地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省通信管理局都“打过招呼,家丑不可外扬。谁接受记者采访谁负责”……

  当恶性竞争在2004年新闻媒体屡见不鲜时,全国上下也响起了一片关于市场监管的讨论。最有力的说明就是今年两会期间信产部收到的提案中,涉及到加快《电信法》的出台以及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制止恶性竞争的提案位居前列。

  信息产业部最近提出一个监管体系,即已经建立的互联互通网络监控系统、最近即将推出的互联成本核算工程以及正在积极酝酿筹划的《电信法》将从技术、经济和法制上全面深入规范市场行为,调整运营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电信监管的制度体系。全面的防护措施,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体系才是解决互联互通等监管“痼疾”的治本良方。

  国务院体改办研究员史炜说:恶性竞争与监管有关。“监管实际上是靠什么去管,管的是谁,如果说管理部门管的都是国有公司的话,实际上是‘老子管儿子’这种关系。那么一个老子管自己不同儿子的话,肯定摆不平,几个儿子只能在家里自已与自己打架。这就是说没办法公平,因为它面对的同一资产,现在都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对于监管来说,资产的界线如果没有严格划定的话,那么实际上在监管的时侯对或错都很难判定,就如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打架,各有各的道理,没有办法从法律的角度去说谁对谁错,包括广东电信的‘游子归家’,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上找不到一点不对的地方。”

  他认为,要做好监管,首先是对国有电信公司的产权结构进行优化,真正让电信公司成为独立的法人或是股份公司;另外,在互联互通当中监管遇到阻力,由信息产业部独家监管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涉及到资产的关系,涉及到国家财政部、计委、信息产业部和国资委等部门,不仅仅是电信服务,还涉及到一些消费服务,涉及到市场的资源配置等等。要想真正实现科学的市场监管,不仅仅是信息产业部,还要一个更综合一点的部门来管,多家组合起来重新设置一个资源配置方案。

  《通信世界》总编项立刚表示:“法律规范,肯定能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有许多就是无法可依,或是结算上主导运营商处于不利地位,主导运营商不愿互联互通,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对于市场的规范是有用的。但也需要指出,希望几个法律法规出台,或是一些政策出台,就能完全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通信产业发展,监管的保驾护航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一手段还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力度,需要运营商端正思想,需要市场格局的改变。

  要想真正达到适时有力的市场监管,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可面对眼下通信行业飞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运营商谁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来等待合适的监管系统成长或健全。对他们而言,一个有力的控制系统的需求度远比大而全的法制规范要来的迫切。

  一位资深电信业人士认为:“现在不是有个互联网交换中心吗?语音通信也可以成立类似的过网话务交换中心啊,现在四大运营商实力相对均衡且相互制约,使得原一网独大而不愿意接入电话交换中心的问题不再那样突出,对不经过交换中心而进行直联的现象课以处罚,这样可减少对交换中心存在的担心。只要政府保证这一机构的权利、职能以及合理的公益性,将会很好地解决现有的互联互通问题。这样一来,既能减少重复建设,节省资源,又能保障通话质量与良性竞争的开展。”

  是长期奋战,以建立成熟、全面、系统的监管网络,还是倾向快、准、狠,以确保短期内解决棘手问题,创造出一个相对平和的竞争环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监管之路是长途跋涉也好,快速出击也罢,监管之道只要继续走下去,一场监管革命就势必会来肃清混乱局面,以求拨乱反正,还市场一个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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