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中国电信业十年中的九种场景回放

　　电信改革十年一出戏。主角从少到多，戏文从简到繁。十年后，中国电信业的兴起与希望、症结与矛盾、前进与纠葛，整个地活脱在十年后的九个场景当中，逐个地见证中国电信业这十年的成就以及随后几年的希望。

　　本刊记者 黄燕 江兰 陆悦 宋妍 陈金国

　　短短几年时间，运营商与消费者的角色来了一个大对调。坐地收钱的运营商开始走出家门推销自己的服务了。竞争的好处就是这样。

　　“一枝独秀，无意苦争春，春自到家门”，曾是中国电信市场最恰当的写照。人们回忆起当年申请安装电话，托人走后门、交高额的安装费、等待一两个月的情形，久远得像是不曾发生过。

　　一系列重组及优化产业结构之后，几大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态势初步形成。面对移动通信的蚕食，固网的自然垄断优势已逐渐转为劣势。不管是对于国内老牌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还是对于中国网通以及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铁通，现有主营业务获利空间变小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进入市场的运营商强攻地盘颇有成效，而挑战者的挑战来得之快之猛也让老牌的运营商坐不住了。

　　决战首先聚焦于宽带。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常小兵曾说：“对于中国电信来说，宽带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电信的业务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电信在固网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网通继“宽带梦网”计划之后，又推出“立体宽带”业务。中国惟一的全业务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遇。2003年，中国联通与长城宽带宣布签署有关互联网应用和宽带服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为了弥补自身在网络上的缺陷，联通正谋划着与已经形成规模的有线电视基础网合作，依托公共信息网中的电视技术平台，大力发展自己的宽带业务。

　　但让运营商没有想到的是，花费了大量真金白银“跑马圈地”的重点领域即小区宽带接入带来的不是满盘金银，而是大量资金、设备投入产生的债务负担和财务压力。开通了成百上千个新小区，但用户并不领情，实际上网缴费用户数量打乱了运营商的如意算盘。在很多小区，100M宽带网线到了家门口，可是更多的人还是在用56K的“猫”。

　　移动通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不明朗，固定电话用户增量不增收，寻找业务和利润的新增点对各个固网运营商来说都是当务之急。小灵通打开了固网运营商向移动领域渗透的大门，电信市场热闹得像是炸开了锅。本来不经营固网业务的中国移动无法坐视中国联通的GSM和CDMA业务以及小灵通分流自己的用户，开始以移动技术切入无线宽带领域。

　　几轮争夺下来，用户原来“粗放型”的胃口被培养得越来越“刁”，单纯依靠价格已难再吸引用户，运营商又各显神通，纷纷推出自己的优势品牌、服务以及多种促销措施。或许他们回忆起当年独领风骚时的辉煌，会感叹好日子一去不复返，风水轮流转，现在谁还敢拿用户不当用户？

　　如果你被银行的强硬作风惹得一头怒火，建议去电信营业厅换换心情，人没有变，变化的是“高度”—如今“居高临下”的是作为用户的你。拨打运营商的特服号时，24小时均在线的客服人员的好脾气也让你不忍发难。

　　这不再是资源竞争的时代，竞争焦点已经转向服务和渠道，坐等用户上门将成为历史。市场残酷无情，座次总会分清，内外交困的运营商开始降低自己的座位，双脚也早已走出了敞亮的营业厅。

　　从坐商到行商

　　摆张长桌，放一叠资料，拦住行人散发传单；小区里或是超市门口，随处可见“ADSL业务推销员”扯起的“安装宽带”的横幅；

　　“您家用IP吗？XX的IP价格最低了。”北京朝阳区某小区内已来过了几拨运营商的IP电话推销员，运营商不约而同开始“扫楼”行动；

　　重庆一家大型医院计划建设企业专网，消息一出，四家运营商纷纷带上标书前往参加竞标；

　　南京的一个用户接到了这样的电话：“今天您何时方便让我们来维修您的电话线路？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完成，公司将扣我的工资，请您协助。”清晨8点，电信的维修人员已等候在了门口。

　　电信改革不断深入，运营商多了,竞争充分了,但麻烦却接着来了—电话不通。利益与利润的趋使下，各地互联互通纠纷层出不穷，法律不健全，主管部门束手无策，消费者的利益谁来保障？

　　中国电信市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联通热盼互联互通的实施，而移动推三阻四，另一方面移动热盼互联互通，而网通、电信却态度冷漠。2003年拜小灵通所赐，网通和电信又希望能与移动和联通互联，可后两者却没了兴趣。

　　这个在国外市场(尤其是美国)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却一直困挠着中国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自2001年4月信息产业部发布《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和《电信网间互联争议的解决办法》以来已有3年，虽然其间各大运营商也彼此签定了互联互通的协议，但至今仍推行不力，作为主管部门的信产部面对来自各大运营商的不同声音更是疲于应对。

　　利益的通与不通

　　围绕互通与不通，利益是最核心的东西。法规的难以制定，也主要由于无法做到公平的平衡各方利益。中国电信集团的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之间的每分钟网间计算成本已经达到1角7分钱，但目前政府制定的结算成本却只有每分钟6分钱，互通就要赔钱”。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一位高层领导也坦言，“统一的结算价格只对弱小一方有帮助，电信运营商网间结算费用不公平，当两个运营商通话流量不对等时，主导的电信运营商不仅不能在互联互通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相反则是“通”得越多越吃亏，不仅要为新兴运营商垫付互联互通的网络成本，还使自己在竞争中陷入不利境地，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分流走自己大量的话务量，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嫁衣。”

　　现在，中国的电信用户资费和运营商网间结算资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主管部门要求网络运营商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强制互联互通，确定合理的网间结算比例。目前是统一的结算比例，但显然有失公允，必然会遭到利益受损一方的强烈反对。“像中国电信有很多消极互联的做法，因为它是个大网，别人都是小网。当大网与小网互联时，后者应该将收入的大部分转给前者，否则前者就没有办法弥补其成本。”而联通则祭起价格战的法宝，在互通损失小的情况下频繁发动降价，让大的移动运营商很不满意。“我给了你互通的机会，你却拿走了我的利润。我为什么还要再给你？”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各大运营商心中。

　　而互联互通问题和价格战的层出不穷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应有的执法权威，在处罚电信违规行为时过于手软。例如在电信企业进行资费大战时，最应该出手的电信监管恰恰失效了。目前各地通信管理部门的监管手段都过于单一，对违规现象大多是警告罚款了事，没有从根本上对当事者产生威慑力。

　　希望与质疑

　　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信产部主持下的《电信法》的最新草案已对互联互通作出了单独的规定，如果执法有效的话，应该能够促进互联互通。

　　但同时也有人在质疑它的合理性，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马志刚认为：“在我国的电信立法中，将互联互通专列为一章，作为技术立法，而不是市场立法，是不妥的。美国电信法中，将‘主导电信运营商’称之为‘负有义务的本地电信交换运营商’，而将强制互联互通归入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之中，这是我国的电信立法所没有考虑到的。究其实质，‘互联互通’这一概念是一个技术术语或者业务术语，并非一个法律概念。看来，任何法律的完善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互联互通自然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从小灵通与手机短信的互通互联中初窥端倪。

　　信息产业部147号文件明确规定：运营商必须在今年3月底实现全国范围内短信互通，但时至今日，手机与小灵通的短信互联依然毫无进展。据悉，在今年2月被指定为手机与小灵通短信互联试点的省份—江苏、上海两地的互联测试工作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顺利进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达到试验目标。“短信互通”毕竟涉及到固网运营商与移动运营商之间的利益之争，虽说是共赢，但赢多赢少也还是问题，更何况固网运营商与移动运营商一直还是竞争对手，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对手比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如此的背景下，手机与小灵通短信互联步履艰难。

　　难产的“互联互通”

　　最近北京的许多单位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拨打联想公司的总机却怎么都拨不通，无奈只得使用手机，原因是联想的总机号换成了“5”字打头；

　　四家运营商没有全国统一的114查号台，联通、网通、电信、铁通各自的114查号台互不相通，互不共享，要查一个电话号可能需要拨打多个114；

　　刚刚划归到国资委的铁通公司，在3月份遭遇了3次电缆被割断的事件：铁通海南分公司有3口井的通信电缆被割断、兰州铁通光缆被剪断、重庆铁通在当地巴南区土桥的电缆遭到破坏。此外，中国网通江苏通信公司南通分公司的166根电线杆全部被连根拔起，初步统计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万元，间接的经济损失达上百万元。

　　“手机对讲”的“一键通”、“一个号码串联所有终端”的“一号通”，还有被叫停的“游子归家”、遭遇禁令的“小灵通漫游”，各种名堂的新业务此起彼伏，变相违规也好，方便的整合也好，只要有新业务就有钱赚却是不变的真理。

　　除了耳熟能详的小灵通，似乎就在一夜之间，电信营业厅里又冒出了不少“××通”的业务介绍。这些新出炉的电信业务的广告宣传和媒体炒作铺天盖地，热热闹闹的市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而对于用户来说，他们显然并不关心业务背后采用的是何种技术手段，关键在于它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像时下风行的VoIP和IVR，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它们的定义？

　　无论是固网还是移动网，运营商的业务重点都集中在消费能力较高的大中城市，而这一市场目前已经呈现出“增量不增收”的尴尬趋势。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中国电信市场的固话业务ARPU值仅为40元，小灵通ARPU值为50到60元，联通GSM的ARPU值约70元，移动GSM的ARPU值是80元到90元，联通CDMA的最高，达到110元。数字是枯燥的，数字又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对固网运营商来说，他们必须在紧紧抓住小灵通这个赚钱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固话增值业务；而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CDMA和GSM的ARPU值已经越来越接近，这正说明了在数据增值业务的开掘上，无论移动还是联通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一键通”只是个开始。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通过智能平台实现来电顺序转接的“一号通”，还是添加网关设置实现手机对讲功能的一键通，其实都不是严格的“新业务”。正像信产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学庆所说，这些仍然是最传统的话音业务，只不过改变了一下话机使用的设备和拨号方式而已。什么是新业务？彩信、彩铃、移动QQ，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业务。由此看来，新业务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提供传统语音业务之外的增值业务，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服务，二是娱乐服务。虽然目前话音业务仍然在各大运营商的收入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对数据业务的前景已经没有任何怀疑。

　　站在2004年这个时间点上，要准确的预测未来还会出现哪些电信新业务依然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却可以从特征入手大致看清未来业务的发展趋势。按照陈金桥的看法，个性化、宽带化、无线化、多媒体化将是电信发展的大势所趋。GSM中国区总裁雷鸣也将“个性化”作为新业务的典型特征，现在的趋势是突出个性化，抓典型用户群。“比如‘一号通’对学生群体就没什么用处，但对公司用户就非常有用，市场在不断细分，新业务也会基于这些细分市场而层出不穷的。”

　　在NEC中国移动终端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长山崎耕司看来，个性化服务和市场细分会成为未来新业务的大势所趋。“小灵通和‘一键通’等新业务针对的是不同用户群，目前中国的移动用户数量已达到2亿8千万，用户分类也越来越细，高端用户和低端用户的需求肯定不同，行业用户和个人用户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电信新业务的发展方向也应朝着市场细分化的方向发展。”可以想见，今后个人和商务电信业务的分界线会越来越清晰，面向不同年龄和收入群体的个人用户的业务也将泾渭分明，现在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全球通”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趋势。

　　作为消费者，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将不仅仅是个性化，而是完全可以定制、可以管理的服务。今后的电信将不仅仅是人际沟通平台，更是信息传播和发散的中心，通过这些信息，电信与其他产业，如娱乐、文化等产业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内涵则会越来越丰富。通过与其他行业联手，电信将会扩展出许多前景看好的新业务，例如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而那些通过多媒体数据提供的服务由于能够极大的节约时间、压缩成本，会受到商业用户的广泛欢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视频会议。当然，运营商推出新业务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监管政策对市场的巨大影响力，“游子归家”和“小灵通漫游”被叫停正反映出了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复杂多变，而一旦3G上马，各种数据业务势必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到那时电信监管将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

　　新业务：谁能掘出金子

　　2004年4月，已在国内多个地区试点运营的“一号通”终于得到了信产部的首肯，北京铁通紧随其后高调宣布商用“一号通”，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也相继在上海、广东、福建等南方城市试点“一号通”，一时间风头无二；

　　2004年3月，被称为“一键通(Push to talk)”的新业务登陆中国市场，广东联通已完成试验网建设，并将在5月底正式商用，中国移动也在广东、湖南、四川进行了多个厂商参与的业务测试；

　　就在“一号通”身份获认可后不久，信产部一纸通知将类似业务“灵通伴侣”、“灵通秘书”等紧急叫停；

　　早在2002年底，广东电信推出将手机呼叫转移到固话上的“游子归家”业务，随后广东移动在2003年初推出了免费将固话呼叫转移到手机上的“随身听”业务。之后随即被叫停。

　　宽带业务是块肥肉，除了纯正血统的电信运营商，电力、广电这些城外的人也有些不甘寂寞；中国的电信市场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国外的资本一定不会满足眼下的电信增值业务这块田。无论风来自哪方，电信运营商感受到冲击已是必然。

　　挑战升级？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而用户也不可能只有一种选择。有线电视上网、电力线上网无不如此，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开拓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一个市场驱动运营商竞争选择的环境下，即便是落后的技术也有机会被改造成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中国电信市场独有的游戏规则。或许电力线上网在中国电信和网通看来，正如小灵通之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虽然在技术上为专家所垢议，却因其低廉的价格而备受普通用户关注。

　　2001年8月，沈阳电业新村智能小区的居民体验了由中国电力科学院开通的PLC(电力线宽带接入)服务。此后由于政策和牌照方面的原因，PLC渐渐没有了声音。2003年7月以后，中电飞华PLC业务凭借半年400元的超低价，以两天一个小区的速度掠食地盘，搅动了北京宽带接入市场。

　　中电飞华的控股股东是国家电力通信中心，原来电力系统内部有一套通信网络，只为系统内提供通信。这个通信网络随着电网发展到全国，也成为全国覆盖面最广的网络之一。在电通控股以前,中电飞华作为一家ISP做的是电信的宽带生意，或许正因为如此，中电飞华更深刻的感受到电信宽带市场竞争的残酷，而选择以PLC作为市场突破点。作为一匹突然杀入的黑马，电通有点像当年的铁通，后者的通信网也是由系统内的通信网络发展而来。铁通虽然得到电信业务运营的正式资格，但经营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最后移交国资委“凤凰涅”获得重生，现在正以“一号通”让移动和联通头疼不已。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有线电视上网。广电曾想利用原有网络资源涉及电信业务，在政策的夹缝中找机会，从宽带接入这项电信增值业务开始入手，提出三网融合的目标。虽然有着被称为“天然的宽带网络”的资源，但由于政策与自身体制的原因，使得除了青岛、上海等试点之外，几年的推广并没有规模的收获。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或许将出现转机，现在有专家提出，“广电网络具有政策优势，是三大基础网络中最安全的网”，是“实现政府上网工程的最佳选择”。网络能否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有无广泛的信息和丰富的节目资源。广电网络在内容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随着有线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广电网络的频道资源会更加丰富，但这种集多媒体信息于一身，集节目供应商与网络运营商为一体的广电网络体系，何时能触到电信运营商的痛处，仍是一个未知数。

　　每个行业中，市场领导者、挑战者和跟随者，以及后来者都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姑且不论PLC抑或是有线电视上网同现有比较成熟的宽带网的技术谁优谁劣，也暂时放下对替代者挑战绩效的衡量，只是看看普通用户对替代者的关注，就会明白电信市场替代品层面的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外围突破

　　不仅如此，外资也开始向电信市场渗透。全球电信市场这几年持续低迷，哪个电信巨头不对欣欣向荣的中国市场垂涎欲滴？自“中中外”模式被叫停之后，面对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电信运营市场，大多数外资改用“以稳为主”的策略，先同某个运营商达成战略伙伴关系，然后看准时机成立合资公司进入市场，最后利用对合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达到目的，比如联通时科，现在SK电信的控股是49%，联通是51%。还有更多的企业在等待政府在外资投资方面的最后解禁。

　　联通时科的挂牌或许是一个分水岭，这意味着随着我国政府对电信领域开放承诺的实现，外资对电信运营直接投资方式将加强。而随着全球电信市场的好转和国外电信运营商实力的恢复以及3G利润的刺激，更多、更好的国外资本向中国电信市场发起更强冲击是迟早的事情。

　　外资步步逼近，业务上又面临有线电视、PLC或许未来还会出现的其他替代品的挑战，电信运营商们希望偏安一隅，稳握既有市场份额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网通上市后，四大运营商的业绩将全部在国际资本市场被投资者带上放大镜考查，运营商不得不要思考如何在替代品层出不穷的竞争时代巩固地盘。

　　运营商遭遇内外夹击

　　1999年7月，毫不起眼的合川市突然成为热门话题。这个重庆郊区的一个县级市老百姓赶了时髦，一个月花上100元，通过有线电视上网；2003年，青岛市停掉模拟信号开通数字电视，2004年，青岛模式成为广电极力推崇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数字电视之路”，被称为PLC“模拟向数字转化的整体模式”；

　　2003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小区居民看到了中电飞华公司张贴的一张公告，“现在小区居民可以申请电力线上网。”人们又发现原来电源插座也可以成为进入互联网世界的大门；

　　2004年4月8日，中国SK电讯与中国联通苦盼了一年，顶着加入WTO后第一家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中外合资公司的光环，联通时科挂牌成立。一直虎视眈眈的外资借道增值服务叩响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大门。

　　《电信法》作为中国电信改革的一个标志，从来没有缺少过关注，但法案制定的缓慢却让各界不同程度的染上了立法焦虑症—被监管者希望立法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监管机构希望在立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技术专家则担心如果一再拖延，《电信法》是否能够跟上当前的技术进步。

　　最近沸沸扬扬的“带号转网”和CDMA450似乎都在等待电信法的最后裁决。据了解，《电信法(草稿)》中针对“带号转网”已有原则性规定：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情况下，运营商要承担该义务。“带号转网”似乎指日可待，但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

　　焦虑起因

　　世界各国《电信法》的出台大多难产，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各国的《电信法》几乎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出台的，互联网的兴起、新型业务的层出不穷都为电信法的制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电信立法一直追赶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中国从1980年正式起草《电信法》到现在已有24年了，然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公布的2004年的一类立法计划中，我们依然不能找到《电信法》的踪影。与《电信法》相接近的就是2000年9月开始实施的《电信条例》，该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电信法》经人大通过后将成为民法范畴的法律条文，将明确电信监管机构的地位和监管方式。据专家意见，我国电信立法的迟滞除了技术变革的原因以外，还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被监管者的利益难以协调。在《电信法》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始终可以听到各个运营商的不同声音：中国移动坚决反对《电信法》向弱势运营商倾斜，要求一视同仁；联通则要求对弱小运营商保护；铁通希望开通新业务；而网通和电信则要求全牌照。在中国的垄断行业中，电信业的改革启动最早，市场化至今已有10年，基本形成了寡头垄断(移动)、垄断竞争(固话和长途)和充分竞争(互联网)的市场结构，但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每家运营商都希望在维持自己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尽量向对方的势力范围扩张。在起草《电信法》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对各运营商利益的兼顾，就在不断的争吵中，电信立法走到了今天。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多重化，需要平衡各方要求而不得不一再拖延草案的送审。我国与国外不同，国外往往由一个部门来监管所有的电信业务，但在我国因为电信产业涉及到众多机构的监管范围，面临被多重监管的局面。比如我们有综合的价格管理部门、有特殊的投资审批部门、有非行政的内容审查机构、有主管庞大国有资产的专门机构，分别监管电信行业的通信资费、电信投资、网络内容、国有资产等不同领域，每个监管机构都有自己的利益，协调起来非常麻烦。如何整合这些权力，集中监管权，也是拖延立法顺利推出的首要问题之一。

　　立法之后？

　　每个人都盼望《电信法》能“包治百病”，显然不太可能。《电信法》只对电信行业特有的基本问题加以解决，而不是面面俱到。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法制监管研究部主任续俊旗认为：“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市场中性，市场发展由市场主体来推动，宏观调控当然需要，但可以通过政策来发挥作用，而不一定要用《电信法》。”

　　举例来说，“三网合一”是电信技术和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现有草稿并没有明确提到三网融合，而是沿用了《电信条例》的做法，只是在总则部分用电信定义来体现。但在我国因为广电网涉及宣传部门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问题，广电部门一直对广播电视网进行独立管理。这也为我国的三网合一进程增加了人为阻碍，必会成为电信立法之后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对于“带号转网”，电信专家王熠全认为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要想实现“带号转网”，必须首先解决各运营商网络的互联互通。CDMA450的前景不会因为《电信法》的实施而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于其核心技术多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信产部早已表现出更愿意支持国产标准的意愿。

　　《电信法》焦虑症

　　2003年10月30日，电信法起草工作小组召集部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举行立法情况通报会，并向28位专家发出最后一次意见征求稿；

　　2003年11月，当信息产业部向各大电信运营企业负责人及电信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介绍《电信法》起草工作情况时，王旭东指出，《电信法》立法工作关系到我国电信改革发展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大局，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004年2月10日，在“2004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上，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蒋耀平透露，《电信法(征求意见稿)》已经送有关部门和企业。

　　资费大战永不落幕。五花八门的卡、形形色色的打包服务，电信资费的话题从来不会过时。北京以外，许多城市的资费已降到了难以相信的地步。市场的选择总是有理由避开政策的羁绊。

　　有人将电信行业的资费大战归因于小灵通的出现，但拨开蒙在电信资费大战的面纱时，发现小灵通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已，早在小灵通之前，各种各样的竞争形式早就出现了，“本地通”、“燕赵行”、“特惠卡”……这些名字不间断的出现在各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厅。价格战从联通进入电信市场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现在，小灵通又以“杀手”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无不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降价将是一段时间以来电信业的主题。即使是谈到被媒体“爆炒”的3G话题时，有市场人士分析，价格仍然是推动其市场进程的利器。

　　降价是永远的主题？

　　电信竞争的实际就是话务量(和数据流量)的竞争，“盘活存量，激活增量”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通过提高话务量扩大规模，降低边际成本，以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价格竞争的主动性。反过来，低价格所带来的话务量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业务收入成长。因此在一些竞争性业务领域，价格手段仍然是最直接而又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采用降低转移成本的方法来争夺原有运营商的用户是市场挑战者的惯用手段，从本质上看，降低用户转移成本就需要降低用户转移时的综合价格。对于他们来说，最有诱惑力的就是较低的资费价格。

　　根据搜狐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用户最关心的通信话题中，电信资费问题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9.5%，列第二位的是单向收费能否实现，为34.03%。

　　而且从电信发展的历史来看，降价与技术更新是贯穿电信业发展的两条主线。根据边际成本原理，随着用户的逐年增长，手机资费价格呈逐年下降趋势。据悉，英国从1999年到2000年业务资费降幅达40%；德国从1995年到2000年移动资费下降幅度达58%；日本从1995年到2000年，移动资费价格下降幅度达63%。但我国手机用户都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一的规模了，移动资费才刚刚开始松动。为争夺更多新用户，迎合市场降价需求，运营商的这种降价冲动可想而知。

　　谁是主导者

　　业界普遍认为，目前，国内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将会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鼓励电信运营商根据电信市场的状况制订相关业务的资费。

　　据陈金桥博士介绍，目前信产部正逐步退出价格的制订机制。他认为，对于少数市场竞争仍不充分或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电信服务资费，信产部应该在保持政府定价和必要政府管理的同时，许可运营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业务领域推出资费优惠，打包销售，以吸引消费者大量使用。

　　但另一方面，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又是反对资费开放的保守派，“电信资费是不应该放开的，其他国家都对资费进行控制。”他的理由是，如果资费完全放开，对新兴运营商的政策倾斜度势必就难以体现。按当初的政策规定，联通享受低于移动10%到15%的价格优惠权，而固网运营商的铁通也享受着低于电信和网通这个优惠比例。

　　在他看来，其实现在的很多地方已经不是联通在挑价格战，毕竟联通没有这个本钱来打价格战，而移动降价的空间太大了。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上，对竞争性运营商有所倾斜。“否则，一旦政府完全放开，新的运营商将会面临生死考验。”

　　不管市场怎么做，政策却似乎还会固守自己的姿态。在今年的“电信日”前夕举行的博敖亚洲论坛上，信息产业部长王旭东表示，中国目前并不急于盲目发放3G牌照和降低手机收费标准，这些目标的实现完全取决于技术成熟度和市场需要。看来，中国电信市场上最难融化的坚冰—手机资费的调整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永不停歇的资费战

　　广州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打工仔模样的年轻人在手机响了几声之后熟练的按下拒接键，然后用手机打过去。听到的往往是这样一句话，“我这边用手机打长途比你那边用固定电话打长途便宜多了”；

　　如果你三月份去过上海，会看到许多精明的上海人在家里用固定电话“煲电话粥”，因为上海电信实行的“话匣子”业务实际上就是固话包月，4月份虽然紧急叫停，还是叫上海人过了把瘾；因为包月，小灵通进入公用电话亭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北京，使用北京移动的“大众卡”在优惠区内网间通话资费仅为0.12元/分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终端？便宜但可能经常找不到你的小灵通？会拍照的、和弦的或是通话功能强的？彩色的、折叠的还是直板的？或者干脆来个个性化的定制？手机在现在是如此的多样多彩，多到一个办公室里或朋友圈子里你很难找到同样的一款手机。个性化就这样在你手里的终端上肆意张显。

　　无数调查结果证实，绝大多数人如果出门忘记了手机会选择“立刻赶回家取”，现在他们恐怕要在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中再加上一样，那就是小灵通。一个人同时拥有手机和小灵通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并且，它们在外观和功能上也已经越来越接近。只是在最要命的通话质量上，两者还有不小的差异，因此才会出现以下情景：在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上，一位乘客对着手中的小灵通“喂喂”数声之后终于绝望，转而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或许这是被称作“双枪一族”的最大尴尬。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包括固网运营商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小灵通的通话质量不仅无法和移动相比，和固话也有很大差距，所谓“用固话的价格享受移动服务”其实只是打了折的服务。但它利用的是固网运营商现有的网络资源，提供的价格又颇具吸引力，因此才会在政策的许可范围之外攻占大片市场，最终用“既成事实”赢得了监管部门的认可。所有人都认为即使3G上马，小灵通也不会就此消失，因为“用户需要这种服务”，小灵通作为终端的生命力也就不会消亡。不但如此，小灵通还将继续改变自身—把手机流行的功能也拿过来。

　　用有限的价格享受有限的服务，或者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实现原本复杂的数据服务，电信服务针对不同用户细分市场的结果反映到了终端上，于是就形成了小灵通、拍照手机和定制手机百花齐放的终端市场。

　　定制我的个性

　　业务与终端结合最紧密当然是“定制手机”。按照移动和联通的“定制策略”，手机在出厂时就已经内置了各种不同的数据服务功能，并将这些功能直接放在手机操作菜单中，用户不必再为复杂的设置和购买了不需要的功能而担心，只需在运营商提供的几款机器中选择适合的即可。对用户来说，定制手机的确是一种省心的“傻瓜式”解决方案。不过对终端厂商来说，大批量的定制在提升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的确也存在着利润降低的风险。多普达总裁杨兴平就认为，和盛行定制的欧美市场相比，中国市场更有潜力，甚至可以称为“终端厂商心目中最理想的市场”。“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必被运营商压着走，获得的利润会更大。西门子、阿尔卡特这样的通信企业在全球一些地方是亏本的，但在中国却能赚钱。”

　　吸引终端厂商的还有中国市场独特的消费习惯。和欧美市场不同，中国消费者对手机外形非常看重，功能倒往往是其次的考虑因素。NEC中国移动终端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长山崎耕司说：“这里和日本不同，在日本，人们都喜欢用一样的东西。如果谁用的东西跟别人的不一样，会被看成是另类。”难怪欧美设备商都喜欢将新机型先拿来中国市场销售，看中的就是这个市场的热情与容量。

　　不过从目前来看，终端的种类和功能都不够丰富，许多业务受制于终端水平所限无法实现，正在进行的3G测试如此，现在的2.5G同样如此。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表示，未来的电信应当成为“媒体电信”，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传递多种数据，特别是多媒体数据。杨兴平则认为，目前能支持这种大容量数据业务的终端还为数不多，智能手机是大家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终端：选择我的生活方式

　　写字楼下，一位销售拿出手机开始拨号，这边正聊着，那边口袋里，铃声又响起，“有人打我的小灵通了”；

　　各大城市里，“使用定制手机、掌握时代先机”的巨幅广告随处可见。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运营商已经在手机中为你预先做好了功能设定，连资费方案都和手机打包捆绑到了一起，用户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需要”。

　　移动业务的广告形象大抵如此，其背后的一系列营销策略也成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较量的砝码。放眼望去，更多的M还在悄然萌芽或者茁壮成长着。

　　2000年，中国移动将“Mobile”和“Internet”两个单词结合，创造了“Monternet”这个新奇的名词，即“移动梦网”。与凡人的梦不同，中国移动的“梦”境有着清晰的思路，那就是融合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业务，打造全新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

　　今天的M昨天的e

　　美梦逐渐成真。从2002年第二季度开始，与移动梦网合作的新浪、搜狐和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凭借移动增值业务实现了扭亏为盈，以明确的盈利方式结束了长达两年的互联网寒冬。

　　从这里看，e时代的互联网似乎有借移动的M时代起死回生之意。回首过去，在互联网泡沫最盛的幸福时刻，大家给网站起名时都喜欢沾个e，外国有eBay，国内有eTang、eLong、eNet。e之风正劲，吹过了互联网，又吹向娱乐界，电视台也要以“e”标榜自己步于潮流前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网上冲浪的人们还没给自己统一好口径，Dot-Com已经宣布，你们就是e时代的新新人类。

　　字母e，线条优美流畅，长袖广舒间烧钱无数。字母M，像双肩外乍的钟馗，下手时又准又狠。

　　—M是什么？

　　—Money呗。

　　网罗M时代

　　大写字母M来自时代的新概念，Mobile。人们曾经以“Wired(连线)”标榜自己的前卫；现在最为时髦的却已换成“Mobile”。与其相对应的便携应用正成为通讯厂商关注的重点。眼下，这些以M为卖点的概念正在为新潮流推波助澜。

　　MTONE(美通无线)与M-ZONE的命名充满默契，合仄押韵，也表明了其定位移动服务的远大志向。1998年，美通无线率先提供商用移动服务；1999年，开始与中国移动合作，成为第一批与其合作的SP之一。现在，打着M大旗的概念接踵而来。比如数码超智推出的Mfancy，是基于手机的Flash矢量动画服务，同类服务还有韩国公司的Mflash。

　　这些M玩意的宣传推广正蓄势而发。像e时代从网罗新新人类着手一样，移动业务也首先瞄准了年轻人。动感地带这样诠释“我的地盘，听我的”，认为“地盘”概念可以强调年轻人的个性化追求，并给予其更多的个性空间。这一品牌以短信套餐形式开辟了所谓“拇指部落”文化，专门针对15岁～25岁的年轻人。同时，它选择叛逆而又不过火的周杰伦作为形象代言人。动感地带的合作者也包括麦当劳这样的传统行业。McDonald的目标用户不只局限于15岁~25岁的人群，它与M-ZONE这两大M的联手也许是一次移动服务品牌拓展的新尝试。

　　移动运营商的明星营销思路出奇地一致。移动选择了人气小天王周杰伦，联通则不惜3000万元巨资邀请MBA明星姚明代言CDMA。接受姚明的用户在年龄、学历、职业等跨度上显然大于周杰伦，很多人也就是冲着姚明才购买CDMA手机的。身材相对“矮小”的中国联通搬出“小巨人”撑起场面，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产业链上的手机厂商也在积极响应着运营商的“争取年轻人”的观点。诺基亚3108手写手机的广告上有四个大大的字，“爱写就写”，恰恰是这种“Let it be”的态度迎合了青少年的口味。张扬个性和把握自我的念头游走于人们的视听，这款3108邀请了当红的达达乐队为其演唱广告歌曲。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在互联网红火的日子里，与达达乐队主唱有着相似面庞的谢霆锋也曾经引吭高歌过，为的是一个现在业已消失的门户网站。

　　从营销的轮回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热点。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e时代的话，那么M时代就离我们不远，或者已经来临了。上网，从一种新锐作风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早就不那么新奇了；移动业务，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应用，那么也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普及，在一轮轮又炫又酷的宣传之后，移动业务也许会有走上平实营销路线的一天。

　　营销M时代

　　篮球场上，一阵从容的运球声中，姚明出场，“我的CDMA新时空”；

　　闹市里，一个年轻人拿着罐喷涂染料，利落地四处涂鸦，图案只有一个，大写的M圈着一块椭圆的ZONE；

　　课堂上，“小天王”周杰伦与老师进行了小规模的正面交锋，并轻松取得胜利；

　　马路边，有人勇敢地大喊，有人冒失地大叫，“我的地盘，听我的”……

　　这是一个热闹甚至吵闹的市场。没人能说清究竟有多少论坛、峰会是围绕着电信话题展开，在2003年下半年3G最热之时，一个月内就有3个论坛同时举办。对这个产业拥有发言权的人实在太多，除了身处其中的设备厂商、运营商、大大小小的SP和CP，电信产业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更多的信产部官员、学院派专家、行业协会人士等等的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对这个产业拥有发言权的人实在太多，除了身处其中的设备厂商、运营商、大大小小的SP和CP，还有信产部官员、学院派专家、行业协会人士等等。而电信话题所吸引的更是全社会的目光，和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特性决定了电信产业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虽然有3G、电信法等等悬而未决的因素让这个产业里的众多头脑们感到有些闹心，但并没有一个人对中国市场产生怀疑。

　　根据2004年2月信息产业部的最新统计，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2.82亿，几乎占到了全球手机用户的1/4，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74亿，总量为5.56亿用户的中国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电信市场。从增长速度看，2004年前两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完成81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从长远来看，即将启动的中国3G仅设备制造一项就有1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运营市场将达到2.5亿元，增值服务突破10万亿元。尽管3G牌照和《电信法》尚未有定论，但中国市场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已经不容质疑。

　　从所有来华的电信巨头老总口中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语：“中国市场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千篇一律的表态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当然，他们的信心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国际企业的活跃和合资公司的频繁出现正是中国市场热度未降反升的有力证明。在目前的政策监管条件下，不少外资电信企业将合资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合资公司的业务方向大多和3G有关，这其中包括联通和高通合资成立的联通博路，NEC与松下、华为共同出资800万美元成立的上海宇梦通信，松下和UT斯达康在杭州成立的宇通科技，西门子和华为成立的TD-SCDMA合资公司，以及最近联通和SK电迅共同出资600万美元成立的联通时科。

　　尽管中国3G牌照历时三年依然难产，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国际通信企业对此加大投入。除了老总们轮番来华游说，他们还不放过在每一个论坛、展会上抛头露面宣传自己的机会，并且拿出的必定是最新产品。NEC中国移动终端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长山崎耕司对中国市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我们将把3G作为中国技术开发体系的核心，中国电信市场还将持续稳定的增长。”在他们看来，3G的机会已经越来越迫近，山崎耕司预计中国将在2005年开始3G服务，NEC希望在那个时候达到500万部的销售量，2004年的销售目标则是200万部手机。”

　　当然，太多人拥有发言权的确会对决策层造成困扰，比如在中国3G的问题上，保守派、激进派、自主标准派和一步到位派，多种看法各有道理。“现在对3G需求大家只有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那就是‘两家移动运营商肯定不够’，其他的没有一点形成共识。”陈金桥说。但必须承认，电信成为公众话题是由其本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决定的，现代社会中的哪一个人能够脱离电信业的掌控呢？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对电信抱着“有话要说”的心态，每一次电信行业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媒体的热炒和公众的目光。有关人士透露，未来电信资费的制定有可能参考铁路和民航票价采取价格听证制度，如果真能实现，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人对电信这个公众话题“实话实说”，而这也必将促进电信业的良性竞争。

　　电信话语权

　　2004年3月18日，3G与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一周后3G应用峰会和3G手机论坛开幕；4月12日，全球IPv6高峰论坛在京举行；4月26日，全球NGN高峰会议同样选择了在北京召开；

　　2003年6月，诺基亚公司董事长兼CEO约玛·奥利拉访华；同样在6月，上任不久的爱立信总裁斯文凯首次访华；2003年9月，摩托罗拉副总裁兼个人通讯部3G业务总经理威廉·沃纳和北电网络总裁兼CEO邓富康先后来华；2004年2月，高通全球业务关系及运营副总裁鲍布·布里格斯访华……2003年至今，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高通等国际通信巨头的“一把手”频频来华，爱立信全球总裁斯文凯甚至在2003年一年里四度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