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晓轩

　　农村青年阿豪的家乡人都知道阿豪在广东做手机发财了。阿豪不是卖手机，而是在做手机。阿豪的公司只有十几个人，表面上是做某个品牌的代理商，实质上，阿豪用散件攒机，然后贴上有牌照的代理商的牌子销售。别看阿豪的公司小，每年的手机产量能达到10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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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方，像阿豪这样的公司很多，形式上，它们是品牌厂商的分销商，实质上，这些公司自己生产、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手机，然后按借牌数量向品牌厂商缴钱。这些企业单个来看，产品数量并不多，放到市场上便如泥牛入海，难觅芳踪，但是，这种行为方式却对市场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方面是价格上的冲击，这些企业成本低，有利就卖，例如，阿豪的公司生产一部手机的成本是800元左右，900元就批发出去，卖到终端消费者那里大概是1200元；另一方面则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说起贴牌，其实有明贴和暗贴之分，明贴是指大家都看得到的——国产厂商自己进口国外大散件，然后贴上自己的品牌销售；暗贴即是上文提到的阿豪公司这种“草台班子”。虽然明贴暗贴都是贴，但是既有明暗之分，二者还是有天壤之别。说到底，明贴至多是厂商落下个没有核心技术的后遗症，而暗贴所带来的问题则远远不止这些：一些没有手机生产和服务能力的小公司、小作坊披上大品牌的外衣，堂而皇之地混入了市场。

　　2003年，深圳发生了一件事，深圳科特因走私被查封，公司法人人间蒸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深圳科特借牌东方通信推出、生产数量已达十万部，并且大部分已流向市场的两款手机Q18、Q28的售后服务成了悬念。这个案例的发生，引发了各方人士对于手机市场暗贴现象的重视。

　　目前，业内人士对国内手机厂商贴牌现象忧心忡忡。“借牌在南方简直是太普遍的事情了，每部手机借牌费行价大概是20～30元钱。有牌照的厂商在南方被叫做‘二政府’！你就想想看吧！”一位被牌照关在门外的厂商这样说道，语气愤愤不平。

　　很多业内人士将这些现象的起因归咎于牌照制度，那么，问题的焦点自然集中在——

　　牌照到底有没有用？

　　对于这个问题，业内一直是见仁见智，各方立场也迥然不同。2003年，信息产业部曾举办青岛会议、厦门会议就是否继续沿用牌照进行过多次论证。

　　持有牌照的人当然对牌照制度坚决投赞成票，理由有二：

　　其一，牌照保护了国产厂商的利益，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如果放开牌照，国外手机厂商就会毫无障碍地进入国内市场，对国产厂商造成很大冲击。信息产业的上层监管部门充分肯定了这一说法，有关领导在各种场合的多次讲话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手机市场就是在5号文件之下发展起来的。”

　　其二，牌照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上文所提到的科特案例，最后的结果是出借牌照的东方通信将科特系列手机遗留问题承担了起来。沿用手机牌照的拥趸者将这个事件作为牌照有用的一个有力佐证，他们的理由是牌照可以使市场监管更容易，用户利益更有保障，一旦出现类似深圳科特的问题，可以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直接追究牌照持有者的责任。反方对这种说法却十分不以为然，他们的反驳是：不能因为少数企业的个别行为就将其归结为普遍现象，进而制订保护政策。在市场竞争中，骗一把就跑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企业还是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反方认为，反而是“借牌”现象容易滋生售后服务问题，自己的产品贴别人的牌子，自然不会对质量特别关心。实质上，深圳科特与东信的合作可以看做是上文所归纳的“暗贴”，这里面引发的问题，行业监管部门已经有所察觉。

　　青岛会议与厦门会议相距仅仅一个月。据当时的与会者透露，在青岛会议上，信产部态度坚决、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出借牌照”这种行为，并声言将“严厉查处以任何形式向无牌企业出租手机牌照的厂商，一经发现，轻则罚款，重则吊销牌照”。“当时的风声很紧阿！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位与会者犹自感叹，“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揣摩，当时部里担心的可能主要是服务问题，所以后来对于出借牌照的惩罚并不是特别严格，在稍后的厦门会议上，部里面开始强调服务。”不知这位手机厂商的看法正确与否，看得到的改变是在2004年初，信息产业部对于出借牌照现象的态度一改往常的严厉，代之以相对温和的“沿用牌照、鼓励整合”，只要非牌照持有厂商掌握了持牌手机厂商25%以上的股份，监管部门就会考虑给前者牌照使用许可，具体实施方法由公司双方协商拟定。

　　一位业内老专家对众多企业转让牌照之事颇为不满，“××真不像话，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大的销量连一条生产线都没有，只有一个办公大楼，它的手机怎么生产出来的？”“××多好，虽然去年只卖了2万多部，可是人家是在踏踏实实地做研发！”

　　公平地讲，出现卖牌照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只怪厂商。对于有牌照的厂商来讲，牌照就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卖牌照不过是一种盘活资产的手段，是一种对自身资源的整合，完全属于企业对市场做出判断后的正常行为，无可厚非。上文那位老专家的话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企业踏踏实实做研发有什么好处？一年也只能卖2万多台而已，如此低的投入产出比，难怪企业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企业嘛，到哪座山唱哪个歌，当然是怎么赚钱怎么干！”手机厂商这样说。

　　至于正方所提出的“牌照保护了国产厂商的发展”这个说法，反方认为，5号文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起过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但到了今天，“现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牌照在限制准入方面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继续沿用牌照制度实质上是保护了国内手机厂商和国外巨头的既得利益！”一位被牌照挡在市场之外的企业代表这样说道。

　　言辞是有些过激，然而所言也并非全无道理。按照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成立合资公司、甚至收购的方式来取得牌照，事实上，那些数得上来的国际手机巨头早就已经通过上述各种方式辗转取得了牌照、进入国内市场。例如，诺基亚通过与首信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摩托罗拉的合作对象则是东信。在CDMA领域，已经众所周知的企业联姻是：海信背后是日立、科健背后是三星、南方高科背后是现代、中电通信背后是韩国SONUS电信及SGC科技、天津电话设备厂背后是三洋、振华科技背后是京瓷、浪潮背后是LG……

　　牌照挡住了谁？

　　国际巨头通过合作的方式辗转进入国内市场，一些小企业也在通过暗贴的操作方式做手机，那么，牌照究竟挡住了谁呢？

　　民营资本是望牌照而兴叹的一大群体。在众多被挡在门外的民营企业当中，创维大概是最知名的了。“国产手机领域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给民营资本一个公平参加市场竞争的机会。”创维总经理黄宏生在2003年初面对媒体时曾率先开言，炮轰牌照，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创维高调宣称进军手机，并因此而成立了子公司，却依然求牌未得，而现在的创维对于手机业务已是三缄其口。

　　创维是说出自己想法的，没说话有想法的也不乏其人。在通信工业协会的会员名单上，赫然列着方正的名字。据知情人士透露，方正“挤”进通信工业协会的目的就是想进入手机市场，而现在之所以仍没有大动作的主要原因，就是牌照。方正原来的想法是通过收购进入市场，因为牌照是否放开始终没有定论，不敢轻举妄动。厂商的话说得很直白：“今年我花4亿元收购一个有牌照的厂进入了，牌照一旦放开，可能收这个厂也就花几百万，那我这么多钱不是白花了吗？”

　　在广东，有些民营企业在做手机，花钱买牌照，有时候也会通过自己的渠道暗暗销售一些贴自己品牌的手机，这些企业也是“求牌若渴”。一位现在正在借牌生产手机的民营企业主曾这样对通信工业协会表白：“我现在缺的就是牌照。每个企业市场定位不同，有的人愿意花大钱买名牌、买高端，也有人愿意少花钱买个便宜点的手机。我们心里有谱，只要生产了，就肯定能卖出去，有些小地方的人，对手机的要求是只要能通话就行。”

　　海外的一些中小企业同样被挡在门外。有报道称，一些以代工著称的台企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苏州、昆山一带蜇伏已久，它们的策略是一边为品牌企业代工，一边等待政府关于牌照的政策解冻。英业达在手机制造企业中鼎鼎有名，两年前英业达曾经推出自有品牌OKWAP手机，并成立子公司英资达负责行销。但由于牌照之事始终没有解决，英业达集团最后还是将英资达合并进专事制造业务的子公司英华达。

　　由“海归”创立的嘉盛联侨公司成立之初亦希望做自有品牌，自身也有很深的技术实力，可以做手机解决方案，又购买了高通的授权，在上海成立了制造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嘉盛联侨发现牌照并不像预料中那般容易取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做起了Design House。不能持有自己的牌照让嘉盛联侨很痛苦，“这样一来，处处受制于客户，加长了生产周期，对于手机来讲，时间非常重要。”副总经理丁晓良十分无奈。

　　2003年底的时候，所有这些企业其实都还是心存希冀的，希望2004年手机牌照可以取消，或者增发。

　　“再保护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按照WTO规定，2005年全面放开，像手机牌照这类的保护早晚会被取消。如果仍然这样下去，到时候摆在大部分国内手机厂商面前的只有和国外巨头合资这条路，那时候，留给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真的只有一点点了。”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道。

　　面对政策壁垒，这些企业有的暂时放弃了计划，有的干脆凭收购进入，还有的积极研发，备战3G，押的就是“上3G之时，便是牌照取消之日”这个宝。方正收购了连宇，组成方正连宇公司，而连宇是曾经与大唐争夺过3G标准的“种子选手”，方正此举，无疑是想布局3G。

　　对于单个企业来讲，积累核心技术是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最佳手段，东方通信终端产品研发部副总工干春辉认为，在目前的手机行业，底层技术已然十分成熟，企业没有必要再从底层做研发，但是完全可以从系统集成层面积攒自己的核心技术，就像诺基亚一样。嘉盛联侨丁晓良说，2000年，他刚刚回国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在贴牌，而现在，已经有些国产厂商在做系统集成层面的事情了。

　　上升到发展民族产业的高度，重点则是整条产业链的打造。在手机行业，有这样的说法：欧洲企业创立了手机行业，日韩企业丰富了手机行业。那么，日韩企业在起步之初，应该同样受到了欧洲企业的围困，它们是如何突出重围、发展起来的？在采访中，记者不断地就这个问题与被采访者探讨，所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适度监管、加强产业链的配套将会更加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2003年，有关部门在意识到手机厂商进口大散件问题以后，多次建议国产厂商在国内配套，并责成通信工业协会专门办了一次打造移动产业链的工作会议。产业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认为，目前我国全面配套的手机产业环境已经基本形成，“国内手机元器件本地采购率超过了50%”，不过，仍旧应该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那么，国内手机配套产业发展究竟如何？

　　手机配套企业自生自灭

　　专门为手机厂商提供配套资讯的国际手机采购网总经理王莉发现，最近无论是国外厂商，还是国内厂商都在积极寻求在国内配套，这无疑是手机行业价格战拼杀、厂商努力降低成本的一个必然措施。国际手机采购网的会员名单，大多是海外企业，出身本土的配套企业不多，并且所提供的产品大多集中在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例如耳机、外壳等类别上。

　　手机配套分为一级配套、二级配套、三级配套。一级配套企业，俗称“Design House”，三级配套是如LCD面板、芯片、电池、耳机等零配件厂商。在所有的这些配套企业中，“Design House”是最重要的一层，它们主要是做一些系统集成层面的事情，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它们研发手机解决方案，并向手机品牌厂商出售，甚至一并选定加工厂。一个国家手机产业的兴衰与否、生命力长久与否，与这个层面的兴盛与否有很大关系。韩国当年上CDMA时，手机十分缺乏，很多从大厂商外流的精英到韩国成立了“Design house”，最多时数量达到100多家，如果每家只设计几款手机，其手机款式数量也相当可观。正是这些“Design House”为韩国手机产业的发展贡献非凡。现在，国内大概有30几家“Design House”企业，但是整体实力不行，成规模的也只有国电未来、中电赛龙、嘉盛联侨等几家而已。

　　“Design House”的生存压力很大。一款从未做过电路板的手机研发费用(包括购买芯片license的费用)在百万美元左右，研发周期起码在半年以上，还很有可能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了卖不出去。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最好的方法是将一套方案卖给尽可能多的品牌厂商，这不仅要求手机的外观漂亮、新颖，功能同样不可或缺，而谈到功能，则避不开运营商。

　　与运营商的脱节是令“Design House”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手机的研发与运营环境丝丝入扣，“Design House”如果想研发出受品牌厂商欢迎的产品就必需了解运营商下一步的增值服务计划，以便在手机方案中整合新的功能，在运营商推出新的增值服务时，所推出的产品能够支持这项服务，这需要与运营商实时沟通。“发牌照是完全无视手机产业链分工的一种行为！”一位手机配套厂商态度激烈地表示。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当一家CDMA的“Design House”找到运营商门上时，却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认19家牌照商，只接待他们！”无奈，明明是公对公的行为，“Design House”也只好托朋友、找关系，私下里和运营商的员工交流获取信息。

　　“现在虽然也在打造产业链，但是国内手机配套企业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国家现在把精力都放在3G上了。希望借3G建立自己的标准，这一点没错，但是在移动通信终端领域，有很多问题是2G时代都没有解决的，我们仍然没有自己的芯片！GSM这么大的市场，难道就这么放弃了不成？毕竟量大面广的还是GSM啊！”一位手机配套厂商这样评说，“移动专项资金只面向国有企业，我有很多海外留学生朋友，他们自己也有技术，也非常希望能够回国来办芯片厂，但是一来苦于没有资金，二来他们回国也面临一些实际的生活困难。如果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对企业最大的扶持莫过于税收政策。“Design House”希望政府能够在税收政策上予以优惠，目前的“Design House”仍然是按照17%的比例缴纳增值税，嘉盛联侨副总经理丁晓良说，如何认定“Design House”的性质是关键，“Design House”企业所做的方案中虽然牵涉到很多硬件，属于系统集成，但是其核心技术还是在软件层面，因此希望能够享受到国家给予软件行业的优惠政策，按照3%的比例纳税。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保护？

　　有一个朋友，总是在为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苦恼，时常跑来诉苦：“给他吃最好的，用最好的，总是想着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可是为什么他的成绩总是很差？真不知该怎么教育才好！”他总是尽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却没有想过他所提供的这些条件是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孩子成材。也许，恰恰是因为他过分的呵护使孩子丧失了斗志，荒疏了在竞争复杂的环境下求生的技能。换句话说，让一个孩子成材，究竟是要把他放在羽翼之下让他一帆风顺地成长，还是把他放到风雨中去锤打成百炼之钢？也许对于这个问题并无正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相比，后者的生存能力无疑更强。

　　某些时候，行政力量扶持民族产业就像父母在呵护自己的孩子，爱则爱矣，却未必疼到了点子上。靠政策人为设置门槛来扶持，扶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面对市场竞争，我们的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护？

　　在手机行业，有这样的说法：欧洲企业创立了手机行业，日韩企业丰富了手机行业。那么，日韩企业在起步之初，应该同样是受到了欧洲企业的围困，它们是如何突出重围、发展起来的？在采访中，我不断地就这个问题与被采访者探讨：我们的友邻韩国是怎么样扶持它的民族产业的？所得到的回答大多是“适度监管、加强产业链的配套将会更加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咱们也是没有办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位手机厂商这样说。“乱就让他乱去吧，市场竞争就是乱中有序。”另一位手机厂商这样回应道。笔者也不知到底这二位高人谁说得更对一些，但一个被市场反复证明的真理是：经济格局的形成，真正的“规划之手”应该由市场来主导，行政“推力”不管有多大，顺之则四两拨千斤，逆之则汗牛充栋也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