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

　　新闻主体：据报道，今后，外地在京人员申请安装固定电话，必须由北京人为其做担保，或者预交一定话费。这是北京市通信公司针对“两个外地在京人员恶意欠电话费涉嫌诈骗”案件而新出台的防范措施。

　　不法分子利用制度措施的漏洞而谋取不义之财，在任何行业与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到两个外地人的罪行，它暴露了通信行业管理的薄弱环节。但针对某一违法个案而制定出台一项专门措施，在亡羊补牢的积极意义之外，也存在小题大做的意味。其实，两个外地人的犯罪伎俩十分简单，通信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发动社会举报、监测高额用户等措施事先预防。

　　诚然，恶意拖欠话费是通信企业面对的普遍性难题。但仔细分析其中原因，作奸犯科者中外地人占比几何，并不是一个容易确定的数字，因此，单独提高外地人装电话的门槛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

　　还要看到，恶意拖欠费用作为一种通病，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存在违法的可能，企业制定防范措施不能“内外有别”。外地人装电话须北京人做担保，除去事后追究与担责的考虑之外，多多少少还带有道德评判的味道。因此说，这一条款暗含了普遍性的地域歧视。

　　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打破的形势下，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待外地人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首都来说，在如何对待外地人的问题上，各行各业都要以兼容并蓄的气度，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加强管理，而不是一味地对外地人进行排斥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