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建兵 上海报道

　　东方通信的中报有几项指标让市场难以接受：上半年的管理费用高达4亿多元，而销售额只有21亿元，就算在业务量高峰期的2000年，东方通信销售额达70多亿元，当时的管理费用也不过4亿多元。

　　“亏不了这么多啊！”

　　郑国民，这位东方通信新任懂事长显然不愿意在2003年上半年巨额亏损的问题上纠缠，“所有的原因都在中报里”，9月4号，郑国民在电话里提醒记者。

　　8月29号，东方通信(沪A：600776，沪B：900941)对外发布公告：2003年上半年出现巨额亏损，主营业务净利润为亏损6.39亿元，这也创造了今年通讯类上市公司的亏损之最。

　　而在2002年上半年，东方通信还曾创造了6946万元的净利润，短短一年之内，东方通信就从“神坛”走下，直叫人不禁唏嘘感叹。

　　东方通信中在报中解释称，出现如此巨额亏损的原因有两个：主营业务利润下降4.72亿元；因公司手机销售量未按预期完成，不能有效消化库存，所以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85亿元。

　　虽然有2002年亏损2亿多元作为警告信号，但是东方通信披露的2003年上半年中报还是让外界大吃一惊。

　　“再怎么也亏不了这么多啊”，南方证券上海研发部张小飞感叹不已，在他看来，其他的几个国产手机厂商：TCL、波导、夏新都在一旁“一边数着钞票，一边偷着乐”。波导股份(600130)中报显示，2003年上半年，波导股份实现利润1亿元，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长158.44%。而夏新电子(600057)今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36.49亿元，同比增长180.50%；主营业务利润12.60亿元，同比增长215.65%；每股收益0.86元，同比增长258.33%。

　　后起之秀康佳今年也借助手机业务打了一个翻身仗──上半年的利润相当于去年的总和，而与东方通信同属大型国有企业的南京熊猫也靠手机业务有了起色。

　　在张小飞看来，东方通信的中报中几项指标让资本市场难以接受：上半年的管理费用高达4亿多元，而销售额只有21亿元，就算在业务量高峰期的2000年，东方通信销售额达70多亿元，当时的管理费用也不过4亿多元。

　　换帅后遗症

　　也就是在东方通信发布巨额亏损中报的同时，前任董事长施继兴的一些旧部开始被新的领导层抛弃。8月29日，东方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郑国民正式接替施继兴担任公司董事长，从而完成了此次换帅的法律程序。

　　此时，换帅的后遗症也正显现出来，公司前执行副总裁葛晨挂印而去，施继兴时代主导的一些“改革”举措在走回头路，普天集团主导这场“改革”的强势作风开始暴露无遗。

　　葛晨是东信管理层中惟一拥有博士学位的副总裁，擅长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也一直是施继兴的得力干将。2002年7月，东信成立上海飞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葛晨借此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手机销售模式──飞讯模式：由飞讯数码以批发价向东信购入手机，然后以批发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向联通用户出售，用户只要签订使用合同，其余三分之二的款项则由联通通过话费分成、分期付款的方式在一定时间内支付完。

　　第二个月，东信CDMA手机的销量从全国第八跃升至第三，飞讯模式还受到了中国联通的赞扬。

　　除了在CDMA市场上立下的汗马功劳，飞讯数码的管理层持股计划颇引人注目。2002年飞讯数码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由东方通信出资2700万，占90%的股份，上海无线通信有限公司出资270万，占9%，而潘杰等管理层人员以个人股东身份共出资30万元，占1%。此为东方通信又一创举。

　　葛晨一直担任飞讯数码的董事长。据悉，8月19号，他接到东方通信董事会的通知，要求其立即辞去执行副总裁一职，葛晨挂印而去。

　　而仅在两个月前，韩国SK电讯宣布向上海飞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注入2423万元，葛晨和施继兴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一起举杯相庆。

　　随着施继兴和葛晨的相继离职，一度风光的飞讯模式也遭遇到了挑战。东方通信以30万元收回了飞讯数码管理层在公司持有的1%的股权，这也是这些管理层当初投入的本金，也就是说，在飞讯数码迅速发展了一年多时间以后，这30万元的原始投资没有获得任何增值。“这是董事会的决定。”郑国民告诉记者。

　　然而在东信内部一些人士看来，正是这种管理层持股的方式拉动了飞讯数码的发展。

　　而葛晨的离去也刺激了一些施继兴的旧部。“内部确实有一点人心惶惶”，一位已经离开东方通信的人士告诉记者，很多员工都害怕自己被打上施继兴的烙印，但是施继兴对于东方通信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如何稳定军心是对郑国民等新管理层的一大考验。

　　新一波价格战

　　随着国产手机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郑国民等接手的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没有那么大的舞台，国内手机市场容不了那么的品牌。”在全球手机市场历练了多年的台湾大霸集团执行副总裁彭新淼说，“最后剩下六七家就差不多了。”

　　在他看来，偌大的美国市场也只能容下4-5家手机品牌，而国内手机市场三四十个手机品牌中，显然有很多公司将被淘汰出局。

　　事实上，韩国的一些小手机厂商已经受到了中国手机市场的影响。去年韩国出口了大约60亿美元的手机，其中有一半左右出口到了国内，而现在“已经有几十有小手机厂商垮掉了”，彭新淼告诉记者。

　　而国内手机市场也必将“大者恒大”。据彭新淼观察，2003年元旦到新年的那一波价格战，手机行业的整体利润率被拉低了近30%，而新一波的价格战必将在2003年底到来，手机的整体毛利润将进一步降低。

　　手机行业的生存状态在进一步恶化。去年，手机在销售渠道中的库存周期只有4周左右，而现在被拖到了8周左右，在SARS期间，更是拉长到了12周左右，这让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叫苦不迭。

　　东方通信等国产手机厂商把手机押到渠道之后，不得不采取“全保价”的方式──压在渠道中的手机的降价损失由厂商来承担，压货的时间越长，厂商的损失就越大。

　　“把那么多钱投到渠道中，不亏损才怪”，诺基亚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从去年才开始大规模铺设渠道的东方通信现在并没有建起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渠道不畅通在很大程度上延误了东方通信新机型的上市。

　　随着国产手机厂商都争相往渠道里砸钱，零售终端的身价也日渐见涨。在上海迪信通，现在租赁一个柜台的进场费大概就是8万-10万元，东方通信要在下半年搞好自己的销售渠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今，东方通信宣布将其控股子公司杭州东信移 动电话有限公司由加工与销售手机改为代加工手机，这也并不为业界看好。据东方通信内部人士透露，在该公司今年上半年代工生产的手机中，大部分订单来自普天集团旗下兄弟企业波导，而OEM一台手机20元的价格，东方通信从代工中获利微薄。

　　“现在做低端的OEM产品，几乎是不赚钱的”，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厂──明基手机事业部一位产品经理告诉记者。

　　而没有核心设计和技术的东方通信，要在手机代工市场比较高端的ODM方面获得突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