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报 计育青

　　2003年，信息产业部将痛下决心，要啃下“互联互通”这块硬骨头。信息产业部采取的手段是今年启动两项工程，包括电信网的经济成本核算以及建立全国通信网络监控系统。日前，进行网间成本核算的专家组正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与此有关的话题也日渐升温。近期，记者专门走访了国际权威的电信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先生，就

此话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目前，信息产业部正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网间成本的核算工作，您认为如果此次网间结算成本出台后，会对互联互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吗？

　　王煜全：目前业界流传的几种网间成本核算的方法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方法，这就是基于各运营商的成本。不管哪种方法，我的观点是进行网间成本核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目前，国外在解决互联互通涉及的经济利益问题上，一般采用的是“博弈”的方法，也就是说，运营商之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互联互通结算费率上互相出价，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得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就好比拍卖，对于被拍卖的商品我们往往是不知道它的真正价格，但是人们不会计较它的成本，而是在一个起拍价基础上参与竞拍，如果价格合适，交易则结束。如果大家还在争抢，那就继续抬高商品价格，直到商品出手。电信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必须规定一个最高限价和一个最低限价，在这个价格范围之内进行协商。

　　电信本身的特点是前期基础投资大，而未来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预测电信成本本身就存在不准确性，因此没有必要一定要计算出一个成本。如果单纯地在成本核算方面纠缠不清，那互联互通问题可能永远都得不到根本解决，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计较成本。

　　目前，国家正在请一个专家组来计算网间成本，这些专家都是来自非电信业的人，对于他们计算出的成本能否保证公平，运营商是否会认同他们的结果，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记者：国外这个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是运营商是否愿意坐在一起来协商价格？事实上，往往通过协商，运营商也不能保证一定就能找到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价格平衡点，如果这样，该怎么处理？

　　王煜全：这时就是信息产业部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信息产业部可以进行强制执行，让几家运营商必须坐在一起讨论出一个价格来。如果拒不执行，可以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运营商之间也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价格，比如说一家运营商出价6分钱，另一家运营商表示不能接受，提价到6角钱，经过讨价还价，几轮下来，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点都能接受。

　　目前国外对这种“多轮博弈”方法都很认同，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个原则，就是不保证这种方法被所有运营商都接受。也就是说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有商量的余地，但一旦确定之后，不管个别运营商是否接受，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结果来执行。

　　记者：好多人都有一个顾虑，就是目前运营商都认为网间结算成本过低，因此一定会提高新的网间结算成本，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导致资费上调？

　　王煜全：事实上，网间结算成本根本不应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如果运营商以抬高资费为由，那只能是一个推脱互联互通的借口而已。这种谈判是要求在基于资费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整个电信市场来说，总成本是固定的，尤其是网间结算成本，因为是运营商之间相互付费，如果一家运营商的网间结算费多收一些，那么另一家就会相对多付一些，总成本不变；同样，电信总收入也基本是固定的，不是这家赚就是那家赚。有人说成本提高了，资费就一定要上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依据刚才的推理，有人结算支出增加，希望提高电信服务资费来弥补，一定就有人结算收入增加，当然应该相应降低电信服务资费。因此，调高结算成本，只会是某些利润太高的运营商的利润减少了，而另一些利润过低的运营商的利润长高一些，是运营商内部利润的再分配问题，和用户无关。调高用户资费，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记者：其实，互联互通的网间结算成本只是一方面，而是否能够坚持执行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体现出了监管的重要性。您认为中国电信的监管机构目前是一种什么状况？

　　王煜全：与国内相比，国外最大的好处就是监管执行力度很强。例如FCC的监管力度的措施是非常严厉的，没有运营商敢不按章办事。

　　事实上，监管机构应该是监管和经营业务彻底相分离，监管者不能是经营者，经营者也不是监管者。他们两边拥有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监管者擅长制订规则、判断违规行为，而经营者则擅长在现有的规则之下尽可能的扩大市场和赢利。目前，中国的监管机构往往既是监管者，又是经营者，和FCC可以说是“形似神不似”。说起来是有一个监管机构，但机构中的监管者往往都是来自运营商，或者与运营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监管没有力度。因此，我们的监管机构只有做到经营与监管相脱离，完全绝缘，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平、有序、严格的监管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严格的监管体系下，互联互通才能得到彻底的执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3G牌照的发放，全世界都是监管者早早地发放牌照，由运营商来判断实施3G的时机，直到现在也没见到哪个运营商盲目投资3G的。投资能不能赢利是运营商的经营决策问题，只要不违规，监管机构就管不着。但在中国，监管机构因为怕运营商盲目投资上3G，所以牌照迟迟不发，其实他们已经越权了，在替运营商做决策。而由于监管者缺乏对市场的了解，我很怀疑他们对3G投资的判断，如果中国贻误了上3G的时机，监管者肯定难辞其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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