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蔺玉红

　　手机资费该不该下调？如果去问手机用户，估计八成以上的人都会点头，包括移动通信公司自己的员工。

　　手机资费下调有必要

　　老百姓赞同，是因为手机资费下调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利益：每月的通信费用支出着实能够减少。

　　移动公司愿意，是因为资费有下调的空间。一是随着多年来移动业务的超速发展，企业已积累了雄厚的发展资金。二是随着网络规模扩大，管理力度的加强，管理成本和设备成本在降低。三是竞争的需要。降价能吸引来更多的用户，增加业务量，提高资产利用率，自己在市场份额上又保持了较大的优势。四是来自用户的压力。

　　北京移动通信公司的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移动业务逐渐成熟，资费结构也在变化。资费套餐、积分奖励等措施的推出，表明通信服务的层次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来铁板一块的价格体系肯定也要发生变化，移动资费下调总体上是应该的。”

　　今年3月份，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博士就提出应该下调手机资费。他认为，自去年中国联通推出送CDMA手机活动，我国的移动价格大战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除了个别特大型城市以外，各地早已全面突破了信息产业部所规定的每分钟4角的通话费标准，减免月租费、漫游费、变相实行单向收费等做法比比皆是。即使如此，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年终的盈利状况还是很好。这说明，我国移动通信的资费水平具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完全可以下调。如果继续坚持原来所规定的政府定价标准不但已经失去了意义，反而会进一步促进恶性竞争，加剧市场价格体系的混乱，下调资费非常有必要。

　　资费下降已成客观事实

　　让阚凯力没有想到的是，今年春天，随着电信、网通在广州、北京、上海几个特大型城市开通“小灵通”，这几大城市也加入到了移动价格大战的行列中来。

　　在北京，移动公司推出了“来电畅听”包月业务。全球通用户花12元钱，可接听来自中国移动135-139号段的本地网电话100分钟，花30元可接听300分钟、花50元可接听600分钟。实际上接听来电的价格，1分钟只花1角钱；为了应对竞争，北京联通推出了在一定时段拨打和接听电话每分钟只需0.25元的优惠措施。

　　在上海，移动公司的用户每月付25元，可免费接听625分钟本网内的电话。

　　在广州，移动公司推出了“被叫包月”、“夜间主被叫包月”、“全球通亲情网”和“企业集群网”四大包月套餐。使用“被叫包月”套餐，全球通用户在本省接听本网内电话只需付20元；使用“夜间主被叫包月”，在广州(包括番禺、增城、从化、花都)从每晚9点到次日8点，与本网内手机通话(主被叫)只需每月付15元。5个全球通用户组成的“全球通亲情网”，在网内通话(主被叫)，每月只需付10元，还可享受17951 IP打国内长途5折的优惠。15人以上的全球通用户组成的“企业集群网”客户，在该网内通话(主被叫)，包月20元，可享受17951 IP长途5折的优惠。

　　与大城市相比，竞争激烈的中小城市优惠措施就更多，幅度当然也更大。

　　调整资费应统筹考虑

　　“与其如此，不如政府做个顺水人情，索性全面调低手机资费。”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一位专家对记者称。

　　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样做。早在两年前，单向收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多种原因，最终没能实行。

　　中国网通北京通信公司市场部经理李立涛认为，手机资费已下降的确是事实，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不能据此就认定应该降。他建议放到全球大环境来看，我国的手机资费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高了？如果高了，为什么高？国内是否存在移动通信的超前消费？手机资费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原来政府想降，为何降不下来？还有人把手机价格战归咎于“小灵通”，“小灵通”又是怎么来的？它和政府监管又有什么关系？

　　李立涛说，手机资费价格不是独立的，它涉及到政府、企业、用户和股东等多方面的利益，单纯以任何一方的利益作为评价标准都不是很客观。退一步讲，即使资费较高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要改，也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其成因、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考虑。政府主管部门应从这个问题入手，对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进行反思，然后再慎重地进行有步骤地调控，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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