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电信日，随着先进通信手段的多样化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电信日，今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是“帮助全人类沟通”。然而在电信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或许早已淡忘了曾经也帮助过全人类进行沟通的，

曾经风靡一时、独领风骚的电报。

　　40多年以来，《东方红》的优美乐曲总会在整点时间在北京西长安街的上空回荡，北京电报大楼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而今天，与互联网、数据通信以及手机短信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报大楼里的电报业务柜台已“蜷缩”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每天打电报的用户更是寥寥无几。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电报局获悉，目前，公众电报业务量每月只有13万封左右，最多占电报局业务总量的3%。而且这3%的业务大部分都是气象、水利等单位性质的电报，民用电报已经寥寥无几，新开拓的鲜花礼仪电报业务也受到快递等行业的冲击。

　　“北京电报局97%的业务是数据业务，虽然我们仍保留了电报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称呼，但是今天看起来，这个称呼已经更多地融入了计算机通信和信息服务的含义”。北京电报局党务工作部的张玉龄向记者介绍。

　　在他的言语之中，北京电报局的确名不副实：“它是全国数据网络的枢纽，也是数据通信的国际出入口局，它承担着本地数据通信网络和信息服务网络的规划、建设、网络惯例及运行维护工作。”

　　“……‘莫尔斯’的声响伴你走过了童年时代，电传机的跳动把你带入新的革命，互联网的魅力促使你展翅飞腾……”张玉龄写的这首诗为传统电报赋予了时代内涵。

　　昨天，记者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北京电报大楼采访了一位老电报人———今年59岁的王海泉。

　　面对今天电报的衰落，王海泉更愿意沉醉于电报昨天的辉煌。王海泉是最后一批纯报务训练班的学徒工，至今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1961年，他参加的是第22期训练班。从那以后，电报局再也没有开设那样的训练班。

　　“很幸运”，现在，王海泉回想起来自己那段学习经历用了这三个字来表述自己的心情。因为当时去电报房当一名报务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通信工作是为党中央报务，为人民服务，通信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每天能够了解到那么多信息，那是很光荣的”。因为当时电报房就是一个信息聚集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里都有反映。

　　1962年8月1日，对于王海泉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不仅是他的工资从学徒工时期的每月十六块涨到每月四十一块五，而且他的人生将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这一天，他就要去电报房开始他的电报生涯，就要将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付诸于实践了。

　　虽然有了一年的科班训练，但是当王海泉兴冲冲地赶到北京电报大楼电报房报到的时候，面对一排排的电传机、电键，还有机器和传送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音，这一切还是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有师傅手把手地教”，就这样王海泉认下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开始了他的报务生涯。

　　“滴答是1也是A，滴滴答是2又是U，滴滴滴答答是3，答滴答滴是C……”似乎很绕口的电报术语王海泉现在依然明了于心，对记者讲起来也是津津有味。

　　坐在机台前，王海泉心里面什么也不想，他说那个时候就想着如何准确无误地把电报接收、检查、分发。20多厘米宽、碗口粗的纸卷不断地传来，王海泉就不停地将它齐整整地撕下来，然后迅速看上一遍，如果有错马上纠正。他们管这个叫做“落地”。如果没有任何差错，这些电报就要被分发到各个电路，抑或沈阳、抑或上海、抑或广州。总之，那个时候，大江南北，电路相通，电报相传。

　　唐山大地震那一年，王海泉记忆最为深刻，电报数量几天之内陡然上升。询问消息，是否平安，关注事态，怎样进展，进行捐款，如何帮助，一时间亲情、友情、爱情这人间三情通过北京电报大楼的电报房向唐山涌去，唐山虽然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唐山人那一刻却并不孤独。“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那一段时间，王海泉的工作超负荷，但是他干得心甘情愿。因为当时电报这种方式最能迅速便捷地传递人们的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初可谓是电报这项业务的黄金时期。“最多的一天发电报量能有14万封，相当于现在一个月的发电报量”，王海泉的言语之中一半是自豪，一半是遗憾。

　　巨大的工作量使得电报房不得不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运转，当时共有四班人员轮流上班：早班是七点到十二点，中班是十二点到十八点，接下来是从十八点开始到二十二点半的小夜班，最后则是二十二点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的大夜班。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王海泉和报房的其他师傅们就这样坚守着，忙碌着，“别的单位的夜班还能休息一会儿，我们不行，电报一封接一封，两只眼一分钟都不能闭，更别说吃夜宵。”

　　“那时人们的生活真是离不开电报。”王海泉讲起话来铿锵有力。

　　“请到站接我”，这是当时人们在北京火车站临上火车之前向目的地发去的电报。

　　“300元，请查收”，这是当时人们给对方汇款发去的电报。

　　“相亲，请准假”，这是当时一位解放军战士给部队发去的电报。

　　“××时间、××地点开会”，这是当时上级单位向各个下级单位发去的电报。

　　“节日快乐”，“拜年了”，当时过节的时候也是王海泉最忙的时刻。即使现在，通过每年的春节晚会就可以看出，贺电依然十分繁忙。

　　老一代报房人回忆中最多的是忙碌与充实。然而当记者提出要了解新一代报房人的生活之时，王海泉的脸上挂满了遗憾。“从1982年起，我们电报房就没有招过人了，报房里最年轻的今年也已经43岁了，那还是22年前参加培训班的学员。”

　　报房里的年轻人叫张祥仁，一个听起来十分吉利、喜庆的名字，然而，张祥仁这一代人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北京电报局似乎已经名不副实了，也许该改改名字了，因为现在提起电报局，人们恐怕首先想到的是“数据通信”和“互联网”。

　　如今，电报局里原来600多人干的报房活现在20人干已绰绰有余。一是电报量确确实实地少了；二是现在报房早已不是原来那般模样，20多台微机取代了老式的“莫尔斯”、电传机。

　　“那个时候，北京电报大楼的三层是国际和市内报房，四层是国内报房，几百台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报房内部虽然高达80分贝，噪音是噪音，但是听起来习惯了，也是舒服的”，王海泉依然沉浸在回忆之中。

　　“现在的报房有100多平方米，没有噪音，但是有一种令人淡漠的沉静”，显然，张祥仁的感觉明显不一样。

　　“虽然全都自动化了，但是也有自动化处理不了的，像电报挂号写错的，地址写错的，我们每天就做这些工作，当然这也是通过微机来处理的。”张祥仁讲述着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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