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蔺玉红

　　周德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周德强日前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就电信领域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应允许四大运营商经营全业务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巩固电信改革成果。电信领域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四大电信运营商竞争的格局，要继续巩固这一成果，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周德强：电信公司、网通公司如果只经营固定电话业务，风险非常大。从国家、企业和管制部门的角度来看，都应允许四大运营商经营全业务，以形成一个公平、统一、开放、有序的竞争环境。目前四大电信运营商各有优势，经营全业务后，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另外，电信、网通如果搞移动通信业务，可带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投资。

　　记者：在您看来，全业务牌照应该怎么发放？

　　周德强：给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发移动牌照，给中国移动发固定牌照，允许中国联通在全国经营本地电话业务。全业务牌照发放后，做什么，怎么做应该让企业说了算。

　　从语音和窄带业务切入移动领域

　　记者：您刚才说希望政府发放移动牌照，而没有说发3G(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您是不是认为3G还不成熟？

　　周德强：从技术上来讲，3G正逐步趋于成熟，但3G手机还要等一段时间。另外，3G业务和经营模式还在试验，市场需求有多大，运营商能提供哪些业务都还在探索阶段。

　　记者：中国电信搞移动业务的话，将从何处做起？

　　周德强：中国电信将从语音和窄带业务开始做，所采用的技术，既要有利于语音和窄带业务的发展，又要有利于向高层次业务过渡。

　　记者：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已经涵盖了GSM和CDMA两种制式，两家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到2.2亿户，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经营移动业务还有多大市场？

　　周德强：国内市场较大，移动业务还是有潜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电信对移动业务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几年后能占20%的市场份额就很不错了。反过来，中国移动如果搞固定业务，也不会占太多的市场份额，全业务经营后，大家各有优势，各有劣势。

　　对“小灵通”业务不做统一要求

　　记者：目前，全国各地的“小灵通”有星火燎原之势，中国电信对该业务持何态度？

　　周德强：“小灵通”只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对电信企业来讲，它的优势是设备造价低，又可以利用自身的铜线存量资源，把存量激活。对老百姓来说，因为资费低，大家都喜欢，所以在某些地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小灵通”虽然在技术上有很大提高，但和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相比，还是有劣势。中国电信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对“小灵通”业务不作统一要求，各地方可根据当地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做与不做。

　　记者：有传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将搞“小灵通”，您认为，大城市适不适合搞“小灵通”？

　　周德强：“小灵通”比较适合中小城市，在大城市没有太大优势，网络优化所需的代价将非常大，中国电信对在大城市大面积搞“小灵通”业务持保留意见。

　　记者：中国电信会不会在北方10省开展“小灵通”业务？

　　周德强：中国电信在北方没有本地接入网的资源，如果搞“小灵通”业务，成本会比较高，在这点上，中国电信头脑非常清楚，不会去搞。另外，各地发展“小灵通”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要保证服务质量。

　　非对称管制已没必要存在

　　记者：在目前市场格局下，您认为非对称管制是否应该取消？

　　周德强：目前，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是37%，中国电信是32%，中国网通是16%，中国联通是12%。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非对称管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非对称管制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对基础电信业务，政府制定指导价格是应该的。中国电信现在已经感受不到多少非对称管制了。

　　记者：对中国电信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您怎么看？

　　周德强：普遍服务世界各国都在做。我国目前实施普遍服务的方法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下来的，其实，每个运营商都有承担的义务，但是政府要有所补偿。国家应尽快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否则各地的信息化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要健全电信管制法律体系

　　记者：你对新一届政府在电信监管上有何期望？

　　周德强：首先要健全和完善电信管制法律体系，尽早出台《电信法》。《电信法》要有中国特色，并能包罗整个电信领域。另外，该法律体系要有刚性，一旦颁布，要坚决执行。其次是要加大监管力度，改进监管方法，人员结构要趋于合理。现在我国电信监管人员搞技术的较多，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监管人员大部分是搞经济和法律的。监管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一定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特点加以监管，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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