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理：电信资费改革五年之痒_业界-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

走向合理：电信资费改革五年之痒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3月05日 10:09 中国经济时报

　　张伟

　　1998年，学术界围绕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大讨论点燃了电信行业全方位的改革。

　　改革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核心，切入点则落在了“电信资费价格”上。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有关电信资费标准的调整工作持续进行，但全社会对电信产业″谋取暴利″的批判之声则始终相随。

　　2002年，伴随着电信机构的分拆、以及各运营商之间竞争的愈加激烈，有关电信企业“暴利”、“恶性价格战”的评价与传闻依然不绝于耳。

　　如果我们回顾五年来电信资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再对照如今的现状，大家会发现：电信资费的改革之路依然漫长……

　　世纪突破

　　1998年和1999年，社会各界对当时电信部门“赚取过高超额垄断利润”的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虽然信息产业部在此期间曾频有举措，但收效并不明显。

　　于是，2000年12月25日，经过一年准备，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对外发布了“电信资费调整方案”。

　　该方案经人大和政协代表、运营商代表、专家代表、大用户代表、普通消费者代表等各方论调后，从30多种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在内容上，涵盖了除移动电话之外的全部基本电信业务，从而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电信资费调整方案。”

　　在该方案涉及的八项资费业务中，有七项下调，且部分业务如国际电话、出租电路、拨号上网通信费等下调幅度更是超过50%。

　　但该方案在推出之后却未能赢得喝彩。

　　首先是许多电信用户不满意：因为用户十分关心的″移动电话单向收费″问题在此次改革中并无涉及；而与大多数市民联系最为密切的市话资费标准改为“3＋1”(前三分钟2角，随后一分钟一角)后，市话价格“不降反升”，市民无法理解。

　　其次是电信企业也不满意：他们认为此次资费降价“范围过广、幅度过大”，会使电信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减少，而这对于基础薄弱的中国电信业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不过，虽然方案在当时没有得到社会肯定，但中国的电信产业在随后几年里却显示出惊人的发展速度。

　　随后的2001年，国家计委与信息产业部在这次改革的基础上联合发布《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规定：对于部分执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电信业务，允许电信经营者自主定价，前提是必须事先在电信监管部门备案审批。

　　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监管部门希望通过“适当地放开价格制定权”的方式，让电信企业走上合理规范竞争的道路；同时又保留了审批权，以预防恶性价格战的发生。但不曾想到，由于监管部门内各种固有利益的牵连，导致其在监管执行上力度不足，并最终“怂恿”了运营商“明目张胆地违规”。

　　“单向收费”风波

　　相对于固话通信资费的调整和管理(包括市话、长话、宽带接入以及IP卡)，移动资费市场近两年来的变化更显得波诡云谲。

　　2000年12月25日三部委正式对外公布“电信资费调整方案”前，有关“此次资费调整将实现手机单向收费”的传闻络绎不绝。

　　最先公布这一消息的是并不为人熟知的《岳阳晚报》，该报2000年11月19日发布的一条消息中称：岳阳移动通信公司决定从2000年11月21日起，对岳阳市25万中国移动新老客户在本地网互相通话时实行单向收费。

　　随后，一向出言谨慎的“中央电视台”也于11月20日在《晚间新闻》中报道了“政府即将出台移动间单向收费”的“新闻”。该报道说，“移动间单向收费”方案终于议定，并已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此外，该报道还公布了“方案的主要内容”。

　　而与此同时，信息产业部当时一位刘姓司长和一位钱姓高级研究员，也先后在不同场合对外透露：信息产业部将于2001年1月1日起实行“手机单向收费”政策。

　　最为关键的是，面对社会各界的疑问，信息产业部在通过新华社发布的“官方消息”中，同样闪烁其辞，未能给社会予以明确答复。

　　这一切都使得“手机单向收费”的事实似乎随时可以实现。

　　然而未曾料想的是，这种种传闻最终造成中国移动0941.HK　和中国联通0762.HK　在香港股市上“剧烈反应”。这两只香港股市的“大蓝筹”因市场传闻连日大挫，仅中国移动一周之内便跌幅达20%，市值瞬间蒸发170亿美元。

　　于是，2000年12月5日吴基传部长亲自来到香港，借参加由美林、高盛等举办的基金经理电话会议之机，对外表示“手机单向收费在随后两年之内不会予以考虑”。

　　吴基传同时发表了一个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讲话，他说：信息产业部正如一个厨房，大家(信息产业部各官员)只是厨房中的一员，例如切洋葱的人，他未必知道整道菜如何烹调的，如果有投资者因为轻信这个人的言论而作出决定的话，最后只会自招损失。

　　该言论公布不久，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股价便迅速回窜，并同时带动香港恒生指数的大涨。当时，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用下了《吴基传金口救市、一句话值一千四百亿》的醒目标题。

　　吴基传部长“两年内不考虑手机单向收费”的名言，在随后的两年内成了一条“未成条文的条文”；与此同时，“不能炒作‘单向收费’”也成了各家媒体的一项政治任务。直到2002年底，“两年期限”已过，手机单向收费的问题才再次敢于浮出水面。

　　告别“初装费”

　　在电信资费调整的同时，“取消电话初装费”也曾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2001年7月1日，财政部、信息产业部联合下发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取消“电话初装费与手机入网费”。

　　许多媒体报道称：“这是信息产业部一年之内第二次调整电信价格。”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本身并不属于电信资费范畴，而是“国家税收的一项费用”。

　　作为一个资金并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早期能够拿出来用于电信事业建设的资金相当有限。所以，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分别从1980年、1987年开始收取这两项费用，以投资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据统计，至这两项收费被取消为止，″原中国电信″收取的电话初装费达1100亿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收取的入网费则达1400亿元。这些费用中，国家除扣去3%的水利建设资金和5%的移动通讯产品发展基金外，约90%的部分返还了运营商，而正是这笔基金使得我国的电信网络在20年里得到了超常规发展。

　　初装费和入网费的取消，意味着电信行业每年在此项目上会减少近百亿元收入；同时，也意味着从此之后，电信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将主要通过企业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来筹集。

　　在取消这两项费用的随后几个月中，全国范围内电话申请用户数量明显成倍数增长。截止到2002年底，我国的固话拥有量已逾2亿户，成为世界第一。而在2003年2月23日举行的中国电信集团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提出：为方便人民生活需求，进一步提高电话装机量，有关方面可以考虑减免目前实行的电话月租费，以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小灵通“逼宫”

　　2002年下半年始，中国电信“小灵通”成功“打入”西安、成都、重庆、杭州、福州、济南、海口、石家庄等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依靠“单向收费、市话价格”的优势，“小灵通”一年时间“悄无声息”发展了700万用户，其所到之处均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小灵通狂潮”。

　　2003年伊始，“小灵通”逼近广州、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电信直逼移动、联通的“心脏部位”。

　　而在此之前，由广东电信引起的一场渲染大波稍稍平息--广东电信通过一项“游子归家”业务，让手机用户实现了免费接听来自固定电话的呼叫，被认为是不仅“侵犯了移动运营商的利益”，而且“形成了实际上的单向收费”。

　　外界认为：作为一家固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在成功实现海外上市目标之后，变的不再“安分守己”，他们利用“小灵通业务”在移动领域试水，并且“扰乱了我国的移动资费市场秩序”。

　　不过，“扰乱市场”的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全国范围内的“资费大战”早已斗得天昏地暗。两家移动运营商在二、三级城市开展的各种“取消月租费、变相话费打折、变相单向收费”活动，一浪高过一浪。

　　已历经数年冲击而始终岿然不动的中国移动资费标准，在实践中越来越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挑战。“取消双向收费”、“降低资费标准”、“取消月租费”等呼声再一次成为人们谈论话题的热点。

　　相对于两年前的“单向收费传闻”，此次有关“移动资费标准”的讨论因原中国电信的分拆、“小灵通悬疑”、新中国电信海外上市、以及电信产业部人事变动等事件而显的更为纷繁芜杂：

　　首先，在“是否允许开展‘小灵通’”的问题上各方就莫衷一是；其次，本次可供选择的移动资费调整方案也较上次更为丰富：建议″取消单向收费″的专家有之；建议“保留双向收费、降低资费标准”的人士有之；而建议“包月制”的人士亦有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媒体在本次移动资费问题的报道上也显得尤其谨慎--因为近年来一个较为流行的版本是：2000年资费调整之所以最终未能实现手机单向收费，就是因为“传媒太冒失，单方面过早而又生硬地向外界公布了改革方案，最终引起了股市的恐慌和改革方案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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