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张伟

　　“近年来，我国电信资费价格改革的总趋势，是由政府统一定价逐步过渡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回顾近年来我国电信资费改革的发展过程时，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的阚凯力教授说，电信资费价格的监管方式，应该随着整个电信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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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培芳持同样的观点，不过他进一步强调：“电信技术的发展，必然使我国电信资费价格的变化越来越趋于成本。”至于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是市话价格相对增长、其它电信业务价格逐步下降，其中尤以移动资费价格的下降最为明显”。

　　不过，对于近阶段出现的“电信资费监管混乱、恶性价格战激增”的状况，两位专家分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向我们的电信监管部门“挑衅”。

　　麻烦的“小灵通”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2002年下半年以来，移动资费市场之所以显得如此混乱不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灵通的搅局”。这种在国外早已被淘汰的技术，“将本已失衡的移动资费市场冲成了一盘散沙。”

　　对于“小灵通”所引发的资费问题，阚教授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资费问题，实质上这是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的‘反攻倒算’行为，‘小灵通’反映了它们企图恢复全面垄断地位的野心。”

　　阚凯力教授说：“小灵通”如今之所以畅行无阻，“实际上是对我国现有电信体制的一种挑战，因为它直接否定了1999年和2000年以来中央对于原中国电信‘一分为四’的决定。而我们的电信监管部门在政策的执行与监管力度上过弱，也有明显的失职之处。”

　　有消息称：“小灵通”即将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并将于5月17日的国际电信日上被宣布“全面解禁”。

　　阚教授表示他对此极为担心：“中国电信对发展‘小灵通’业务如今如此迫不及待，就是利用了我国电信监管部门这段时间软弱无力的现实，他们以消费者的利益要挟政府监管部门，希望后者承认自己原有的全面垄断地位。”

　　阚教授最后指出：要解决如今全国2000万“小灵通”用户今后的发展问题，一个“应急”的办法是：将“小灵通”业务拆分出来，成立第三家独立于市话的移动运营商，并接收目前的小灵通业务，逐步把他们转移到正规的移动通信业务上来。(如GSM、CDMA或其他)

　　“不过，治根的方法是把市话这种天然垄断性的基础业务，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中拆分出来，然后作为公用事业进行管理。这可以为其它电信业务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后，阚教授说：“我强烈呼吁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再次进行拆分。”

　　相对于阚教授的“大声疾呼”，杨培芳则认为：“小灵通其实并不能真正给电信业的发展带来挑战，因为作为一种淘汰的技术，如果科学地为其成本做一个测算的话，相信它根本不具有任何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之所以如今会掀起“小灵通旋风”，杨认为：“关键是因为目前移动资费过高，显出了小灵通的优势。一旦对移动资费的价格进行下调，‘小灵通’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而实际上移动资费价格下降的空间应该还是很大的。”

　　手机该怎样收费？

　　2002年，恶性价格战最为激烈的战场非移动市场莫属。这其中“变相单向收费”“首当其冲”。

　　在吴基传部长有关“手机单向收费两年之内不予考虑”的表态“过期”之后，“手机单向收费”的话题再次成为了全社会的“热点问题”。

　　面对消费者要求“手机实行单向收费”的呼声，阚凯力教授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消费者在长期使用市话时养成的习惯；“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我国目前移动资费价格水平过高的问题，这与是否改变收费方式无关，必须分开讨论。”

　　阚教授强调，自己“并不赞同采取手机单向收费的方式”。

　　“因为，从电信企业的成本角度看，主叫手机与被叫手机所占用的电信系统资源是相同的；其次，绝大多数手机用户对每一个通话(主叫或被叫)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主叫方与被叫方的使用价值也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主被叫双方都应该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负担成本与费用。”

　　“也就是说，手机双向收费的方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阚教授进一步强调：“反过来，如果实行单向收费，必然会影响手机的使用价值。因为既然主叫方费用过高，而被叫方无需付费，那大量用户就都不愿做主叫方而只等着接电话了，这必然降低手机的使用价值；并且，单向收费还可能导致运营商之间本已痼疾难消的互联互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一点无须赘述。”

　　所以，阚教授认为，解决如今有关移动资费争论的合理办法应该是：“移动资费完全应该下调、双向收费必须保持不变。”

　　杨培芳研究员也同样认为，要解决如今移动市场资费混乱的问题，“降低资费价格水平是第一位的、改变收费方式则是第二位的。”

　　不过，杨建议有关部门在制订移动资费方案时可以考虑实行“包月制”。

　　杨培芳介绍说：电信企业的经营并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特点，其经营成本有网络经济的特点。比如，当用户的手机与交换机接通之后，无论用户的通话时间有多长，其成本却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杨认为“包月制”是比较符合这一产业发展规律的，他以美国为例：“比如美国的移动资费标准就是每月19美元的封顶包打……当然，如果在我国实行这一标准，具体的价格可以经过论证后得出。”

　　“实行包月制的一个最大好处是在企业成本没有增加的前提下，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与整个电信行业的社会效益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增长，这种‘既利己又利人’的做法是非常合理的。”不过，杨同时也指出：“目前一些电信企业的行为却是‘既损人又不利己’。让人非常无奈。”

　　监管新思路

　　而对于目前由“小灵通”所引起的各电信企业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的问题，杨指出：政府监管部门对此应负责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政府监管部门这只手失灵。”

　　实际上，去年年末，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曾表示，将在2003年加强对电信企业的监管，并以此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却不料话音未落，恶战的局面更为繁杂。

　　杨培芳说：“其实，‘小灵通’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现在却变的复杂起来，一些电信企业在竞争时不按规则和规律办事是主要原因。”

　　杨培芳指出：“我国目前电信业出现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对行业规律研究不透彻造成的，但更多时候是有些部门根本不愿按规律办事。”

　　据摩根士丹利之前公布的一份报告称：由于目前中国电信监管环境依旧非常的不透明，所以，“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会给在海外上市的国内电信运营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作为一个带公益性的领域，电信产业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管理、定价，是绝对不行的。而作为监管部门，必须不断去发现规律，并且随着电信业整体的发展，更新监管的思路和角度。所以，在发挥政府部门监管的同时，运用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管机构’、发挥‘社会监管’的力量，让监管透明、公正、合理，才是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