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电信竞争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广受诟病的电信价格“暴利”，价格战已不可避免；而价格下降的趋势如何与企业和产业的上升趋势相得益彰，正是呼唤行业监管与《电信法》出台的最深背景。

　　本报记者 郭冬颖 北京报道

　　2002年，电信运营商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从增加竞争、降低价格上看，这应被看作电信几次拆分重组的良性结果，但相对僵化和垄断，业界开始担心另一种极端情况的出现：过度竞争及其最典型表现——恶性价格战。

　　虽然在价格上频频发力，但以价格战为主的恶性竞争让运营商自己都深感畏惧。一位曾任职信息产业部主管资费调整的人士日前向记者表示：“以前高高在上协调别人，到企业后我才发现，恶性价格战正在成为电信业发展的最大风险。”而此时，该位人士刚刚在某电信运营企业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另一极端

　　2002年，中国各大电信运营商为了各自的市场份额，无一例外地展现了它们运用价格利刃的高超手段。同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又复杂多变，每一个运营商在每一个层面都面对不同的“敌人”与“盟友”，而随着竞争层面的变化，敌人和盟友也时刻发生着变化和相互转化。

　　从理论上看，2002年电信第二次拆分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目前所有电信服务领域都至少存在两个竞争者，如固话领域的电信、网通、铁通、联通；移动通信领域的移动、联通。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同出一门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捉对厮杀，并马上互相侵入对方领地。记者得知的最新消息是，中国电信已在北京铺建长途骨干网，其代理商则拼命抢夺网通的“17931”IP长话客户。某设备商透露，中国电信的北方扩充计划惊人，已与思科、亚信、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国内外知名网络设备制造商签订合同，将在北方十省、区、市建设宽带网络工程，而宽带网络的最终目标当然是数据业务、甚至是固话。

　　同时，中国网通也在南方厉兵秣马。据悉，兼并了原网通、原吉通的中国网通集团正在加紧内部整合，拟消除各组成企业在经营风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冀望原网通和原吉通在南方的固有阵地和势力成为拓展南方市场的桥头堡。

　　但是，伴随国家电信业战略重组出现的是在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全国各地激烈展开的价格战。

　　1999年电信第一次拆分前，仅有的两个运营商电信和联通的规模和地位相差悬殊，价格战根本无从谈起。电信业最早的价格战始自IP电话，其时吉通为打开市场，首次将IP卡价格“跳水”至五折以下，IP卡也因此成为吉通的主要收入来源。随后，联通、原网通都奋不顾身加入IP卡打折战。南北分拆后，随着杀入北京的南方电信开展IP卡业务，一直坚挺的网通集团北京通信公司的IP卡价格也开始松动，从七五折降到六五折，其它地区的IP卡市场更是乱成一团糟。

　　价格战接下来席卷了宽带市场。电信和原网通在此领域大打出手，争夺商业楼宇；而在社会市场层面，电信又和长城等业外力量为争夺小区宽带而竞相杀价。

　　铁通获得固话牌照后，宣布藉国家扶持政策，要以“比电信低10％的价格打破电信垄断”，只可惜恰逢国家取消固话初装费，铁通壮志未筹，根本无法借“低价”出击，不过其后它又进入IP卡领域，几乎号称资费最低。

　　然而最激烈的莫过于2002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CDMA以及2.5G移动通信上针锋相对的竞争。日前，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互联互通事故”的四川德阳事件就是双方价格战的后果，而各地分公司开展的入网赠手机活动更打到最低一折。

　　新价格战不可避免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2003年的电信业竞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是2002年的继续，由于关系各家未来，竞争方式和惨烈程度难有很大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业界有所谓电信资费平均降低30％之说。

　　目前，各运营商之间已呈混战，很多用户反映的服务质量问题其实都与运营商之间相互遏制分不开。比如在小灵通问题上，针对电信、网通向移动通信领域的渗透，移动和网通拼命狙击。但对于联通的CDMA，移动和电信又有共同语言——遏制，所以，在互联互通问题上，不仅是CDMA拨打GSM难，在不少地方，CDMA手机拨打固话也难。CDMA不仅是与GSM竞争，电信同样将其看作对小灵通的威胁。联通日前宣称2003年CDMA用户要达到2000万，考虑到2002年联通依靠赠送手机等手段完成700万用户已非常勉强，一位业内人士说，“联通CDMA今年不用价格手段还能用什么？”而小灵通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不过，最近广东电信推出“游子归家”业务，双双触及移动和联通的神经，两家死对头这一次则携手向广东通信管理局告状。

　　相比联通CDMA的入网赠机，移动在新业务上却一直没有采取类似的变相降价手段，导致GPRS发展缓慢。但种种迹象表明移动不会坐视CDMA二期网的开通，据悉，移动已大量采购GPRS手机，同样准备搞赠机。

　　目前，两大移动运营商均已明确了2003年的竞争方向，即移动数据业务、服务及产品价值链的整合，而且在竞争之余还要分心于“小灵通”。据目前情况看，2003年“小灵通”还会有相当大程度的发展，从移动在某些地区发展“百姓通”狙击“小灵通”来看，价格激战仍无法避免。

　　呼唤资费监管

　　对于恶性价格战，主管部门已多次提出严厉警告。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就曾指出，价格战降低用户对电信服务的信任程度，使用户对电信价格和服务消极观望，如此发展的电信业后患无穷。

　　事实也是如此。价格战已使市场搞不清企业的正常价位是多少，更会怀疑不参与价格战的企业是在牟取暴利，无限制的价格战只能使电信业的经营环境恶化。一个例子是，长期低价打折的吉通重庆分公司占领了重庆大部分IP卡市场，但去年7月底，吉通重庆分公司竟因无钱支付IP电话的网间结算费用而被重庆电信公司告到仲裁部门，原因就是价格战使重庆吉通利润率大降，增量不增收。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对电信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制度高于技术”理论。事实的确如此，目前中国电信业已发生沧桑巨变，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过去以扶持新兴运营商为主要目标的电信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制约价格战的电信资费制度就是显著问题。过去，电信资费赋予新兴运营商实行低价的权力，但现在的情况是老牌运营商有时也敢于打折，并且出手更狠，而这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管。

　　据信息产业部内部人士透露，对此主管部门并非不了解。早在2000年，信息产业部就建立了电信价格监控系统，对电信资费进行监控和观察。2001年，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即对于部分业务，允许电信业务经营者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电信业务资费进行调整，企业可以自主定价，但事先需上报有关监管部门通过相关程序进行审批。信息产业部的初衷是，把价格放开肯定有利于市场竞争，同时，又由于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政府也能对其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恶性价格战的发生。

　　但事实是，目前各级通信管理局管理力度很弱，运营商价格违规也往往得不到任何惩处。一位业内专家说：“加强政府监管、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是不可少的，而这首先要求《电信法》必须出台”。

　　造成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各级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多来自于原中国电信，这种与运营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对电信价格的监管难有力度。“之所以一再要求从信息产业部中分离出来一个电信监督委员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或者是信息产业部转变为这个委员会”，这位专家说。

　　但这个可能导致主管部门权力重新分配的改革能否真正实现还是个未知数。在目前情况下，更多的只能依靠运营商的自律。

　　管理新风格？

　　竞争可以降低资费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但过度的竞争实际上使市场和产业双方受损，所以，电信业正呼唤理性而有力的监管。

　　此间人士分析，信息产业部对电信业管理的工作重点和自身职能可能发生转变。显见的依据是，新任信息产业党组书记、副部长王旭东，将接替现任部长吴基传掌管信息产业部。

　　“王与吴二人的背景、风格颇有不同”，信息产业部某官员私下如此评价。1983年即任邮电部副部长、10年前转为正部长的吴基传已先后掌舵邮电部及信息产业部近20年，熟悉的人都知道，吴是技术出身，更侧重于经营角度，即如何扶持运营商和设备商，以做大信息产业，这一点，吴完成得非常好——靠固话初装费和手机入网费，中国电信业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中国几大运营商的规模都具有世界水平。

　　但形势已大为变化，目前，中国几大运营商正从被扶持求发展的时期转向激烈竞争的时代，信息产业部的职能似乎不再是出台政策扶持运营商，而应该是如何加强监管，使得竞争更加规范。

　　此时，王旭东的出现似乎正顺应了这种潮流——王旭东除了在原电子工业部某研究所工作过几年外，其余都是从事政务，其对政策和宏观的把握能力较强，于是王旭东掌舵信产部可能就意味着信产部加强监管职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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