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的竞争，到底应该建立在遵守法律、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还是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

　　使用中国联通CDMA手机的700多万用户可能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虽然CDMA手机的铃声要比GSM手机好听，但有时要想一次拨通所呼叫的电话或一次被呼叫成功却很难。

　　有人说，这是因为CDMA的技术不成熟、网络覆盖率太低。也有人说，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电信行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给通信市场的监管留出了空隙……

　　而知情者透露，目前，虽然电信企业间的网络“互联”了，但企业出于利益的需要却不能真正互通，所以，任凭你把电池的电都打光了该不通还是不通。

　　行业观察-本报记者徐滨

　　某公司客户经理张先生，眼下正为一件事发愁，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每月既要交中国联通的120元话费，又迫不得已把原来的老号码恢复使用，继续向中国移动付话费，原因是CDMA的手机既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免费使用中国联通手机的条件就是必须每月要打够120元的话费，打不够也要交120元，这“双向”付费我找谁说理去，又有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改革应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

　　在电信行业有种观点，认为自电信业政企分开后，随着中国电信的拆分和“5＋1”格局的形成，电信业改革已基本到位，剩下的问题可由市场去解决了。

　　分析人士认为，其实，中国电信业的改革目前只是刚刚起步。就拿互联互通来说，互联互通不仅未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相反倒为企业增加了不少麻烦，如企业间的话费结算、新兴企业利用传统企业的资源如何结算、网络的维护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自身利益。正是由于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互联互通缺乏应有的积极性，所以也就难怪张先生发愁了。此外市场监管、普遍服务等问题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电信业的改革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专家认为，网间的互联互通是需要企业付出成本的，但谁愿意为不相干的事去分担这笔成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状态下，哪个企业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竞争对手服务？损害企业自身利益的事又有谁会去做？

　　企业失去了对互联互通的积极性，所以，CDMA也只能是空有高端技术，而无施展才能的市场了。由于市场监管不力，政府对电信行业所规定的普遍服务也约等于一纸空文。再有因技术上的特性，致使普通百姓无法了解CDMA打不通的事实真相，更无法拥有“打不通”的知情权。

　　互联互通世界性难题

　　巴西总统曾下令，要求各电信公司之间必须互联互通，中国政府也曾强令各公司之间必须开通短信业务，应该说，政府在互联互通方面也是费尽心机，但互联互通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说，CDMA通得不好不完全是互联问题。从世界范围看，1984年美国电信分拆，随后又并购，2000年又分拆、并购，重组不断。1996年美国出台了新修改的《电信法》，其核心就是全面引入竞争，当时欧洲、巴西、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也都跟着美国学，其中印度把国家电信分成了20多个营业区，到现在其电话普及率只有4%左右。事实证明，在电信行业全面竞争的做法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杨培芳说，由于网络经济规律的特殊性，部分、适度地引入竞争才较合适，从三基元哲学思想看，中国电信市场应以3家大公司在市场中竞争最为理想，这样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有效的竞争平面。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拥有量就是有力的证明。

　　电信网络互联性带来的一个重要难题是，网间互联的经济结算关系。不同的网络、不同的经营者共同完成一项信息服务，新增接口成本如何分摊？互联费用如何确定？计费和收费谁来负责？在网络互联互通领域，完全的市场竞争已不再适用，协同与合作才是理性竞争的前提，这是传统工业所少有的情况。

　　他说，传统经济主要以钢铁水泥为基础资源，用量越大成本越高，一般符合收益递减规律。新经济则以沙子(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的原料)和人的智力为主要基础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杨培芳认为，互联互通应该是社会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不是由市场选择的，是一种平等协商、行业仲裁、政府制定，并按成本结算的原则由独立机构监管。

　　平等互动体现普遍服务精神

　　据杨培芳介绍，普遍服务是世界各国所重视的内容，政府要照顾大众市场，所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企业追求的是投资效益最大化，如果企业只想在高端领域占领市场，难免就会忽视了普遍服务的精神。过去是一家垄断式的普遍服务，现在市场格局变了，而政策却没有跟上，自然会出现拨叫难通的现象。目前的这种竞争格局也不利于网间的互联互通。

　　应该说，体现普遍服务精神的网间互联互通是电信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道难题。

　　他说，网络经济具备一种天然的平等、合作和互动精神，电信业以特有的经济特征体现着这种网络精神，这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业基础。

　　但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74.2万个行政村中，东部地区通电话的比例为95.4%，中部地区农村通电话比例为80%，西部地区仅为47%，而全国未通电话的行政村仍有10多万个，这种状态怎能体现普遍服务的精神。明明是企业投资的增长点却很少有人去做。另一方面，由于电信市场缺少监管的资源和力度，高端市场出现了问题，也只能是罚10万块钱而已，但他可用上亿元的利润来弥补这一块损失。

　　互联不互通病根在哪？

　　杨培芳称，应从政策上促进信息网络对经济的快速渗透，以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真正体现普遍服务、互联互通。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电信业拆分并不是最有效的竞争，应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引导企业调整思想，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把眼光盯在高端市场。

　　过去由于垄断经营，电信普及任务主要靠政府来实现。而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和电信竞争格局的形成，使企业都愿在高端抢市场份额，在有限的资源上过度竞争，就容易造成互联不互通。政府应设立普遍服务基金，以鼓励企业开发新市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普遍服务基金可由电信企业交纳，或者由政府扶贫基金出一部分，关键是公平合理地补贴企业开发的成本和农村、贫困地区的电信用户。

　　同时，鼓励非国有资本(包括用户股份制形式)进入，进一步开放落后地区电信市场，以招标形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经营电信。

　　杨培芳分析认为，传统经济提倡低投入、高利润，而网络新经济的特点是高投入、薄利润。经营网络企业不能急功近利，指望一夜暴富，必须以高质量、高信誉锁定消费者，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思想体系出发，电信企业应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尽可能降低成本，使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地区的电话使用量增加，企业收入上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避开在有限的市场中竞争。

　　他指出，许多企业把普遍服务当成了沉重负担，其实在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下，重视普遍服务可以带来多赢的结果。目前电信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加强对电信乃至整个信息产业经济规律的研究，摆脱传统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识误区。市场竞争不规范、互联不互通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电信行业的经济规律认识不清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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