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争得了相对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它开始在财务控制上不遗余力，它的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都在不断被修正，现在，田溯宁把他所领导的公司叫做“小网通”

　　本刊实习记者 张亮/文

　　这还是你熟识的那家充满激情的网通吗？

　　虽然从名字上，经过今年初那场中国电信二次拆分的大手术，1999年成立的、由原亚信创始人田溯宁领导的“中国网络通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通公司)”已被政府指定成为包括吉通在内的“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网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但不少外界人士现在还是很容易把“网通公司”和“网通集团”相混淆，甚至干脆认为前者已经不存在了。

　　整合过渡期的动荡不安的确让网通公司一些内部人士的神经高度紧张。

　　一些员工的直接感觉是，“头几个月公司特别安静，现在突然乱了起来”——原本900人的网通公司总部里已经有200人的市场队伍被划入网通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并要将剩下的700人中的200人作为建设和运营维护队伍向地方公司下派。一段时间以来，每天公司都有专人负责和员工面谈，询问是否有“下去”的意愿。一些员工把这当成“间接裁员的开始”，包括部门经理在内的很多人不想去，于是开始到其他几家电信公司的网站上看看招聘启事。

　　在费用控制上越来越“抠门”的趋势也让他们很不爽。比如400公里以下的出差不得坐飞机，车费、电话费和餐费等都被严格控制。一个极端的故事是，今年公司突然把以前两年多的出差补助费应扣税金从工资里做扣税处理，结果有人当月收入竟险些为负。

　　对于过去不断以远大历史使命和优厚待遇吸纳人才的网通公司而言，这还是头一次。而由于未来的整合之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类似的“阵痛”只会有增无减。

　　这些态势似乎在印证重组方案公布前的种种悲观论调：一直以新型电信运营商形象出现的网通公司所引以为傲的“年轻而国际化的团队、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开放而富有激情的企业文化”将随着与北方电信的合并而岌岌可危。

　　中国电信市场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赌博性在这里体现无遗。在1998年那轮以“竖切”老中国电信为标志的电信改革第一幕中，新诞生的网通公司曾被比喻为“冰川下的幼鲸”，它的一举一动都曾被当做电信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但在以对中国电信二次拆分为标志的电信改革第二幕中，它却被一些观察人士视做牺牲品。

　　网通公司的宏愿——“通过七年奋斗，让网通成为国人最敬仰企业”——还能实现吗？在这场事前并不广泛看好的“婚姻”中，它还能独善其身吗？特别是在眼下电信业的低潮期，它的宽带商业模式还经得起考验吗？

　　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在网通公司总裁田溯宁身上，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在更多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但在网通集团挂牌3个月后，他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了，有独立的骨干网络，很好的现金储备，一定的客户群基础，增长力强的产品和比较好的企业制度结构，集团给我们解决了包括互联互通在内的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时机。”田告诉《财经》。

　　“相对独立”

　　田的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网通集团新近完成的一次内部势力范围划分。

　　8月20日，在“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避免在南方同一地区同业竞争、重复建设”的口号下，网通集团下发了[2002]171号文件《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在南方拓展业务的若干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171号文件)。根据文件，网通公司获得了在上海、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这五省一市“直接拓展”业务的权利；在江苏、浙江和重庆，则是由网通公司和网通集团“共同拓展”。在北方，网通公司的网络和业务将在不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前提下“保持方向”。而考虑“吉通目前网络和业务的实际情况”，原则上不对其划分经营区域。

　　由于目前网通集团和网通公司以及吉通之间并未有任何股权联系，这个方案仍然具备很强的过渡色彩——在中国电信海外上市之后，网通集团势必也要踏上融资之旅，届时与网通公司和吉通在资本层面上的融合势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以其为纽带，才会触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和人事融合。

　　在过渡期内，171号文就网通公司和吉通地位给出的官方说法就是“相对独立”。不过，在日后的执行中要真正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地位，无疑会使各方都要付出很高的谈判成本——据悉，网通集团的内部整合协调会这几个月来几乎每周都在开，参与谈判的各方人士均心力憔悴。

　　尽管如此，各方势力都把这份文件的出台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因为根据文件规定的游戏规则：在网通集团直接负责拓展的省份，网通公司已有的网络需维持现状，原则上不再追加投资新建和扩建基础网络；而在网通公司直接拓展的区域，网通集团不再设立新的经营机构，网络和业务全部由网通公司负责。

　　当然，被网通公司纳入囊中的省份绝大多数并不是“肥肉”，而上海又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不过，这种安排对网通公司的利好仍显而易见——在其负责的五省一市中，它将头一次有机会尝试除移动外的全业务。而在其它省份，它也似乎并没有很强的扩张冲动——据介绍，由于网通公司集中于东南地区的骨干网大环基本已经建设好，且并无向西南大规模进军的意愿。所以除了给既有网络扩容，不会与网通集团的要求冲突。

　　最重要的，像宁波、杭州等宽带接入做得不错——他们被田溯宁形容为“宽带时代的底特”——却又不在其新的直接拓展范围的城市，在此次调整中得以完整保存。

　　一方面拥有相对的独立生存权，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网通集团的力量在互联互通等问题上加大与中国电信的谈判筹码，对于股权背景颇为斑驳复杂的网通公司来说，这可能是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整合期内为各家股东所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

　　但田溯宁还是郑重其事地对员工说，“冬天来了。”

　　过冬

　　“网通似乎成了全球新型电信公司少数的幸存者。这不是因为我们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是我们的运气而已。”在网通公司成立三周年之际，田溯宁抽空给公司内刊撰写了长文，主题鲜明：《练好筋骨，备好粮食，迎接冬天的到来》。文章的意图是借电信业普遍衰退的大势，激发员工的危机感和再次创业的热情：“在冬天，弱小的、生病的生命将艰难度日；而身体好、有粮食储备的生命将会存活下来。”

　　这并不是对应有关网通公司在重组前财务状况不佳的传闻。事实上，在提及这个话题时，网通公司的一些内部人士甚至会情绪激动。他们会争辩说，2001财年，网通公司人均收入是60万人民币，是中国电信人均收入的2倍。根据公司2002新财年的目标，它要在费用增长30％的前提下实现业务140％的增长，并且实现全公司现金流转正。“目前看来完全没有问题。”田溯宁说。

　　或许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网通公司内部从今年开始猛勒裤腰带。

　　7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被田溯宁命名为“管理年”。对于公司的这种转变，战略和运营副总裁范星槎对记者开玩笑地概括说，是从革命青年变为商人。

　　尽管看起来只是一个公司成长中的必经阶段，实际上却是意味着网通公司对过去的经营管理模式乃至企业文化的修正，轴心是强有力的财务控制。

　　网通公司的确曾经赶上了电信业的革命大潮。对于庞大的中国电信市场，外国媒体曾毫不吝啬地将其形容为“最后的金矿”。尽管当时的政策并没有放开，它还是从高盛和新闻集团等海外投资者那里募得了3.25亿美元的资金。

　　垄断性监管体制的解冻和随后出现的新经济令人惊异的增长，都允许电信服务供应商在不进行成本管理和财务效率最优化的情况下开展业务。这个导致美国诸多新型电信运营商如今走麦城的陷阱也曾经困扰过网通公司。

　　在头两年的“建设年”里，网通曾迅速铺了一张辐射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全光纤IP骨干网，并在接下来的“运营年”里大范围展开运营。这个过程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来支撑的——在广州太阳神广场旁边的居民楼群里，网通曾斥资数千万建成一座机房，而要完成整个CNCnet一期网络的建设，这样的机房当时需要70多个。

　　无可否认，对于一个新进入市场的新型运营商来说，为了让投资者信服自己的故事以及迅速提供服务，这种跑马圈地式的运作手段也属必需之举，但在一个整体并不处在清醒状态的市场当中，它很容易造成财务管理的失控。

　　财务总监鄂立新曾撰文指出公司费用管理中存在颇多问题：“员工在外出差自购机票，以折扣价买到机票，折扣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然而报销时却只有个别同事按打折价报销机票……”

　　如今，这种故事在网通公司很难再上演了。

　　田溯宁坐不住了。在今年9月的一次中高层管理人员的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就看重你们的执行能力！”

　　而体现执行能力就是要“一切都看Number”——每个月都要对业务增长程度进行预测，结果与预测上下波动不能超过10％。

　　一年前，如果进入内部网，员工能看到的除了一些公司的基本情况，就是田溯宁的一些励志言语；而现在，上网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主要业务的主要数据。网通公司企业客户及CNC Connected业务部总经理许四清告诉记者，这个被称为“vital sign”的业务晴雨表是今年才建立的，通过它，你甚至可以查看到各地CNC connected宽带接入的大楼里每一个客户的详细情况，“我以前在很多大型外企工作过，都没有这样的细致工作。”

　　以前被广为抱怨的人浮于事的问题也被通过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得到了有效解决。一批不胜任的中高层经理被送去脱产培训。

　　当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温情，新的挑战也开始涌现。较突出的是，员工们的抱怨一下子多了起来，比如去年网通公司曾按业绩指标做过一次ABCDE级评分，15分是满分。“每个部门就那么些人，但必须有得E的，他们也未必工作做得多不好；而且得E后还得继续工作，要不人手都不够了。”

　　田溯宁承认，把握其中的平衡之术是个大学问。最近经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share the vision, make the number(共享远景，业绩承诺)”。但田同时也坚称，这种对财务数字的笃信是从亚信时代就开始有了——当善于向外人渲染理想的他做到第四年的时候，如今业界知名的CFO韩颖来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另一家网通

　　在那段宽带运营商凯歌高奏的黄金岁月，人们很自然地把网通公司与美国的Qwest和Level3等相提并论，并用“运营商的运营商”来指称其商业模式。但不幸的是，好景不长，Qwest和Level3等就深陷泥潭，人们也由此来看空网通。

　　田溯宁现在称这是一个误会，因为在成立之初，网通公司的商业模式就包含三大块：带宽批发(也即运营商的运营商)、企业客户和IP电话，并没有固守一块。但田也无奈地承认，至少从目前来看，带宽批发“在中国并不具备这一市场”，就网通公司而言，这方面的收入也从未能超过公司整体收入的15％。

　　他的反思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合理的商业模式。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业模式支持，将来就是一场悲剧。”但他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需要不断进行模式创新；另一方面股东的原始资本有限，只有1.2亿人民币。由于没有市话、移动这样的业务能够提供强大的现金流支持，他不得不要求每一个刚刚上马的业务都尽快实现盈利。虽然这一思路毫无问题，但也很容易把网通悬于过去与未来的模式之间，而没有最适合当下的突破口。

　　去年5月的一场韩国之旅成为一个转折点。在参观了于两年半时间内构架上下游产业链、以宽带接入为数据通信业务核心并实现正现金流的Hanaro电信后，田溯宁对宽带接入这一商业模式的信心大增。

　　中国有没有可能复制韩国模式，在两三年内实现正现金流呢？田的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去年开始，他发动了一场力度空前的“重心下移”运动，在各地大搞宽带接入。

　　等待他的仍是一场不亚于走钢丝的游戏。

　　由于网通公司很难独立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各地开展宽带接入时，它得借助与地方势力——主要是广电网络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信息港工程——成立的合资公司。为达到这个目的，它甚至不要求控股。但这种态势迅即得到主管部门的“纠正”——信息产业部在去年年中发文说，电信运营商必须在这样的合资公司中控股。这虽不是致命一击，但解决起来却颇为麻烦，因为它首先就面临一个资金问题。

　　除此之外，它还将面临这样一个风险——网通公司的主要合资对象地方广电的上头广电总局网络中心也在大力鼓吹要全国联网，以期提供电信服务。

　　更重要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关电信新一轮重组方案的讨论已日趋激烈，合资活动以及合资公司的未来融资活动由此蒙上阴影。

　　今年4月，随着一家名为“网通宽带有限公司”的新公司浮出水面，田溯宁向外界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这场私募已因重组方案的出台而偃旗息鼓。

　　新公司的主要资产在与宁波、杭州、淄博、成都、重庆、温州、东莞、青岛和牡丹江等九家城市的合资公司以及当地铺设的城域网。

　　《财经》获悉，与之前网通公司成立的多家子公司有所不同，这家由田溯宁任董事长、网通公司运营总监郑昌幸任总裁、网通公司副总裁周凡任首席财务官的新公司，在法律地位上与网通公司是平行的(见重组后的网通公司架构图)。网通公司内部人士更愿意把它称为“宽带事业部”。略有不同的是，宽带事业部中囊括了网通公司138个分公司在各地区进行宽带接入业务，而“网通宽带”的业务仍集中于合资公司。

　　新公司的投资者均不可小视。据知情者透露，其中包括联想控股、宝钢集团、天地通投资和上海信投等。而到交易最后敲定之时，网通公司共融得5.5亿元人民币，在新公司中占有81.56％的股份。

　　有关过程堪称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轮私募是在电信重组方案行将敲定之际进行的，它面临的政策风险可想而知。

　　参股网通宽带的一位投资人也承认，虽然新公司中网通公司控股，其它投资人也都是国内法人，完全符合政策，但由于重组方案牵涉网通公司较多，无论是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信息产业部，“随时可能下一个通知让这个投资暂停。”

　　所幸，这样的禁令并没有出现；而在网通集团挂牌之前，交易已经完成。

　　据悉，新公司的资产状况也很健康。“几乎没什么负债。”网通宽带的一位股东说。

　　不过，至少就目前而言，这家公司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上市计划。

　　“因为两边(指网通宽带和作为运营实体的中国网通)的关联交易太多了，不容易划清楚。”网通宽带的一位投资人说。

　　但田溯宁并不否认网通宽带的上市可能：“股东需要退出机制，但至少也要两年以后。目前我们只是看到一些希望，但是首先要把它形成用户规模。”

　　克隆宁杭

　　在网通公司2001财年中，来自语音业务的收入占到了60％，数据业务的收入是35％，其余为带宽批发业务。业内人士估计，在可以预见的一两年内，这个比例被大幅改写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当“网通宽带”进行融资时，尽管有种种风险，投资者为何仍趋之若鹜？

　　除了对基础电信这一进入壁垒森严的领域的垂涎，对网通公司管理团队的认可，没有什么能比数字更具诱惑力的了。

　　在杭州这座被当地市政府欲倾力打造成“天堂硅谷”的旅游之城里，杭州网通投入运营仅一年，全城个人宽带用户如今已达7万多，破天荒地超过中国电信。在集团用户方面，它也拥有了包括医院保险网和商业银行数据网等130多个专用网络。

　　类似的城市还有宁波。几年来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的网通公司第一次在这两个城市尝到了主人翁的感觉。

　　洗牌过后，真正享受到实惠的是老百姓。他们不但可以向网通每月交不足百元的代价轻松享受传说中的视频点播、在线教育和医疗等宽带应用，就是他们仍选择中国电信，这个昔日大佬的服务也开始变得可接受起来，而在价格上则可能更便宜——在杭州网通开通后10天，杭州电信的#{5ADSL5}#的开户费就下调了一半；现在，它则以杭州网通的客户转为杭州电信客户不收费，并可得到300元等额服务的营销手段，准备大干一场。

　　至少在眼下，网通公司的态度仍然是和气生财。据网通公司高层的预计，到今年年底，杭州网通的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将实现正收入，预计为3400万；而今年宁波网通的营收预计达到1个亿，能够盈利1000万元。

　　对于未来的业务增长，网通宽带合资公司管理部总经理孙畅给出的数字是，根据合资公司现有的服务能力，能保证杭州每天150户宽带用户、宁波每天80到100户的增长。

　　“这是我们做了很多产品中投资回报最好的一个，完全超出想像。”一直期待能够以实绩说话的田溯宁兴奋地说。

　　很大程度上，这种喜庆局面的出现应归功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以杭州网通为例，它是在当地政府打造“数字杭州”的政府工程中应运而生，并随之被赋予该城信息化建设的主平台地位。

　　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决战中，杭州网通投入了近6000民工，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将铺光纤的钻孔打到全市所有的居民楼，由此产生的噪音一度使杭州市长的热线投诉电话被打爆。但是，这些抱怨随着网络的投入运营而变成满腔欢喜——据称，每个家庭都可享受10兆的实际带宽。在国内，杭州是能做到这一步的第一个城市。

　　“没有政府的支持，这是无法想像的。”杭州网通总经理曹强说。曹的另一个身份是杭州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的法人代表，他与从宁波计委出来的宁波网通总经理冯建权一道，在网通公司内部被当做管理明星来大力宣介。

　　地方政府的热情并不难理解。在它们主推的“信息港”建设中，垂直管理的中国电信可能并不买账，而杭州广电这样的实力派则由当地政府投入，政府当然希望其在与电信运营商的结盟过程中，在能与中国电信叫板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而根据目前成型的政策，电信运营商也被允许持电信运营牌照入股广电B网。

　　但这不意味着网通公司将采取当初长城宽带那样大干快上的跑马圈地政策——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迅速复制宁杭模式。大家都看到了复制过程的难度：宁杭模式成功的背后有政府推动、市场基础好、合作伙伴强势以及公司一把手的执行能力强等多方面因素，而在其他地方，这些条件很难凑齐。而且，合资伙伴的背景非常复杂，利益诉求不尽一致，也无疑加大了网通公司的管理成本。

　　田溯宁渴望的是精耕细作——把所有可能性都在宁波和杭州进行尝试，在运维、销售和客户服务等整套管理体系都跟得上的前提下，将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其他分公司。

　　他还想让网通公司变得更专注。也就是说，只做接入以及接入后的用户管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网通公司在C-Mode计划上所走弯路的反思。

　　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宽带并招徕客户，网通公司的C-Mode部曾经设计了一个堪称庞大的战略，用来建设一个网络社区。通过从合作伙伴那里取得基础引擎，网通试图给每个用户一个网络上的三维形象。在2001年的CNC World上，当时C-Mode的负责人薛晨把这个演示给合作伙伴和客户时，不能否认它是有趣的，或许也是宽带功能的最佳表现方式，但社区内的人成千上万，趣味性很容易被应用不够方便所替代。而且，由于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薛晨一度希望把网通公司的数据业务注入进来，还需要上百万的资金。这项投资险些被敲定，但考虑良久之后，面对如此大而不能立刻取得收益的投资，田溯宁终于放弃。薛晨也就此离职。

　　据了解，现在C-Mode还在做，但会放弃一切不实用的尝试，以后甚至不会做内容，而是只组织一些内容提供商。

　　靠资源说话

　　毫无疑问，在眼下还只是暗流涌动的电信改革第二幕的游戏中，网通公司已经拿到了入场券。

　　但它是否在比以往更为复杂的竞合态势中取得必胜的把握，眼下谁都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田溯宁来说，他的最佳策略只能是以变应变。

　　2002财年之初，网通公司再次开始内部重组。虽然内部重组频繁，但如此规模的变化，还是网通公司三个财年以来的第二次。这一次，根据业务导向，网通公司把公司的事业部分为销售管理部、企业客户部、国际业务部、宽带事业部、大客户部五个。其中只有企业客户部、国际业务部基本确定了管理团队，其他尚在调整之中。

　　与以往的架构相比，现在的架构中宽带接入业务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在去年就占到公司收入30％的国际业务随着这次重组而脱颖而出。公司原本负责战略与业务发展的副总裁范星槎已经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全力开拓国际业务。

　　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亚洲环球电讯行将被网通公司收购有很大关系。对此，田溯宁和范星槎均拒绝详细评论。不过，范告诉《财经》：“国际业务是亚洲电信需求增长最快的一部分业务，而且竞争还不激烈，现在是市场低谷，通过合理建设和收购，我们将成为‘亚洲地区性的国际运营商’——不是简单的外国与中国的连接，而是全亚洲的，比如日本连韩国，新加坡连马来西亚……”

　　对于频繁发生的内部结构调整，一些员工抱怨说：“有时候是搬家，有时候是座位都不变，一个部门就被拆成了两个。这一年就没踏实过。”

　　田溯宁则反击说，网通公司就是要培养这样一个文化——“适应变化”，这是公司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

　　但对于宽带的笃信，田并未因为大环境的改变而有一丝动摇。从骨子里，田就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田曾谈到他在4岁时赶上文革，当时所有的记忆都是“饥饿，对食品和信息的饥饿”。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他一直到十一岁才头一次听到故事——“没有故事便没有梦”——父亲从外地带来的一本凡尔纳的《神秘岛》。由于书是残缺的，之后的日子里，田经常躺在床上，自己给《神秘岛》设计结局。而十年以后他考上大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堆里翻出《神秘岛》，一口气把当年残缺的故事读完。

　　现在，什么会是田的宽带梦想实现的最大障碍呢？

　　大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会是网通集团的未来上市。

　　至于具体采取按地域还是按业务上市，分析人士则众说纷纭。“上市是一个好的借口，能够让北方电信把网通和吉通的一些优良业务剥离出来，与自己合并——这是最好的合并方式。”电信咨询公司BDA高级咨询顾问王萌直言。

　　但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银行人士判断，按业务上市会影响其速度：“中国电信上市之后，网通集团越快上市越好。就像联通跟随移动，中石化跟随中石油，有一个被认可的标准，再进行IPO就很容易。”

　　 《财经》了解到，网通集团至今还没有明确上市方案，也没有确定最终承销商。一切都还处在山雨欲来之时。

　　最终说话的权利当然要看每个人手里的资源——无论最终上市方案如何，产权的明晰是必须的，而股权的确定仍将以各公司业务含金量为基础。这就意味着，等待田溯宁的，仍将是一场与时间和政策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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