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今年中国移动通讯市场增长放缓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了，而一个不起眼、用来替代手机、但缺乏手机很多功能的小灵通，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小灵通于今年上半年客户增幅远远超过了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63.6%，但中国联通的用户增长了26.03%,中国移动只新增15.3%。

　　注意，小灵通的这个突出成绩是在政策面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取得的。不幸的是，在一个讲究增长速度、讲究GDP的时代，小灵通的高速增长不但没有获得青睐，反而给自己招来杀身大祸。据透露，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为减慢“小灵通”的渗透速度，将禁止“小灵通”进入北京及天津，这一政策将使得中国网通在北京郊区发展“小灵通”业务的计划被迫暂停。而早前有又传闻说主管部门已禁止“小灵通”进入广州及上海。

　　坦率地说，这种政策不过是为了保护正在发展手机业务的电信公司的既得利益。当然，主管部门不能这么说，它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可以设想，主管部门一定会说，小灵通技术水平太低，不能满足当代通信技术发展、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西方都在发展什么3G了，我们还发展这种只有1.5G甚至1G的技术，岂不是让人笑话？因此，为了发展中国先进电信技术和市场，绝不能允许这种低端产品到处泛滥，从而影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如此等等。该主管部门以前确实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理由。

　　在我看来，这是十足荒唐的理由，从这种政策中暴露出来的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决策官员的致命的自负。而小灵通在备受限制的条件下、在可怜的几个城市飞速发展本身，就是对这种限制政策的莫大讽刺。那些一心要限制小灵通的决策者们面对63.6%的速度，真的应该反思一下：市场是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不是由政府官员坐在北京四季如春的办公大楼中创造出来的？难道政府官员有魔法，比企业还能更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按理，由谁来决定企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任何争论的问题，除非我们再回到凭票供应的时代。但这个问题却总是成为问题。

　　主管部门或许希望通过强行限制小灵通的发展，为主流的2G甚至3G留出充分的市场空间。然而，这纯属一厢情愿。一方面，消费者不是傻子，不可能你给他什么，他就乖乖地消费什么。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是有三六九等的。主管部门可能觉得中国人真的已经到了人人可以用上2G、3G的时代了，他们或许是为了消费者好，而结果却是某一部分消费者因此而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失去了在固定电话的基础上稍微改进自己的通信方式的可能性。不过，由于这些消费者被迫放弃某些合适的消费行为没有发生，所以是看不见的。但这种政策损失社会福利，却是不可否认的。

　　有关主管部门以技术的名义，来限制某种企业开发、消费者愿意消费某种产品和服务，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技术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很重要，因为每个城市、每个部门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等于高技术。至于技术水平是否高得超出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却很少有人去调查一下。

　　当然，即使政府主管部门花纳税人的钱去搞大规模的调查，也没有谁会相信，政府官员会比企业家更清楚企业该生产什么，比消费者更清楚自己该消费什么？因为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被消费者购买之前，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的新产品、新服务，无一例外，都是企业家发现、探索、创造出来的。消费者具有什么样的需求，只有企业家能够发现、猜测、捕捉、把握到。企业家根据自己对消费者需求的猜测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配合各种推销手段送到消费者眼前，由消费者用货币进行投票。这种投票过程是任何人无法操纵、控制的。企业市场扩大、实现利润并且利润不断增加，就证明企业家所开发的新产品、新服务切合消费者的需求；否则，你的产品、服务技术、工艺再先进，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对企业家来说，都没有任何价值。对于企业家来说，卖得出去的技术才是好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好用而又价格适中的技术才是好技术。企业是要用技术换取利润，而消费者是用技术换取方便。企业家和消费者在交易中持续地博弈，最后决定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最流行、最受消费者欢迎。

　　这种流行产品是任何单个的人或机构都无法事先准确预测得到的。它总是突然在主管部门的视野之外蹦出来。主管部门没有预料到面包车竟然会成为中国出租车行业起步的第一步；主管部门没有预料到VCD竟然会在中国成为一门庞大的产业；主管部门没有预料到，在不少高级写字楼附近，竟然涌现出很多价格低廉的餐馆；同样，主管部门也没有料到，电动自行车正在各大城市流行起来。

　　奇怪的是，面对新生事物，主管部门不是去适应市场，而是要市场来适应它的铁外套。于是，面包车被强行取缔，电动自行车面临被封杀的命运，CBD区的小餐馆也在被驱逐之列，北京的考研街也遭遇拆迁。

　　这种自负心态对于中国市场的健全发育是致命的。当然，封杀一件产品、一种服务似乎无关紧要，但如果在制度创新层面也持这种心态，则问题就严重了。诚如林毅夫教授在日前举行的一个关于民营银行的研讨会所指出的：成功的改革大部分来自基层实践，而不是上层设计。他最近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主要的改革措施的形成、发展和实施，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取得显著成效的改革举措，都是农民、企业家个人、地方政府等提出并实施的；而绝大部分由高层事先设计并实施的、由经济学家纸面筹划并实施的，客气一点说，是很少达到预定目标，客观一点说，基本就是南辕北辙。

　　其实，这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而已。如果由政府进行具体的规划可以生产出新产品、可以创造出财富来，那我们何必要企业家、何必搞什么市场化改革？然而，在大量涉及到市场的政府决策中，这个常识却常常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很多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创造市场，左右市场，控制市场，可以随便揉捏市场，但最终的结果是扭曲了市场，市场规律仍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不过企业、消费者要付出很多额外成本而已。比如，担心电动自行车被没收，只好回头去骑自行车，浪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或者让搞小灵通的企业本来可以赚到的钱泡汤，让本来想用小灵通的消费者没有小灵通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