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以超/文

　　大唐：命悬一线

　　三个标准中，只有TD-SCDMA目前既未能拿出商用化的产品，也没有获得任何一家运营商的承诺。对于周寰来说，留给TD-SCDMA的空间几乎只剩下一个中国市场了

　　“再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大唐可能也撑不下去了。”在北京市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18层的办公室，大唐电信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周寰有些神色黯然，完全没有了日前在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时的神采飞扬。

　　3月8日，就在这栋大楼的一楼大厅，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这个注册资本达1.5亿元的新公司只有一个目的：推进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这是由大唐电信集团提出并获得国际电联认可的3G(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一。

　　新公司由大唐电信中央研究院和上海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合并组成，大唐集团持股比例为93.5％，其余的股份分散在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邮电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远智开发责任有限公司以及数10名核心技术人员手中。

　　按照计划，大唐将在今年年内完成内部实验网上系统的各种功能、性能、业务开发，并且从3月下旬开始接受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组织的MTNET(MASTERTRAIL NET)测试。如果两个月的测试顺利，大唐希望能够从5月开始和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运营商联合开展实验，以便在实境中验证TD-SCDMA的技术和应用。商用化的TD-SCDMA产品，则有望从明年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

　　让周寰感到压力的是时间和资金的双重困境。从1998年以来，TD-SCDMA一直进行着一场势均而力不敌的较量。与国际电联认可的另外两个标准——WCDMA和CDMA2000相比，无论在时间还是支持率上，TD-SCDMA都没有抢得任何优势。

　　TD-SCDMA标准直到1998年才正式问世，比欧洲厂商提出的WCDMA标准整整迟了11年。虽然WCDMA的商用化进程之慢一再超出人们的预期，但截至2002年1月，支持这一标准的企业已经达到了27家，其中不乏爱立信、诺基亚以及日本NEC、NTT DOCOMO这样的超一流企业，这些企业每年的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总量。在WCDMA中，仅专门从事系统产品研发的人员就达5万，而大唐移动目前能够用于TD-SCDMA标准研发的人员估计不会超过500人。在CDMA2000的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QUALCOMM)、摩托罗拉、朗讯(LUCENT)以及北电(NORTEL)等北美通信领域的跨国巨头，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并不比WCDMA的“欧日联军”逊色多少。

　　三个标准中，只有TD-SCDMA目前既未能拿出商用化的产品，也没有获得任何一家运营商的承诺。对于周寰来说，留给TD-SCDMA的空间几乎只剩下一个中国市场了，如果其产业化不能在今年取得突破，它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也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但种种迹象显示，大唐单靠一己之力欲使这一标准提速已经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过去的三年中，大唐在这一项目上投入了4亿至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仅2000年一年，TD-SCDMA项目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开支就超过了2300万元。而如果要完成整个产业化进程，所需资金将高达数10亿元。巨大的资金压力几乎让大唐集团喘不过气来。

　　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建立产业联盟。今年1月，由NOKIA(诺基亚)、TI(德州仪器)、LG、普天、DBTEL(大霸)和大唐电信六家核心成员联合发起的凯明(COMMIT)公司正式在上海成立，注册资金为2.335亿元，公司主要致力于TD-SCDMA终端芯片的开发。虽然由于技术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国内外几乎所有的电信设备制造商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标准的研发，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和大唐电信联合开发这一标准的德国西门子，在这方面的投资也有相当的倾向性：资料显示，西门子在WCDMA上的投资在10亿美元以上，而在TD-SCDMA上的投资绝不超过2亿美元。显然，TD-SCDMA并没有得到巨头们的青睐。

　　另一个希望渺茫的渠道是私募。大唐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积极寻求海外私募，但由于全球电信产业的低迷，目前进展并不理想。随着大唐移动的成立，其在国内的私募步伐也会陆续展开。有知情人士透露，大唐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募集到上亿元规模的资金，以解未来9到12个月内TD-SCDMA产业化的燃眉之急。虽然大唐移动也在筹划在海内外同时上市以便进一步募资，但这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

　　政府托市？

　　在周寰看来，惟一的机会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在3G标准的取舍上尽快发出更加明确和清晰的信号

　　“仅仅依靠大唐一个中国企业，TD-SCDMA标准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支持WCDMA标准的27家企业中，每一家都比大唐大，”周寰有点自嘲地说：“只要你跟在别人后面，全世界都是你的朋友；而一旦你有机会跑在前面，全世界都会变成你的敌人。”

　　在他看来，惟一的机会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在3G标准的取舍上尽快发出更加明确和清晰的信号，以帮助TD-SCDMA突破困境。因为一旦加上中国市场这个巨大的砝码，国内外电信设备制造商就会迅速地将巨额资金注入到这一标准的产业化中间去，从而形成一个足以和其他两个标准相媲美的产业群。

　　“哪怕政府在采用的前提中加上10个如果，如果能够按时实现商业化，如果成本低，如果技术成熟、可靠，如果系统易于维护等等，只要中国政府表示在上述前提下将采用TD-SCDMA技术就行，”周补充说，“全世界的厂商都在等一句话。”

　　想让政府作出这样一种承诺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周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强调，如果中国失去这次机会，也许20年内将很难再有同样的机会了。

　　从整个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在1987年引入第一代模拟技术手机，这一产品直到去年才在中国彻底退出舞台，生命周期为14年。而GSM技术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到现在也已经八年了，一般的预计是在下一个八年，这一技术仍会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毕竟，让接近1.5亿的用户渐进过渡到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无论采用哪一种标准)，其过程可能要比前者更加漫长。

　　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这样一个基础产业的技术标准的选择进程，实际上近年来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作为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对此亦出言谨慎。(参见《财经》2001年4月号《3G抉择》)

　　而作为目前国内仅有的两家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能够在3G标准的选择上给予运营商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中国去年年底加入WTO之后，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行为的呼声日渐高涨，使得政府在决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不得不作更全面的衡量。

　　政府干预的界限

　　在目前TD-SCDMA进入产业化的关键时候，中国保留在“3G俱乐部”中间，才能在标准选择方面有更多的主动权

　　一个多月前，在大唐举行的TD-SCDMA首次户外公开演示仪式上，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就告诫大唐：“运营商用不用你们的东西，取决于你们自己。”

　　这一表态显然很难让大唐满意，因为这对于TD-SCDMA摆脱目前的恶性循环毫无帮助。在大唐看来，只要政府不明确表态，设备制造商就不敢在这个标准上多下赌注，仅仅一个软弱无力的产业联盟，只会进一步延迟基于这一技术标准的系统产品的开发进度。而产业化进程缓慢又反过来加剧了运营商的疑虑，使得设备制造商更加裹足不前。这样的话，即使3G可供选择的三种标准在技术上并没有明显的分野，也会使得TD-SCDMA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与另外两个3G标准相比，缺乏先发优势有可能成为TD-SCDMA的致命伤。中国社科院数量与经济研究所主任张昕竹指出，电信行业存在的网络锁定效应，往往使得后来的竞争者很难进入。已经习惯于依赖爱立信以及诺基亚等厂商提供GSM系统的运营商，即使抛开技术不谈，也显然更倾向于使用同一厂商提供的WCDMA标准。张昕竹认为，这种供给和需求的锁定，实际上也为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张的理由是，政府应在更高的层面考虑适当的干预，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果缺乏核心技术的话，很难形成完整的价值链。TD-SCDMA的出现，至少为这种突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际比较室主任高世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目前TD-SCDMA进入产业化的关键时候，中国必须保留在“3G俱乐部”中，这样才能在标准选择方面有更多的主动权，同时在专利方面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因此这一技术的完善并不是大唐一家企业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人还普遍对自己的高技术标准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实际上，在高技术研发方面为国内企业提供补贴，是世界各国在提高本国竞争力方面非常普遍的做法。政府有必要对围绕这一标准的关键技术进行分解，并实行公开招标，以促进整个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能力培养。

　　高世楫认为，如果产业化的结果验证了中国的TD-SCDMA标准的确非常先进，进而成功占有了市场，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即使失败的话，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也不会一无所获，只要这种投资是公开、透明的并且具备相应的约束机制。因为对于整个国内电信制造业来说，在关键性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收获，也将使得其在技术层面上大大缩短了与其他两种3G标准之间的距离，从而有利于与国外设备制造商竞争时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张昕竹看来，在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之前，不管是对TD-SCDMA，还是对由连宇通信提出的LAS-CDMA，中国政府都应该给予鼓励，并鼓励其进行良性竞争。因为一种技术如果尚在概念阶段，就很难加以评估，等实验网建立起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如果最后的实验证明TD-SCDMA标准是不行的，中国也不应该按照大唐的选择一条路走到底，”他补充说，“但现在一味地上WCDMA，将是很可悲的事情。”

　　出牌难局

　　更大的悬念可能是到底谁来发放3G牌照。有迹象显示，这一权限很可能会从目前的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转移到一个更加综合的部门

　　实际上，TD-SCDMA标准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运营和制造行业的管理机构内在的张力。由于这一机构是1998年机构改革时由原邮电部的电信总局以及原电子工业部纵向整合而成的，前者主要对电信运营企业进行管理，后者则主要对电信制造业进行管理。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指出，这就使得其既要考虑运营商的利益，又要考虑整个国内电信制造业的利益，这在很多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位知情人士指出，正是因为利益格局不同，因此在信息产业部内部，科技司以及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对于推进TD-SCDMA的标准相当积极，因为一旦这个标准能够成为主流3G标准的话，对于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和实力提升将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科技部以及国家经贸委的相关司局在推动这一标准的产业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实际上，在3月8日大唐移动的挂牌仪式上，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张琪不仅是到场的最高层次的政府官员，她在讲话中还用了三个“拜托”来希望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以及新闻媒体给予TD-SCDMA更多的关注。

　　但据这位知情人士透露，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对于TD-SCDMA标准的评价却相当低调，因为其背后的运营商更为关注的显然是技术的成熟性和低风险，在这些方面TD-SCDMA的劣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相当明显的。

　　阚指出，如果硬性把运营商的利益和制造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正是出于潜在的巨大风险的考虑，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在发放3G牌照时指定运营商使用何种技术标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到底何时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放3G牌照，目前政策仍未明晰。阚凯力认为，由于目前中国仅有的两个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2.5G的开发上还仍然处于“投石问路”阶段，GPRS以及窄带CDMA都已经忙得不亦乐乎，它们显然更希望能够充分延长自己在GSM市场上获利的时间。同时，也可以根据别的国家先行开展3G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策略，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这点上看，移动和联通显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尽快启动中国3G的商业进程，遑论对一个尚未明确的3G标准提供任何资金上的支持。

　　相比之下，重新整合后的中国电信以及网通由于固话业务收入缺乏足够的增长空间，有可能会在推进3G商业化过程中更加主动，但这两个公司的重组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消化，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指望它们对困境中的中国3G注入巨资。至于去年才正式挂牌的中国铁通，其政企分开尚未完全完成，在移动市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有消息称，信息产业部更愿意以评标的方式来发放3G牌照，以免运营商因为支付巨额现金而陷入困境。不过这个观点显然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支持。

　　张昕竹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发放牌照并不是造成3G搁浅的原因，电信企业不是因为缴纳巨额订金从而陷入财务危机，关键在于市场没有如期启动。

　　高世楫也认为，如果采用评标的方式来“选美”，无疑将给主管部门留下很大的操作空间。虽然有些时候名义上由专家小组来主持，但实际上很难避免权力的寻租。美国早期采用评标的方式来发放牌照时，就出现过监管机构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名职员操纵评标过程的案例，尔后美国对所有电信频谱资源的发放都改用拍卖方式来实现。

　　比发放牌照的方式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放牌照的方式以及数量的选择，中国在移动通信市场能否在短时间内初步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同时为总是徘徊在门外的民营资本提供一个准入的渠道。张昕竹建议，未来对参与3G牌照拍卖的企业不应该有太多限制，并且允许企业通过联合的方式来参与竞标。比如，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外资以及国有资本组建的企业参与竞标，只要其国有股份达到51％就可以。因为参与者的增多，有助于真正实现择优的目的，并防止出现“串标”行为。

　　至于牌照的数量，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其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四个。就市场规模和可以有效利用的频段来分析，全国性的运营商也不会超过10个。至于区域性运营商，一些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有七成的移动话务量来自北京、上海以及广州三大城市，而实际上每个大城市都完全可以为四个以上的运营商提供生存空间。

　　就在人们纷纷推测3G牌照发放的诸多悬念的时候，实际上，更大的悬念可能是到底谁来发放3G牌照。有迹象显示，这一权限很可能会从目前的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转移到一个更加综合的部门，以便全面平衡运营商、制造商、消费者、投资者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国家利益。这样一个出牌权的转移会对3G时代的移动市场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谜底还远未到揭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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