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群

　　2001年3月以来，传媒中最令人瞩目的事竟然发生在年高德勋的吴敬琏老先生身上。缘由是年前吴敬老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对中国股市发了几句议论，大意是说中国股市就像一个赌场，监管极其不规范，广大中小散户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云云。窃以为吴敬老的谈话也不过是随感而发，并非哗众取宠。偏偏年后股市开盘就跳水，于是老先生的议论就

触犯了众怒——耽误了赚钱的大好春光，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祸起萧墙。先有所谓国内四大经济学家联袂登场驳斥，紧跟着证券界人士口诛笔伐，据说有人一连写了10数篇文章对老人实施“批判”，至吴敬老于尴尬之地。笔者更是在网上读到一篇名为《九问吴敬琏》的，虽不见文笔、论据如何讲究，光是这个题目就够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了！现在有人写文章已成模式，大凡要批驳某人、某事、某观点，不先搞清楚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摆出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一问不过是隔靴搔痒，至少要三问五问，最常见的是八问九问，似乎问的越多越表示其势大力沉，也就暗示读者其是真理在手。

　　这种被“批判”的状况在我们身边到处都可以遇到，一不小心就让这种貌似强大的“批判”教训一下。在IT圈里特别是互联网这几年的商业化中就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围绕“新经济”的争论。

　　信息经济(或称网络经济)的提法最早兴自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国在1995年也引入了这个概念，到了1997年后美国人又提出了新经济的观点，于是就有论者想当然地提出中美在新经济中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Internet正以摧毁式的生存方式改变着企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经济，否则“在工业时代落后的中国势必被信息时代所抛弃”。美国人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打破了传统经济学预言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化轨迹等事实出发，认为一种以网络经济为标志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类型正在形成，而且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经济的特征。孰不知在大洋彼岸，在主流经济学圈内对新经济的争论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新经济本身也依然等待着历史的检验。然而，在我们的媒体上，传统经济学理论过时了、熟知的经济学分析手段失效了等观点一时甚嚣尘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资本市场剧烈变动的事实证明新经济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也不是一剂万能神药，片面夸大新经济的作用只能适得其反。对于从业者而言则教训更加深刻！当网络科技股市场张力被挖掘到尽头、资本扩张和技术扩张空间被大大压缩时，那些传统蓝筹股完全有可能由于应用新技术而具有新的创新能力，资本市场的潮流就会迅速发生变化。网络股大跌的现实警醒人们，互联网固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规模经济和明星效应，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同样可以在网络之外的真实世界中找到，当投资者冷静下来探讨网络公司的价值极其发展前景的时候，传统的分析工具往往是最适用的。所以，现阶段的网络发展理念不仅仅是确定在将来什么时间获利，而且还要清楚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够快速获得利润。当前，网络公司必须向投资者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距离赚钱的日子正日益临近。而对于那些目前已经公开上市的网络公司来说，他们更有必要去说服投资者，让他们相信公司将会在上市后的18个月内盈利。

　　虽然时至今日负责任地讲，我们仍不能就新经济机是否失败或迟早会把传统经济学送进了坟墓下断语。但笔者以为需对引起这种现象的国人惯有的思维方式保有警惕，这种习惯性思维的本质就是反映在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情结”。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由于为长期经济落后而深干耻辱，所以时刻希望通过短期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借助某些“赶超行动”而“毕其功于一役”。尊重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次的赶超结果都是违背了经济学本身的规律：50年代“超英赶美”时把过分强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全面失衡，后果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0年代末的那场“洋跃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全面引进上；再有80年代前期的“第三次浪潮”、90年代初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热”，直到今天的网络经济热潮，总希望能一步登天就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虽然这种“赶超行动”所依据的精神内核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我们不再加快赶超的速度，不应用最新的技术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而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何时才能立足于一流强国之林？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历史事实却总是告诉我们，这种违背了经济规律的“赶超行动”从来不会成功——历次头脑发热后的“经济运动”，只换来“运动”后艰苦的治理整顿，以更多的付出与宝贵的时间来弥补。相反，遵循着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优先改革农业的战略，依靠着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实现了每年将近10%的经济增长率，大大缩小了发达国家的差距。

　　考察战后任何一次革命性的经济浪潮，无非都是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发达国家，对继续发展所遇到的障碍的一次克服。而克服这种发展障碍则要具备必要的前提，一是要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也就是说已为这种创新作了充分的积累，才能为自己提出创新的方向，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式的现炒现卖；二是必须具有创新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手段，也就是具备从事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商业/市场环境与全民素质保障。如果从国家整体实力上没有上述准备，却偏偏要独立地全面引进或开发新技术，成功的机会实在令人担忧。显然在新经济的认识上，新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经济的衰落而是各有优势——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先进的资讯技术和管理手段，它们应该完全适应于传统经济，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有效于传统经济，因为传统行业具备最需要也最能够提升效率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发展新经济最关键的是怎样与传统产业结合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比较经济优势。

　　理论上讲，所谓比较优势就是相对于别人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总是在某些生产要素上面具有较丰富的独特的积累与天赋。如果在产业结构选择与投资侧重上成功地密集地使用这些生产要素，就可以塑造出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与服务，并通过国际交流与贸易，用富含这些生产要素的产品与服务交换富含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与服务，就可以充分发挥本国或本地区的比较优势。针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传统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经济增长率的源泉，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重要的今天，决不能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在不具备充分物质与技术储备下，过度夸大新经济的作用，丢掉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领域，其结果是与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初衷适得其反。

　　本来自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是最容易理解比较优势原理的。历史上每当我们热衷于“赶超行动”时，往往是忘记了自已的客观现状而急于求成，丧失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大幅度提高，恰恰得益于我们遵循了比较优势原理。讲正确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是说眼看着新技术、新经济的机遇而无动于衷。相反，随着国力与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地向先进方变化、发展，我们也会逐步地接近世界最先进技术创新的前沿，原本我们并不具备的条件也将在实践中补充完善。相反，如果在条件、资源和环境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与技术应用，实质上是以短击长，虽然在短时间可能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产业得到突飞猛进般的提高，但并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孤立地一家明星企业和一个新兴产业的竞争力都不能等同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发展“新经济”必须与发挥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新经济必须和传统经济互相依存。如何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建设中国的网络经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2000年夏天的《经济学消息报》上有长文专论，此不滋述。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一桩经济史上的趣闻。当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仍是莘莘学子时，一位同学要他指出一种既正确又最核心的社会科学原理，不想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一下子竟难倒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哈佛高材生，思忖良久而不能答。令人诧异，此问题整整萦绕了萨缪尔森30年之久，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创始的1969年，才终于有了自认为满意的答案——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萨缪尔森感叹，想一想有多少智者从来都没有能够自己发现这个道理，而且在向他们解释这个原理之前，他们从来未能相信这个原理。

　　愿我们的业界少一份盲从多一份冷静，希望我们的IT评论减一份狂热多一份宽容。笔者既不钦佩格林斯潘时常玩弄的“我知道你们相信你理解了你认为我所说的话，但我不敢肯定你们以为你们所听到的是否就是我的意思。”的语言游戏，也不赞同克鲁格曼式的拎着教鞭、故作深沉装地演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只是觉得应该让拳拳之心归入科学的理性之中，不要依仗舆论优势而盛气凌人，更应该在实践中探求理论的真谛。

　　祈望吴敬老的尴尬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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