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文

　　关注产权、交易成本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的日益兴盛，让领受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如我之人，不禁一喜一忧。

　　喜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这个原本外在于经济学，隶属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

)的东西，被放到了显微镜下观察，成为一个参量；忧的是，这套学说有成为话语权的足够的能量，成为话语的霸权，具备大棒的功能。

　　对待这个问题，有两种现成的、简便易行的态度：一是说出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前面加一个否定词“不能”，于是参与到这种话语之中，或鼓噪、或批判、或迎合、或见仁见智；另一种是拒绝，或者叫视而不见。

　　甚至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种态度，即“不是参与就是拒绝”以外的第三种态度。其实我心里暗自设想的第三种态度毋宁叫做“审视”。但是，当公共话语理论已经在用“能量场”、“获得意义”、“在场”等术语，代替决定论的术语的时候，任何可以自诩为“客观地审视”，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

　　这里似乎有一个“比特”之门：要么参与，要么禁闭。任何中间的状态都是过渡状态，不是稳态。

　　“对与错”让位于“怎么说”

　　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不同，不是关于“幸福”和“快乐”的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也不同，不是争论什么是“正义”与“道德”的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关于“如何幸福”和“如何道德”的经济学，或者说，是关于行动的经济学。行动主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指归。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意义都是自然地被审视的，任何态度都先天就是一种态度，任何话语天然属于话语，任何文本纯粹就是文本。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不纠缠“是非”、“曲直”、“正误”，在新制度的能量场中，没有哪个点是独一无二的“好点”、“道德的点”、“公正的点”、“客观的点”；只有“驻留的点”、“占据的点”、“尚未被占据的点”、“重新占据的点”。

　　因此，当我们模仿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讨论“产权问题”、“交易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冥冥之中有一个潜在的框框，即总是无法克制这样的冲动，将这些问题与俗话的“道之理”(简称或合称“道理”)联系起来。

　　一种先天的假设是：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之理”。一切关乎问题的结论，都以这个“道之理”为指归。

　　但是，正版的(美国版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似乎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新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重要的不是“说的是否在‘理’”，而是“说了些什么”和“怎么说的”。

　　这个巨大的差别，将使用(看上去)无差异的同一套术语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拦在了鸿沟两岸。

　　正版崇拜

　　如果说，那些位于正版发源地的左岸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正版”问题上的纠缠，其实是从$的角度，而不是“意义”的角度的话，处于右岸的“拟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必须戴一顶尺寸适当的帽子。

　　这个帽子，或许恰好是“位于此岸”的标记。

　　所以，使用正版“拟新制度经济学”术语的、或者认为自己在使用正版“拟新制度经济学”术语的学者，好比在讲普通话。字之正、腔之圆的重要性，在使用正版的“拟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远大于“说了些什么”和“怎么说的”。因为已经存在一个“合法的尺度”，所以是否“正版”从此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比真正“正版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在乎学术的渊源、引言的出处、典籍的真伪。

　　这种情境下，对美国本土的正版新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正版”二字实际上是位于我们的“后进的”、“模仿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指认美国的一个重要标记。相反，对“这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而言，很自然地处于了学术的“下风口”。

　　这其实是一个缠绕得非常厉害的状态。

　　人均GDP大于3万美元、单边主义、自由宪章、后现代思潮，成为一个已经“颠覆完毕”，或者“在颠覆中创新(熊彼德)”的话语氛围，这是正版之成为正版的标识。

　　正版的存在，为一切的

　　“非正版”规定了边界、划出了鸿沟。

　　我正在阅读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但我阅读到的，是“完成进行时态”。

　　一个重要的注记：以上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事实上不止于“新制度经济学”。用Word中的“替换”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将这个词语替换成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词汇，不影响整个文章的结构和意义。

　　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注记：文中，“美国”和“我们”可以替换成任何一对矛盾的主体。这一对主体具有如下特征：一个在此处，另一个在彼处。如在河流的此岸与彼岸；在时间之矢的此刻与彼时；在经济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执于财富的贫与富两端；Wilson的数字鸿沟之两岸；微软与Linux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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