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 王超

　　如何在突发的灾害面前兼顾多个利益主体和实现多个目标，是对组织应变能力的考验，而应变能力来自机制保证。

　　家里被盗，于是思量“亡羊补牢”的办法。一是自己看家，这样最牢靠(心理感觉是这

样的)；二是雇一个人，养一条狗替你看家；还有一个办法可能是安装一套电子防护系统。如果是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我会选择第一种；但从长期看，我们只能选择第二种或者第二种与第三种的组合，因为我不能怕丢东西就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了。

　　“非典”的爆发正在给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带来突如其来的冲击。整个社会积极应对，但“调动所有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不可能持续太久--无论这件事有多重要。因此，当“非典”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抑制之后，“尽量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非典”的确是一场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但它并非经济危机。因此，必须尽量维护正常的经济和生活秩序。但要在“抗击非典”和“维持经济增长”两个战场同时取得胜利也绝非易事。最主要的原因是“非典”与洪水、地震不同，“非典”的灾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它对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减法”，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函数关系，是非线形的，而且是在我们经验之外的。因此，如何妥善应对是一个“复杂系统应对不确定的外来冲击”的问题。而且，还需要注意的是，类似“非典”这样的突发灾害也许“空前”，但绝非“绝后”。因此，建立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已经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从这次“非典”疫情就已经感觉到：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最大的经济问题。

　　国家需要建立怎样的危机处理机制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软科学”研究课题。笼统地说，机制应该包括规则、程序、组织和手段。其中规则和程序正在完善之中，包括法律的健全和危机预案的安排。在组织方面，已经有人提议成立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事实上，在这个组织的体系中不光包括政府，很多社区和乡村一级的神经末梢也需要发挥作用(但要注意有时他们的行动过于激烈)。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在这场危机中却表现得相当薄弱，在手段上也需要改进。比如，如果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卫生信息系统，就可以随时监测各个医院门诊的病例统计，迅速判断出是否有某类疾病异常增多，而不会出现流行性疾病已经持续一个月，但由于“医院分不同部门管理，所以无法对发病人数作出准确统计”的怪事。

　　事实上，这种突发的灾害也是对企业应变能力的考验。今天的企业大多数已经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动物”，它们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却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和经济环境，特别是大企业。他们要维持自己的长期发展，必须在股东、员工和客户利益之间作出很好的平衡，同时还要处理好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这也需要掌握“平衡术”。

　　在“非典”时期，企业做了哪些应对呢？本刊记者在非常时期仍然通过各种方式采访了大量的企业，并且与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公司合作，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外商投资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和投资信心做了调查。相信本期的“封面报道”对于企业在非常时期的应对之术的分析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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