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享有江湖老大的地位，却不能像其它外资巨头一样在中国取得好收成。

　　从“目空一切”到不得不放下架子与中国展开深层次的合作，微软交了不少学费

　　冷眼观察盖茨访华

　　微软在香港的竞争对手Sybase主席程守宗一针见血地指出，微软的态度太过狂妄。其表现可以概括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无所不知。你们只需支付一切费用，我们会做得很棒。

　　微软资深副总裁兼首席中国市场战略家Craig Mundie：要么帮助中国壮大起来，从而得到长远的利益；要么就作出和别人一样的战略设想。

　　已经习惯按照收入支配投入的微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市场需要培育。

　　当全球经济遭遇大衰退之际，高科技行业也适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滑坡。但在亚洲大陆上，中国却隐隐显示出无限商机。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8%，比全球经济巨人美国要高出两倍多。而且，中国经济在许多尚未开发的领域潜力惊人。

　　中国的13亿人口拥有数百万个算盘，但却只有3600万台电脑。中国的个人电脑市场拥有全球最快的发展速度，有望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脑市场并在三年内翻一番。一台个人电脑价格大约为870美元，比中国工人的平均年薪还高，但在去年，中国的消费者总共购买了760万台电脑。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商，微软认为，在中国市场取得丰厚利润而耐心等待是值得的。该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兼首席中国市场战略家Craig Mundie说道：“这是一个长期的机会，具有巨大的利润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是否会为获取丰厚的回报而苦等10—20年而高兴？这是当然的。”

　　1989—2002年得势不得利

　　微软首次涉足中国市场是在1989年，当时该公司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分公司。不过，微软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是在3年之后。1997年，微软又在上海开办了一个技术服务办事处，专门向亚洲地区的公司客户提供服务。1年后，微软在亚洲的首个研究办事处选址北京，其目的在于网罗日益壮大的顶尖的中国软件工程师队伍。不过，微软略嫌虚张声势的做法在中国却行不通。香港的竞争对手Sybase主席程守宗一针见血地指出，微软的态度太过狂妄。其表现可以概括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无所不知。你们只需支付一切费用，我们会做得很棒。

　　1999年，微软的中国总经理吴士宏毅然辞职。在随后她写的一本关于微软公司的书中，吴士宏揭露了微软公司自负和自私的一面，指出该公司无意在发展中国家对其产品减价，其行为如同中国消费者的“敌人”。

　　现在，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情愿选择免费的Linux系统，而不是微软的操作系统。2000年6月，中国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在合作下成功推出了Linux的中文版—红旗(Red Flag) Linux。借此东风，Linux台式电脑和服务器都在中国市场抢占了不少份额。2001年，它在中国的操作系统市场上占有1·４%的份额，但IDC表示到2006年占有率可望翻一番。14个月前，微软未能成功说服北京市政府采用其软件，战胜他们的恰恰就是Linux。

　　去年3月，微软的又一竞争对手Sun微系统向中国教育部免费提供其StarOffice软件的副本，所有的管理员、教师和学生均从中受益良多。StarOffice软件刚好是微软的办公室软件的市场劲敌，值得一提的是前者在微软的Windows或Linux两种操作系统下都可运行。同时，中国邮电局和IBM签订了合同，其下1200所邮局都采用Linux系统。采用这一系统的还有中国统计局。

　　微软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微妙的十字路口。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微软在中国市场的盈利却远远低于其预计的水平。但他们并不会轻言放弃，因为中国很可能会在10—20年间壮大成为全球的一个经济大国。Mundie表示，目前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帮助中国壮大起来，从而得到长远的利益；要么就作出和别人一样的战略设想。

　　2000—2003年欲求翻身代价沉重

　　在2002年6月，微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成功笼络中国消费者，包括在未来3年中投入7·５亿美元。该公司向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承诺，将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技术培训。这一交易要求微软从中国工厂购买Xbox游戏平台并和地方组建合资公司。微软还计划在2005年增开7个办事处。

　　同时，微软还准备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让，涉及项目多达数十个。为了培训新一代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微软派出了35名精英—包括微软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张亚勤前往中国的高校担任程序设计的客座讲师。微软在高声控诉盗版行为的同时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他们将和印度一样拥有发达的国产软件业。目前，微软和中国教育部开展了一个为期3年耗资2500万美元的合作项目，名为“长城计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校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微软研究员们也同意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共同参与研究项目，旨在为2008年的北京“数码奥运会”奠定基础。

　　微软还在分别和北京、杭州、哈尔滨和香港的四所高校合办了研究实验室，而另外15家大学则得到微软总共500万美元的资助。此外，该公司还授予59名中国的计算机博士生Microsoft Fellows称号，并且向200名计算机和电力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提供在北京的微软研究所进行实习的机会。

　　研究机构是微软在中国市场不多见的亮点之一。去年微软在全球5个实验室总共投入51亿美元。除了美国本土的3个和英国剑桥的1个实验室外，另一个设在北京。张亚勤介绍说，花在北京实验室的花费和其他四所加在一起不相上下。　　　　

　　2003年—放下架子从“小”做起

　　除了在研究所和高校之外，微软还和中国的软件公司合办了两个合资企业，并破天荒地和小公司进行合作。微软的首个合作伙伴—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Censoft )刚刚在北京的西北部建好一个“硅谷式”的办公室。一年前，微软曾宣布会以230万美元购买该公司19%的股份。公司董事长朱希铎表示，他从微软工程师那里学习基本知识后模仿微软系统并用于大规模的发展。

　　微软在中国的投资始于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早期。在软件业发达的印度，微软也和当地政府、学校和公司进行合作，但未来3年中计划用于支持印度的4亿美元投资却和中国的投资有着不同的形式。1987年，微软在印度的首家办事处诞生，比中国早2年。不同的是，当时微软的合作伙伴们已经在业界名声甚隆了。

　　微软的张先生感慨地说道：“仅仅在五年前中国的软件业基本上并不存在，但其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尽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软件业发展很可能(比发达国家)落后500年，但北京、上海和一些大城市却仅仅落后5—6年。”总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以写软件为生的程序设计员一族。如此推算来，微软很可能在未来的中国软件市场分得一大杯羹。摘自2月17日出版的《福布斯》本报记者甄芹编译

　　-记者观察

　　微软中国为何害怕“冒富”

　　《福布斯》日前的一篇报道和国内某IT评论人员对报道的驳斥，将微软中国的财务问题再度摆上台面。由于谁都没有能够将微软中国的财务报告摆上台面，因此是非结果也只能见仁见智。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向张扬的微软那么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财务能力呢？

　　客观上来说，尽管基于企业级产品的新业务在中国宣传得热火朝天，但这些收入在微软中国的收入比重非常小，据微软员工透露，中国部分的收入还是主要来自电脑使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90%的电脑使用的是微软的操作系统，按照Gartner最新统计，2002年中国市场的PC销量为930万台，其中70%以上是品牌机。按照微软之前公布的每套50美元的价格，收入将超过3亿美金。在加上其它渠道和其它软件的销售所得，微软2002年收入理论上超过4亿美金。

　　由于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和中国技术中心的收益是独立核算的，因此微软中国的收支主要是其作为销售公司自身的运营收入与支出。微软中国的支出主要是运营支出和投资。以微软900人的员工队伍来说，运营成本最多不会超过1亿美金。

　　至于投资，尽管微软在全球是赫赫有名的软件大哥，但其在中国的投资着实屈指可数。

　　微软中国2002年有据可查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三个合资公司和“春耕”、“军团”等几个公益事业、售后服务投资，即使全部在2002年到位也不超过1亿美金。从这笔流水账可以看出，尽管与其他在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相比，微软收益并不高，但也不至于到亏损的地步，难道微软自己有一套会计原则吗？

　　微软中国从来不愿意讨论自己的收益问题，理由正当而简单：“我们是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上自有分说，不方便透露。”一些分析家认为，正是由于微软在中国的总体受益低，所以无论微软是否盈利，最终呈现在微软总部的那份考核，总是不能引起高层的愉悦之情。市场能力和实际收益表现的差距才是微软中国亏损之说的依据。

　　在高群耀离开微软的时候，为深究高群耀的离职原因，媒体一度追查过微软中国的业绩。撇开一些人事上的摩擦理由，高群耀的业务成绩的确是微软总部和亚太考核的重要依据。据说也正是由于业绩问题，最终造成了高群耀被迫离职的客观理由。事实上，无论是当年风光离职的吴士宏还是黯然神伤的高群耀，在离开微软的时候都曾经提到微软对中国的高回报期望。已经习惯按照收入支配投入的微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市场需要培育。

　　去年鲍尔默带着60亿来了，但并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孙玉芳研究员表示，“至于有些媒体宣称的2002年6月鲍尔默和国家计委签下的62亿元大单，不能理解为投资协议，那只是一份合作备忘录。商业采购不是投资，甚至谈不上投入。”

　　现在比尔·盖茨来了，微软中国未来的投资表现就要看，盖茨与中国政府高层会面的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谁说服了谁。(本报记者 卢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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