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2002》年度报告

　　姜奇平

　　中国信息化，与美国新经济，到了该说“分手”的时候了。

　　在第二次浪潮中，人们曾长期把工业化与西方化当作一回事。但两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科学技术带来了战争灾难。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成为当时独立思考的结论。

　　在第三次浪潮中，人们也一直搞不清信息化与美国化的区别。但纳斯达克风波，促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先进生产力带来了股市灾难。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这应当是当前独立思考后的结论。

　　总结历史，我把教训归结为，美国搞的是发达条件下各方面关系失衡的信息化。而中国无论考虑终极目标，还是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都要求搞相对均衡的信息化。这就是二者不同所在。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我理解，至少需要包括在跨越式发展中缩小数学鸿沟的相对社会均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相对产业均衡，先富带后富的相对利益均衡等内容。这些是与美国人的新经济完全不同的东西。

　　美国新经济失衡的出发点

　　美国商务部，曾以《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998年)、《浮现中的数字经济2》(1999年)、《数字经济2000》(2000年)连续三年的数学经济报告，奠定了作为美国新经济桥头堡的地位。可自从部长戴利投入选战，并随戈尔失利淡出，部长换人后，2001年整个一年哑了炮，以致“数字经济2001”被遗憾地空过。直到今年《数字经济2002》发布，美国新经济的“香火”才终于被续上。

　　1998年11月，我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出版《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时，心情可以用“敬畏”二字概括。这完全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是一种面对先进生产力潮流和落后挨打危机的本能反应。但四年后的今天，当我再读《数字经济2002》的时候，心情完全变了。我们对老师开始从敬畏，发展出一种“原来大人也有蛀牙”的感觉。

　　《数字经济2002》分析到IT投资减少但新经济仍持续的形势，在线环境的改善，新经济中的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应用在生产率和通胀方面的产业水平的效果，新经济中的工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销售以及IT对教育的影响等。《数字经济2002》从中分析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尽管经济衰退和不景气，但美国产业界仍继续努力，在建设这个国家的IT资本股市，在调整人员技能和IT服务来为IT资本造就更有效率的可靠基础，在为强有力的经济创造可持续的基础。

　　这份报告与前三部报告，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看来并没有受部长换人的影响。但我换了今天的眼光，再看数字经济报告所反映的一系列观点，却发现了一个过去从没发现的根子上的大“蛀牙”：

　　美国“新经济”，在从“供给决定需求”的总角度立论的。

　　《数字经济2002》的新经济定义，就是一个供给导向的定义：“我们把新经济定义为一种经济，在其中IT和相关投资驱动着较高生产率的增长。”

　　数字经济系列报告，多年来一直在用生产率的是否提高为主线，来论证新经济的合理性。因为新经济是否能够提高生产率，一直是新经济的正反双方争论的核心。而生产率是供给能力的主要标志。换句话说，人们一直都是在围绕新经济的“供给”能力做文章。但较少有人正面从理论上回答人们对新经济“需要不需要”这个需求方面的问题。

　　《数字经济2002》也不例外。我注意到，报告中两次提到罗伯特.索洛，因为他是“生产率悖论”的标志性人物。报告写道：2000年初，诺贝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说，“由于(新经济)在幸免于它的第一次衰退之后，(1995年后)生产率改进表现出的持久性”，他“感觉更好了”。意思无非是，连“生产率悖论”的提出者都转变了看法，可见问题已经解决。报告接着提出重磅的证据，进一步说明信息技术提高生产率的事实：“在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生产率增长维持在创纪录的大约1.9%的水平上，好于美国1973-1995年间和几乎整个前进中的1995-2000年间的正常水平。”报告因此宣称，“经济疲软期间生产率持续强劲的增长，使美国产业界想起了过去和当前在IT设备、软件、服务以及相关的人力技能方面持续投资带来的好处。作为结果，也就是在这些产业界人士继续建设未来美国经济强盛的基础的时候，他们相信新经济的好处”。

　　尽管报告沿着反驳“生产率悖论”的总思路得出的各种推论和实证材料都值得学者认真研究学习，但这个总的角度本身却有问题。

　　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应有后半句话??“需求决定供给”??，才算完整。我不是偶然地提出这个质疑，而是长期思考，最后把问题归结到这里。信息化的效益在哪里，难道提高生产率就是有效益？消费者没有需求，哪来效益？生产率只是反映供求矛盾中“供给”一方、“生产”的一方的事情。而从“需求”一方、“消费”一方看，效益就不能简单用生产率来归纳。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在生产过剩条件下，难免成了“有效地做无用功”。在现实中，需求不是自发产生和满足的，不当的体制和政策，都可能在宏观上扩大供求缺口。这正是纳斯达克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理论上的一时疏忽，而有更为深刻的体制根源。

　　这是“美国特色”信息化的软肋所在。

　　从需求角度发现问题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美国生产率导向的新经济，最羞于启齿的一个问题是，本来，市场应自发导致供求均衡，但为什么头号市场经济国家，创造出纳斯达克股市暴跌这样一个达几千亿美元之巨的需求缺口？如此过剩的新经济供给，为什么找不到对应的需求。我们过去寄予厚望的后继需求，到底在哪里？这里一定有系统的错误。

　　让我们一层一层剥开这个问题的内核：

　　第一层：市场失灵了

　　显然，问题不是生产率提高没提高，赶上过剩，现有生产率作用尚且发挥不出来，何况再去提高它。我们看到第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微观上，每个厂家都在努力按市场原则去做事，努力的结果是，宏观一算总帐，IT产品大大过剩。换句话说，微观上是按供求均衡的思路去做，宏观上得到了供求不均衡的结果。需求不能自发提高以适应供给，这就是美国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第二层：需求不足的解决办法

　　在美国制度性的长期供大于求情况下，需求怎样才能填上与供给间的缺额呢？

　　无非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消费者需求升级，一个办法，是增加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使广大需求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

　　但美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读报告：“在一个放慢的经济中下降的利润，已经削弱了企业投资，包括IT投资在内。虽然如此，需求仍维持在按历史标准明显的高水平上。”详细看下文，原来这里说的“需求”，是指企业对IT的投资。按这个逻辑，提高需求，就是提高投资需求。只要有了投资需求，就可以进一步扩大IT供给。换句话说，用供给进一步扩大供给。

　　第三层：从需求角度看生产率悖论的“虚伪”

　　我认为，由美国人提出“生产率悖论”，是对信息化的贪心不足使然。按供给创造需求的思路，当供给不足时，创造更大的供给，带来的需求，可以把前一个较小的供给不足填平。“生产率悖论”是在这么个背景下提出的。

　　本来，信息化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生产多少是合适的”，定位在生产与消费的吻合上；而提高生产率，在于确定“可以生产多少”，定位在生产提高上，只不过是信息化的“副产品”。用提高生产率作为信息化作用主要标志，是一种偷换概念，是把信息技术的工业式利用，当作了信息化的结果。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相对于其它国家，不是生产率还不够高，而是生产多少更合适，合适的尺度，要考虑环保、可持续发展、缩小数字鸿沟、利益相关者治理等综合限制条件来确定。按照这种尺度，首要的问题，是限制那些属于“贪心”的需求，而不是用供给再去创造需求。

　　第四层：结合背景看需求不足问题的实质

　　美国新经济的问题，不是生产率不高，需求多得满足不了。也不是生产率过高，如果生产率过高，只要劳动力成本上去，转化成的有效需求会同步提高，最终会达到供求平衡。而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天然就会造成过剩。造成这种过剩后，需求的巨大缺口，从体制上说，不会自发地、主动地从增加消费者数量角度考虑问题，而宁愿从生产者角度想办法。

　　里根时期是喊出供应学派“供给决定需求”的减税主张，劫贫济富，结果是全社会生产能力更高，消费能力更低；克林顿时期是想法让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将消费的钱变成股市上投资的钱；布什干脆用发动战争这种凯恩斯时代的老办法用有支付能力的无效消费(战争消费)来消耗过剩的生产力。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一一对应。不仅在微观上供求对应，也要在宏观上供求对应。美国经济体制，则是在微观上追求供求均衡，但在宏观上总是供求失衡，供大于求；换句话说，在微观上是市场经济，宏观上却背离了市场经济。萨伊提“供给创造需求”，前提应是分配结构合理。而在美国，供给不能创造真正有效的需求，原因就在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搞信息化，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

　　中国搞信息化，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说句顽笑话，是要恢复被美国破坏了的市场经济的传统。是以宏观均衡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故意在宏观上制造不均衡的“市场经济”。

　　这样，在信息化上，有几点特色是美国不肯但中国要追求的：

　　一是通过信息化在跨越式发展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

　　可持续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就是宏观均衡的意思。可持续发展是指人与自然在总供求上平衡，缩小数字鸿沟是指富国与贫国在总供求上平衡。这是从需求出发，讲效益的终极境界。从根本上说，只有提高弱势的方面需求，才能平衡强势方面的供给。否则一切只能诉诸危机解决。中国要稳定，不愿用危机方式解决矛盾；中国要和平，也不能象布什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解决问题。这不是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可持续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这个口号本来应当由发达国家来喊，因为他们生产力发展阶段达到了。但他们不觉悟，我们只好自己提，但不是要即刻实现，马上实现，而是作为终极目标来提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东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把可持续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作为一个追求方向。这是一层“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还表现在“跨越式发展”上。这是实现终极目标的现实路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缩小数字鸿沟的条件，或实力基础。中国还没进入信息社会，没有实现信息主导的经济，自己发展得不快，还可能掉到沟里，更没有实力和资格去谈“持续”和“缩小”，我们不可能用降低自己发展速度的办法，去与别人谈可持续发展和消除鸿沟，相反，只有通过跨越式发展，追到前面，才可能现实地谈论宏观上的秩序和均衡。

　　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信息化一个重要特色，是要讲经济系统自身的平衡。美国的工农业基础雄厚，而且可以通过全球化，形成有利的国际贸易分工，再不平衡，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他“骗”东南亚或阿根延这样的冤大头来转嫁危机。所以它并不刻意去讲产业平衡。相反，美国希望用自己高端的产业优势，把别人压榨干净，越不均衡对他越有利。

　　中国既然不能去损人利己，不能去剥削别的国家，自己的工农业基础又不稳固，因此信息化策略的基础，一定是要把国内分工体系搞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通过产业发展的相对均衡，让基础产业为主导产业和先导产业提供原料和物质基础，让主导产业为先导产业提供资金、人才积累和市场，让先导产业为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形成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才能达到需求上的平衡。

　　从这个高度认识效益问题，效益的基础是需求，在中国最大的需求，来自传统产业改造，来自传统产业背后的需求动力。我们不可能按美国人的逻辑，老百姓需求不足用战争找补，国内需求不足到国外去找补，货币市场需求不足到国际金融市场找补，只能是哪里需求不足，在哪里就地解决，然后才谈得上眼睛向外。这样的效益才实在。

　　这样一来，奇怪的要求又发生了。就是对生产率问题的再认识。我前面批评滥用生产率悖论，是基于美国是发达国家工业化任务已完成这个实际。对中国来说，也许情况相反。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工业化的核心确实是提高生产率，因此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一定非要发挥信息技术的特长，也完全可以发挥信息技术所“短”。信息技术所“短”中的特长(即次要特长)之一，确实是提高生产率，特别是提高规模经济中的生产率。因此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和美国不同，倒是应当重视解决生产率悖论问题。当然，信息技术在范围经济和差异经济这些特长领域的应用，在实践中的贡献会逐步取代生产率的贡献，带动经济走向生产率不太起作用的个性化经济，那是后话。

　　三是信息化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一条原则：全体消费者需求的最大满足。美国已背离了这一原则，变成生产者导向的了。美国信息化不太考虑“最广大”这个范围的事，共和党想的是上层企业家，民主党想的是中下层企业家，但都是企业家，而不是“最广大”这部分的需求如何满足，反正替代他们需求的方案有的是(比如，让拉登多活几天，与萨达姆多耗几年，都可以为共和党选民创造出足够多的凯恩斯意义上的替代“需求”)。

　　而中国信息化必须考虑“最广大”这部分的需求，这不是当口号说说玩的，要真抓实干。这首先是出于经济自身的需要。中国搞信息化最担心的是，只有城里少数人能享受到好处，而信息技术的利益不能扩散到广大乡村，让中低收入阶层分享。如果是这样，信息化非因需求不足而失败不可。DOTCOM们离开了资本市场输奶，在市场上让“需求不足”一憋就死，就是前车之鉴。

　　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其实也是正根的“中国特色”。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得好：“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如果利不能为天下共享，就不符合“道”的原则。孔子答鲁哀公问时也说：“政之所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农村改革实行富民政策的实践表明，如何让“最广大”这部分人得到好处，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信息化应把“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这样才符合中国民众心理。如果信息化狭窄到只是为官僚、企业家、少数精英服务，那信息化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意义，就会消失殆尽。

　　　归纳起来：

　　中国和美国的新经济，都要求优先发展以IT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但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美国牌的新经济：

　　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从终极意义上说，以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要求在增长和跨越式发展中注重社会均衡。

　　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重视基础产业地位的加强，要在结构调整中注意产业均衡。

　　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强调重视不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发展，强调以富民为核心的利益均衡。

　　与美国数字经济的阳春白雪比例起来，这些特色好象都在往地底下面钻，但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信息化才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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